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积极心理学的第一个魔力要素
《持续的幸福》应用积极心理学的第一个魔力要素,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我们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地积极心理学领域的一流教授。他们也像学生一样，每个月来费城参加这场知识盛会。第一次上课的“适应周”在9月，为时5天，介绍积极心理学的内容，主讲是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12]，积极心理学的实验天才，第一届邓普顿积极心理学研究奖10万美元大奖的获得者。积极心理学的内容是形成MAPP魔力的第一要素。
芭芭拉首先详细阐述她的积极情绪“扩展和建构”理论。消极的、应对危机的情绪能确定并分辨外部的坏事，还能去应对它们，而积极情绪则能扩展和建构持久的心理资源，供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使用。比如，当我们眉飞色舞地跟最好的朋友聊天时，我们也在发展将来可以用到的社交技能。当孩子高兴地追逐打闹时，他正在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这将有助于他在学校的体育运动。
重新思考幸福
积极的情绪远非仅仅使人感到愉快，还能扩展和建构持久的心理资源，供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使用。它点亮了一盏指示灯，表明了人生在成长，心理资本在积累。
职场洛萨达比例vs家庭洛萨达比例
“这是我们的最新发现，”芭芭拉对听得了迷的35名学生和5名老师解释道，“我们录下了60家公司开会时所有的对话，其中1/3的公司生意红火，1/3的公司运转得还不错，而剩下的1/3正面临破产。我们将每个句子根据积极或消极的词语进行编码，然后直接算出积极与消极的比例。”
“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分界线，”芭芭拉继续说，“当积极与消极的比例大于2.9：1时，公司就会蓬勃发展。低于这个比例，公司的经济就不好。我们称之为‘洛萨达比例’，它是以其发现者——我的巴西同事马塞尔·洛萨达（Marcel Losada）命名的。不过，也不要过度追求积极。生命是一艘船，积极情绪像船帆，消极情绪像船舵。比例超过13：1，船就没有了船舵，再积极的船也会漂浮不定，会让人觉得不可靠。”
幸福发现：洛萨达比例
当积极与消极的比例大于2.9：1时，公司就会蓬勃发展；低于这个比例时，公司的经济就不好，这就是“洛萨达比例”，又称“洛萨达线”。
“等一下。”戴夫·希伦（Dave Shearon）带着他那平静的田纳西州口音提出反对。戴夫是一名新生，职业是律师，负责田纳西州律师协会的教育活动。“我们律师整天与人争斗，我敢打赌，律师的比例会非常消极，也许只有1：3，这是诉讼业的本质决定的。你是说，我们必须一天到晚笑口常开吗？”
“消极的洛萨达比例也许能造就一名高效的律师，”芭芭拉反驳说，“但它可能让你个人失去很多。在各个行业中，律师行业的抑郁率、自杀率及离婚率位居榜首。如果你的同事将办公室中的消极情绪带回家，那他们就麻烦大了。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用同样的方法统计了夫妇在一个周末里的谈话[13]，发现如果积极和消极的比例低于2.9：1就意味着你们快离婚了。要想获得紧密和充满爱的婚姻，两者的比例需要达到5：1——你对配偶的每句批评都要配有5句积极的话。两者的比例长期为1：3的夫妇则将面临一场绝对的灾难。”
重新思考幸福
为了获得紧密和充满爱的婚姻，你需要5：1的比例——你对配偶的每句批评都要配有5句积极的话。
另一个学生后来向我坦白说：“尽管芭芭拉在谈论工作团队，我却只想到我在家里的‘团队’——我的家人。在她讲的过程中，我的眼泪已经出来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与我大儿子的交流比例大约是1：1。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固定的交流模式，我总是关注那些他没有做好的事，而没有注意他做得好的事情，因此我们的关系很紧张。芭芭拉还在讲课，但我的头脑中却在放电影——我与16岁的儿子拥有至少5：1的比例，享受着轻松、互爱的关系。我当时只想合上书，立即开车回家，因为芭芭拉启发了我如何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它。我设想以真诚的赞扬与轻快的内容来开始谈话，然后再谈学校的功课、开车太快或者其他一些我要批评的事情。我真想立刻回家试一下。”
最近，我问这个学生结果如何，她说：“他现在20岁了，我们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积极比例改变了这一切。”
被这个讲座改变了人生的，不仅是这些学生，还有我。
“爸爸！你能开车送我到亚历克西斯家去吗？我有重要的事情，求求你了！”我14岁的女儿妮可恳求道。
我在《真实的幸福》里讲过我们的一次重要交流，当时她刚过5岁生日不久，正在花园里跟我一起锄草。她干活三心二意的，于是我吼了她两句，她反驳我说，她曾经是一个爱哭闹的孩子，但在她5岁生日时，她决心要克服这个毛病。“那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事情，”她自豪地说，“如果我可以不再哭闹，你就可以改掉坏脾气。”
妮可的反驳中孕育出了积极心理学。我这才意识到在过去的50年里，我的确一直脾气暴躁，关于养育孩子，我的方式一直都是纠正弱点，而不是加强优势。而我刚刚当选为其领袖的心理学则几乎完全是为了消除不利条件，而不是帮助人们创造有利条件来蓬勃发展。
当时已经是星期五晚上的11：15分了，我一整天都在绞尽脑汁地想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在MAPP课中介绍的新理论的意义。她关于最低积极比例的观点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我与家人共进晚餐时还在讨论它。
“妮可，现在都快半夜了。难道你没看到我在工作吗？去做你的作业，或者去睡觉！”我吼道。我在妮可的脸上看到一种难过的表情，就像10年前我在花园里看到过的一样。
“爸爸，你的洛萨达比例糟透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