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死亡率高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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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通过研究习得性无助才进入疾病心理学领域的。在用三组设计研究生理健康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老鼠和癌症。麦德隆·维森泰纳（Madelon Visintainer）和乔·沃尔派斯利（Joe Volpicelli）当时是我的研究生，他们在老鼠侧腹植入了具有50%致死率（LD 50）的肿瘤。然后，我们随机将老鼠分成三个小组：一组受到64次轻度痛苦的、可逃避的电击（掌控组）；一组受到同等程度的、不可逃避的电击（无助组）；另一组无电击（对照组）。这是实验的第一部分。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观察哪些老鼠因癌症而死亡，哪些老鼠幸免于癌症。正如我们所料，在没有遭受电击的控制组中，有50%死了。无助组中有75%的老鼠死亡，这说明无助感削弱了体质。掌控组只有25%的老鼠死亡，这表明掌控感的确促进了健康。
我要指出的是，这个实验是我最后一次参与动物实验，它被刊登在1982年的《科学》杂志上。为什么这是我参与的最后一次动物实验呢？因为从伦理方面来看，我爱护动物，发现自己很难出于任何目的给动物造成痛苦——哪怕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不过，科学的理由更能说服我：那些我最感兴趣的问题，通常可以用人类被试，而非动物被试，来得到更直接的回答。所有动物实验在推广到人类时，都要纠结于外部效度这一问题。
这是一个被忽略的、但非常关键的问题。当初吸引我投身到实验心理学中去的是其严谨性，或是我们称为的“内部效度”。对照实验是内部效度的黄金标准，因为它能够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是火把水烧开了吗？打开火，水沸腾了。没有火（对照组），水就不会沸腾。是无法控制的逆境刺激了肿瘤生长吗？给其中一组老鼠施加不可逃避的电击，给另一组相同程度的可以逃避的电击，然后将这两组与第三组没有遭受任何电击的老鼠进行对比。受到不可逃避电击的老鼠长肿瘤的概率更大。因此，不可逃避的电击导致了老鼠肿瘤的生长。然而，对于人类癌症的诱因、无助感对人体癌症的影响，以上实验有多少借鉴意义呢？这就是外部效度的问题。
外行会嘲笑心理学实验是“老鼠与大学生”实验，问题就在于外部效度。心理学家绝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它具有深意。人类与实验室里的老鼠有太多的差异。不可逃避的电击与孩子在划船事故中淹死，有太多的差异。植入老鼠体内的肿瘤与人身上自然长出的肿瘤，也有太多的差异。因此，即使它有完美的内部效度：有严谨的实验设计，对照组完全正确，样本多到能够确保随机性，统计无可挑剔，我们也不能自信满满地推断，这足以证明不可控的不良事件对人类疾病的影响。
如果它不值得去做，那么它也不值得去做好。
我逐渐认识到，建立外部效度甚至比建立内部效度更重要，而且也是一个更令人头疼的科学推理过程。所有心理学研究生都会上一门有关内部效度的完整课程——“方法论”课程。这门课程讲的都是内部效度，几乎不讲外部效度，并把那看成是外行对科学的误解。数以百计的心理学教授靠教授内部效度为生，却没有一位教授是教外部效度的。不幸的是，公众对严谨的基础科学的适用性的确有理由担心，因为外部效度的规则尚不明确。
例如，被试的选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为了学术研究方便，却没有考虑如何才能把实验结果更可靠地推广开去。如果1910年就有电子游戏，那么老鼠永远都不会被用于心理学研究。如果1930年就有互联网，那么大学生也绝不会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从科学上来讲，我的底线是，在可重复的条件下研究现实世界中人类的掌控与无助，从而尽可能避免外部效度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我相信在有些情况下用动物做实验是合理的，但只限于外部效度的问题不大、用人做类似实验有不可逾越的伦理问题，而且人类又能从中获益匪浅的情况。我相信这本书提到的所有问题，都能够通过人类实验来得到更好的研究。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些问题。
在上述的习得性无助研究中，我需要增加一个重要的事实：当对人施加不可逃避的噪声、对动物施加不可逃避的电击时，他们并没有都表现得很无助。
一般来讲，约有1/3的人（老鼠、狗）从未表现出无助。同时，大约有1/10的人（老鼠、狗）从一开始就很无助，他们不需要实验室事件来诱发消极倾向。
正是这样的观察，把我引入了习得性乐观的领域。我们想找出什么样的人从来都不会感到无助，从而系统地观察了这些人是如何解释不良事件的。我们发现，那些认为导致挫折的原因是暂时的、可变的、局部的人们，在实验室中不会轻易地感到无助。当在实验室中遭到不可逃避的噪声，或在现实生活中求爱遭拒时，他们会想：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我可以对此采取一些措施，这只是特殊情况。他们会很快从挫折中复原，而且不会把在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带回家。我们称之为乐观主义者。相反，有些人会习惯性地认为，这将永远持续下去，它会破坏一切，我对此束手无策。他们在实验室中很容易变得无助，无法从失败中复原，并会把自己的婚姻问题带到工作中。我们称之为悲观主义者。
重新思考幸福
认为导致挫折的原因是暂时的、可变的、局部的人们，在实验室中不会轻易地感到无助，他们是乐观主义者。与之相反，认为导致挫折的原因是永久的、不可改变的、普遍的人们则是悲观主义者，很容易陷入无助。
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更容易感到沮丧，他们在工作中、课堂上、运动场上无法发挥其真正的潜力，他们的人际关系也不太好。
我们设计了问卷调查来测量乐观，同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来测定演讲、报道中的引述、日记中每句“因为”的乐观程度——因为总统、体育明星、死者无法回答问卷。
悲观和乐观是习得性无助与掌控感的放大器，它们对疾病有影响吗？通过何种机制？其他的一些积极心理变量，如欢乐、热情、开心，又如何影响疾病？我将按照以下顺序依次讨论这些疾病：心血管疾病、传染病、癌症及各种原因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