修补GDP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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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和评价在一个国家之内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有1981-2007年52个国家的主观幸福感按时间序列分析的数据。我很荣幸地报告主观幸福感在45个国家中是上升的，而在所有的6个东欧国家中是下降的。最重要的是，主观幸福感被分成幸福感（情绪）和生活满意度（评价）两个部分。大部分情况下，生活满意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而情绪的好转则与国家的宽容度增加有关，因此幸福感和收入同时增加的推论经不起推敲。事实是，你对生活环境的评价和收入同时上升，但你的情绪不是。

当把生活满意度与收入的关系做成图，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异常情况就出现了，它们暗示着美好的生活是超越金钱的。哥伦比亚、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很低，但是他们的人民却很快乐。丹麦、瑞士和冰岛的国民非常富有，但他们的幸福感已经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所能提供的幸福感。加尔各答的穷人比圣地亚哥的穷人开心得多。犹他州的人比他们的收入所能提供的幸福感要幸福得多。这些生活很富足和生活很贫穷的地方给了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幸福”的启示。

因此我认为，GDP不应该是衡量一个国家好坏的唯一标准。不仅生活质量和GDP之间存在惊人的差异，而且政治会依据考核的标准而进行调整。如果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那么所有的政治都会围绕如何赚更多的钱而展开。如果幸福也被纳入衡量体系，那么政策的目标会变成如何增加人民幸福。埃德·迪纳（Ed Diener）[29]和我曾在30年前提出用幸福来代替或者作为GDP的补充，经济学家们却不屑一顾。幸福曾如他们所说，是没有办法测量的，或者至少不像收入那样能够准确测量。不过，这种说法如今不再正确，我会在最后将阐述这个问题。

金融危机中的幸福感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2010年上半年），整个世界开始从可怕的金融衰退中恢复过来。我当然也被吓怕了：接近退休年龄，有老婆和7个孩子要养，我的一生积蓄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少了40%。到底哪里出错了？我们应该怪谁？当股票暴跌时，我听到了各种“替罪羊”：贪婪、缺乏控制、CEO薪金过高（却又太蠢而不了解他们年轻聪明的雇员创造出的衍生品）、布什、切尼和格林斯潘、股票卖空、短期主义、不择手段的按揭推销员、腐败的债券信用评级，以及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的CEO吉米·凯恩（Jimmy Cayne）在公司陷入偿付危机的时候还在玩桥牌。我想读者对于这些信息（除了吉米的桥牌外）并不比我了解的少。在我看来，有两大肇事因素，那就是糟糕的道德和过分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