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情绪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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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感冒会持续多久？对于一些人来说，感冒只持续7天，但对很多其他人来说，感冒会持续两三个星期。哪怕其他人都病倒了，有些人还是跟感冒绝缘；但也有人在一年内会感冒好几次。你大概会提出异议：“这一定与免疫系统的差异有关。”不过我要提醒你，不要完全相信那些流行的“免疫神话”。我希望科学已经证实，免疫系统“强”的人群可以更好地抵御传染病，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令人惊讶的是，心理状态对感冒的影响却得到了更好的证实。发现情绪能影响传染病是心理学最动人的故事之一，主角是一位害羞的、讲话轻声细语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谢尔登·科恩（Sheldon Cohen），他的研究成功地将生物学与心理学衔接起来。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幸福的人不太抱怨，他们很少会显露出痛苦和疾病的症状；一般而言，他们呈现出更好的健康状况。相反，悲伤的人会更多地抱怨痛苦，表现出更糟糕的健康状况。两者在事实上可能有着相同的生理状况，是悲伤与幸福感改变了他们看待自己身体症状的方式。或者，也可能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描绘症状时的偏见：悲伤的人们总是只注意到消极症状，而快乐的人们只看到好的一面（请注意，这种偏见不能解释乐观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的发现，因为那些研究没有针对冠心病症状，而是死亡本身）。因此，抑郁者感受到的痛苦更多，更容易患感冒；快乐者感受到的痛苦较少，患感冒也较少。在谢尔登·科恩的研究之前，医学界将这些差异视为人为的假象。

谢尔登做出了大胆的尝试，给被试感染上一定剂量的鼻病毒，这种病毒会导致普通的感冒。我用“大胆”这个词，是因为他费尽曲折才获得了卡内基梅隆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的批准，允许他无须披露这些研究的细节。

伦理审查委员会

我敬佩谢尔登的勇气，同时也为他的实验能获得批准而感到欣慰。我有一种深深的担忧：在当代美国，科学受到的束缚太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向独立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交研究计划，审查它们是否符合伦理。这是因为当时的一些研究爆出了丑闻，发现很多病人和参与研究的被试并不清楚自己会遭遇的潜在危险。伦理审查委员会不仅能保护大学不被起诉，还能展示一个开放社会的伦理观。问题是，伦理审查的费用不菲。我猜，宾夕法尼亚大学（只是数以千计的美国研究机构之一）每年要在审查上花超过1000万美元的费用。伦理审查委员会使得科学家们陷入“地雷”密布的泥潭中。据估计，我的实验室每年都要花500个小时来填写这些审查表格。

起初，伦理审查委员会只是警告人们某个研究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但现在它有了更高级的使命。只要你想做一次有关幸福的问卷调查，哪怕是试点，那么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花几个小时来提交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文件。据我所知，在这40多年里，伦理审查委员会花了几十亿美元，却没有挽救过哪怕一条生命。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可能拯救生命的科学研究横挑鼻子竖挑眼。下面我来讲一个我所知道的，在心理学历史上，也许是整个医药史上最救命的研究案例，它能表明伦理审查委员会究竟错在哪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几年后，出现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传染病疫情，其传播势头直到20世纪早期才被遏止。这种传染病就是麻痹性痴呆，它的症状始于胳膊和腿的疲软，接着出现怪癖，继而出现夸大妄想，最后发展到大范围瘫痪、昏迷甚至死亡。没有人知道原因，但有人怀疑，它是由梅毒引起的。有些麻痹病人带有梅毒，但这些病例显然构不成充分的证据，因为也有许多麻痹病人坚决否认患过梅毒，而且他们的确也被证实没有携带性病。在这些麻痹病人中，65%有过明显的梅毒病史，相比之下，非麻痹病人中只有10%曾感染过梅毒。然而，这个证据当然只是暗示性的：梅毒不是根本原因，因为不是100%的麻痹病人都曾患过梅毒。

梅毒的典型症状——生殖器上的疮，在几周之内会消失，但疾病不会立即消失。梅毒就像麻疹一样，你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说得更直白些就是，如果一个人已经患过梅毒（麻痹症患者），那么当他再次与另外一个梅毒携带者接触时，他的生殖器上就不会长疮了。

有一种方法可以通过实验来确认，是否所有的麻痹病人都曾感染过梅毒，但这种方法太冒险——将梅毒病菌注入这些麻痹病人体内，看看这些患者是否会感染病毒，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得两次梅毒。基于这个设想，德国神经学家理查德·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做了一个重要的实验。1897年，他将从梅毒疮提取的物质接种到9个麻痹病人身上。所有这些人都否认曾患过梅毒，结果却无一人引发梅毒疮，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他们都曾感染过梅毒。

埃宾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世纪最流行的精神病很快就被抗梅毒药消灭，成千上万的人得救了。

这种实验如今是无法进行的，因为任何一个伦理审查委员会都不会批准它。而且更糟糕的是，甚至没有一位科学家——即便是最勇敢的科学家，会向伦理审查委员会递交这样一个提议，尽管他知道这能挽救很多生命。

谢尔登·科恩的研究就像埃宾的工作一样，是充满勇气的，因为它有可能会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幸福实验

在一个大胆的实验设计中，科恩探索了积极情感对传染病的影响。在科恩的所有研究中，大量健康的被试先是连续7个晚上接受访谈。他们会得到很高的报酬，之前也充分了解了接下来会遇到的相关风险。然而，许多伦理审查委员会并不允许这项研究继续下去，因为对他们而言，“高报酬”等于“强制”。

根据这些访谈和测试的结果，实验人员给被试的平均心情——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打分。积极情绪由“充满活力”、“精力充沛”、“快乐”、“放松”、“平静”以及“欢快”等评语组成。消极情绪由“悲伤”、“郁闷”、“不高兴”、“紧张”、“敌对”以及“不满”等评语组成。注意，在有关情绪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的医学文献中，使用的是面向未来的乐观与悲观特征评定（例如，“我预感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再次发生”），但在这个实验中不同，它评定的是暂时的情绪状态。同时，年龄、性别、种族、健康、体重、教育、睡眠、饮食、运动、抵抗力水平以及乐观等可能的混淆因素，或者说潜在的外在因素，也得到了测量。

然后，所有的被试都将鼻病毒喷入自己的鼻子内，留院隔离观察6天，让感冒病毒侵袭人体。感冒程度的测量，不仅是通过自我报告的症状（这可能会受到不同人主诉差异的影响），还会通过更直接的黏液量（对鼻涕纸进行称重）以及充血情况（计算注入鼻子的染液到达喉咙后部花费的时间）来测量。结果是显著的，也是令人信服的。

结果，此前积极情绪较高的人比平均情绪水平的人群更少患感冒（参见图9-1）。相应地，平均情绪水平的人群比那些积极情绪较低的人群又要更少患感冒。这一效果是双向的，即相对于平均人群而言，较高的积极情绪使人变得强壮，而较低的积极情绪使得人变得虚弱。

图9-1　积极情绪与感冒之间的关系

消极情绪较低的人也比其他人较少患感冒，但影响较小（参见图9-2）。显然，推动因素是积极情绪，而非消极情绪。

图9-2　消极情绪与感冒之间的关系

积极情绪是通过什么样的生理机制来减少感冒的呢？由于被试都被隔离观察，因此睡眠、饮食、皮质醇、锌以及运动方面的差异已被排除。关键区别在于白介素-6，它是能诱发炎症的一种蛋白质。积极情绪越高，白介素-6水平就越低，因此炎症也较少发作（参见图9-3）。

图9-3　不同积极情绪水平每天白介素-6的变化（只包含感染感冒的被试）

谢尔登用流感病毒重复了这一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积极情绪的风格是推动因素。此外，他还排除了自我报告的健康、乐观、外向性、抑郁以及自尊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