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Yamash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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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托斯复活》
山下凛
这是日本最著名的圣像画家山下凛在1891年精心绘制的作品，可以说体现了由希腊正教发展而来的俄国正教和日本文化的幸福结合。
《哈里斯托斯复活》
山下凛
1891年，油画，艾尔米塔什博物馆，32cm×26.5cm
日本女性笔下的圣像
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这幅美丽的圣像所画的，就是以健康的肉体复活的耶稣，以及两个服侍他的天使。他们都是神圣的存在，但是让人感觉很温柔、圆润，带着女性的气质。亮蓝色的背景上，映着金黄色的超自然的光，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请看画面上部从光环中间穿过的文字。“ハリストス復活”——自左向右书写的片假名和汉字（哈里斯托斯是“基督”的俄语读音）！
这是明治时代的日本人，而且是女性笔下的圣像。日本最著名的圣像画家山下凛在1891年精心绘制了这幅作品，因为和描金的画框是一体的，更加有价值。画框上是花草纹，尤其是四角上有日本皇室的菊花纹章，上部中央是希腊十字。可以说这是由希腊正教发展而来的俄国正教和日本文化的幸福结合。
《哈里斯托斯复活》（背面），同前
画的背面绘有这一时期建造的尼古拉堂（在关东大地震中烧毁），并记录了对罗曼诺夫王朝尼古拉皇太子（后来的尼古拉二世）的日语和俄语献词。这说明这幅圣像是俄国正教会日本支部献给访日的尼古拉皇太子的（在这之前，皇太子曾为尼古拉堂捐出巨款，所以这幅画也包含了感谢的意义）。
不过，能够荣幸地为大国俄国的皇太子创作圣像的画家山下凛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女性呢？
23岁的转机
安政四年（1857年），山下凛出生在茨城一个下级武士之家。她不想嫁给山间的农户，于是在15岁的时候离家出走，去了东京。当时是明治五年（1872年），维新的动乱刚刚平息，一个年轻的姑娘有这样的勇气令人惊叹。虽然当时被领回了家，不过她说服了家人，翌年再次来到东京，当了浮世绘师的寄宿弟子。
她很有才能，一直在摸索新的绘画技法，对锦绘（彩色印刷的木版画）精益求精，换了几位老师，在20岁的时候进入工部美术学校。她是当时最早一批女学生之一。在这里，她接受了意大利特聘教师冯塔聂西的直接指导，觉得自己找到了前进的道路，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即使是男人，做西洋画家也很难自食其力。碰巧在同一时期，她在朋友的劝诱下在俄国正教会接受了洗礼，也开始学习圣像创作。
山下凛肖像（约26岁）
在她23岁时，一个巨大的转机到来了。在正教会的推荐下，她有机会在圣彼得堡进修5年，学习圣像创作。1880年岁末，她踊跃地从横滨起航，经历漫长的航海，于翌年3月抵达圣彼得堡。在到达圣彼得堡的第三天，凛在酒店的房间里听到爆炸声，那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马车被人投入炸弹的瞬间（参见第9章）。当时凛一行人刚刚从城里返回酒店，她在寄到日本的信中写道，如果再晚一点儿，她可能会被卷入其中。
凛能够留学，可以说要感谢向女性打开学问和艺术之门的亚历山大二世，但她一定想象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为亚历山大二世的孙子、尼古拉皇太子画圣像。对于刚刚踏上圣彼得堡的土地，年轻、充满希望的凛来说，周围的一切都是新的。而且很幸运的是，从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1863年开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也向市民开放了（虽然和卢浮宫博物馆1793年变成公立博物馆相比晚得多）。凛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亲眼看到一幅幅西洋名画的真迹，既惊叹，又兴奋。
在酒店住了几天之后，她搬到了俄国正教会女子修道院。这里不仅有教堂，还有刺绣作坊、地毯作坊等，修女300人，贫民子女约100人，加上像凛一样的留学生、工女，一共住了500人左右。除了祈祷时间以外，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出售刺绣和圣像来维持和运营修道院。凛一到这里，就被分派去画用于出售的圣像。
俄国的圣像与信仰
日本人很难理解圣像的意义。
圣像（ikon）的词源是图片（image）、表象（同icon）。但是，希腊正教中的圣像与在欧洲发展的“帮助理解《圣经》的宗教画”，乃至“作为艺术作品的宗教画”完全不同，前者是“崇拜的对象”，有时还会创造奇迹。而且，无论是原作还是复制品，都没有差别。
同样，圣像制作也不会被视为个人的创造行为。画圣像本身就是信仰的行为，是将肉眼看不到的神性化为肉眼可见的形式的行为。这就必然要求画家要忠实于正教承认的原型。而且，圣像画家不会在画面上签名，除了15世纪的鲁布廖夫那样有出众的才能，画家的名字几乎不会被人们知道。现存的凛的圣像几乎都没有署名，而且全都是摹本。
“古典圣像”（希腊）的例子13—14世纪，俄国
“写实圣像”（意大利）的例子，创作于19世纪上半叶，俄国
摹本，匿名——尽管如此，也并非完全体现不出个性。穿同样的服装，用同样的动作和台词表演的歌舞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多的限制，不同的演员还是能展现出不同的魅力，这是众所周知的。《哈里斯托斯复活》也是如此，原作是克留科夫创作的石版画，但是凛省略了背景中的建筑，改用通透、明亮的颜色，人物也没有那么严肃。这种偏日系的优美就是凛的特色。
在这之前，凛在圣彼得堡基本上可以说是自学。修道院里不但没有日本的冯塔聂西那样的老师，而且她感觉连一个画画比自己好的人都没有。凛挤出时间，去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拼命地临摹圭多·雷尼的圣像等各种作品，磨炼技艺。这样一来，她更加无法忍受教她的修女们的拙劣的画。在会话能力和表达方式上，凛大概也有问题。周围人开始指责她态度傲慢，缺乏信仰，终于，在11月的时候，她被完全禁止去艾尔米塔什。不仅如此，从此以后凛只能临摹古希腊圣像，理由是她的留学目的不是被培养成西洋画家，而是圣像画家，这完全是刻意刁难。
实际上，当时俄国的圣像制作分成彼此对立的两个流派。因为原本是从希腊传过来的，所以一开始，拜占庭风格的非写实的单调画法长期主导，到了17世纪，自彼得大帝购买了大量欧洲绘画以来，发展出运用远近法和立体表现的现代圣像。凛的目标当然是后者。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俄国本土化回归，古典圣像（希腊）比写实圣像（意大利）精神性更高的呼声变大。在修道院，两种圣像都会制作，但是修女们相信希腊画的优越性，凛却公然地瞧不起这些“丑画”，这令她们无法原谅。
对凛来说，临摹希腊画简直是酷刑。想看的画不能看，想画的画不能画，被强制画着她讨厌的画。这样的日子，对她的身心都是折磨。留学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却是软禁状态，做着量产同样画作的苦役。原定5年的日程缩短到两年，凛憔悴不堪，回到日本。
在日本，她一度离开教会，着手铜版画和杂志插图，也画过油画。她其实希望成为西洋画家，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不久，她又回到正教会，开始制作圣像。好在她现在已经不用画“丑画”，可以画她喜欢的现代圣像，并在原作的基础上加入改变。因为她的技艺超群，无论是谁都看得出，所以才请她来制作给尼古拉皇太子的呈献品。时间是在她回国的8年后。
尼古拉在日记中记下的大津事件
尼古拉皇太子并不了解凛在艺术上的纠葛，但是“纠葛”本身他是懂的。因为祖父遇刺，父皇亚历山大三世不敢再住在冬宫，而是住在守卫森严的城堡，对暗杀怕得要死，且饮酒过量。这些他都看在眼里，甚至有一段时期表示不想继承王朝。
不过，他总的来说还是个公子哥儿，在日记里亲切地称呼父母为“爸爸”“妈妈”，始终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他一直是个顾家的男人）。
他出生并成长在俄国空前的经济发展期，这造就了他落落大方的气质。在某种意义上，日本能够渡过大津事件这场国难，也是拜他所赐。
他来日本的时候是22岁。不过日本并不是他唯一的目的地，而是类似于一场大大的（毕竟是乘坐军舰“阿佐夫号”）旅行。他1890年秋从圣彼得堡起航，途经希腊、埃及、印度、锡兰、新加坡、雅加达、曼谷、西贡、中国香港和广东省，在长崎进港是在6个月后的1891年4月末。虽然是非正式访问，但日本还是以国宾待遇迎接了他。他原定的计划是出了长崎之后去鹿儿岛、神户，再从神户坐火车去京都、大津，再去东京，最后在海参崴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开工仪式。
《亚历山大三世》伊凡·克拉姆斯柯依绘，1886年
尼古拉从14岁开始开记日记，一直记到50岁死前4天，10000页，51本笔记本。年轻时的日记很多篇幅较长，当然对大津事件也记得相当详细。在他的眼里，事件是这样的——
因为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较差，使他对干净的日本、热情的日本人格外有好感。在大津，一行人坐着人力车，正沿着狭窄的京町街前往下榻之处。虽然在欢迎的群众中到处都站着警备巡查，但是其中仍有一人突然抽出佩刀冲了过来。他的头部被砍中了两刀，他怒喝“干什么的！”，但那人还不罢手，他便跳下人力车，逃走了。在大混乱之中，坐在后一辆人力车上的亲戚希腊王子追上来，用竹拐杖痛打凶手。接着跑过来两个车夫，制伏了该男子。之后，他坐在附近布店的折凳上，接受了侍医的处理（所幸只是轻伤），他还抽了烟。
《尼古拉皇太子》伊利亚·列宾绘，1896年
描绘大津事件情形的报纸插图
“看到有栖川殿下等日本人愕然的表情，有些难过。街头的民众令我感动。他们下跪，合掌，表达歉意。”“我最烦恼的是，该如何写电文汇报这件事，才能不让亲爱的爸爸和妈妈担心。”“如果不是伟大的神大发慈悲，我恐怕活不到这一天的结束。这真是美好的一天。”（保田孝一译）
不为人知的日俄交流史
这是琵琶湖沿岸的小城大津被载入世界史的——从时间来看不过几分钟——事件。现在京町街的宽度还和当时一样窄，所以不难想象，这里拥挤起来，后方的随行人员根本注意不到事件的发生。在事发现场，刻有“俄国皇太子遭难之地碑”的石碑静静矗立。
凶手津田三藏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供述并没有杀意，但是看尼古拉的日记里那股穷追不舍的劲儿，很难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其实，在罗曼诺夫家族的皇太子来日之前，报纸就对俄国的危险性大书特书。而且因为是乘军舰而来，报纸都在煽动，这会不会是侵略之前的侦察？还有对前不久缔结的不平等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的不满，西伯利亚铁路的开通无疑对日本是危险的。津田应该是受到了这些信息的影响。来日之后皇太子没有先问候天皇也令津田感到愤慨。
这个38岁、头脑简单的巡查闯下的祸，震撼了整个日本。错误完全在日本，不知道俄国会出什么样的难题，巨额赔款，割让土地，军舰上的士兵登陆，占领日本……人们想象着最坏的事态，战战兢兢。
但是日本的应对很及时，也很完美。明治天皇立即派出亲王们，同时亲自发电报给亚历山大三世，皇后亲自发电报给亚历山大三世皇后致歉。并且在事件发生的第三天，天皇亲自前往尼古拉下榻的京都的酒店探望，又乘同一列火车将其送到神户。六天后又登上“阿佐夫号”（此举有人反对，怕被绑架），参加了送别尼古拉的宴会。日本全国都自发地寄来了堆积如山的礼物。
因为有之前的“款待”（包括刺青和艺妓的陪伴，一系列充满异国情调又令人兴奋的体验），加上这次到位的善后处理，尼古拉对日本的袒护无可动摇。他强调对日本没有怀恨，实际上他在日记中也反复提过。虽然俄国报纸第一篇报道带着责难的语气，称希腊王子救了皇太子，但日本方面却在袖手旁观，但是因为尼古拉对内对外都在维护日本，父皇亚历山大三世也没有让日俄关系恶化的意愿，所以不满的情绪很快沉静下来（俄国将舵转向对远东的侵略路线是在这几年之后）。
京町街上的大津事件纪念碑
就这样，国难“大津事件”顺利地平息了。尼古拉皇太子提早离开了日本——因为“妈妈”很担心宝贝儿子的安全，一直催他早点儿回去——军舰驶出港口时，日本想必长舒了一口气。津田幸免死刑（成为司法阻碍政府要求的著名案例），被判无期徒刑，但不久之后他就在监狱里死去了。制伏他的两个车夫，由俄国授予了巨额的终身年金。
说回山下凛。
因为原本皇太子要去东京，所以圣像《哈里斯托斯复活》将在神田尼古拉堂赠呈。凛可能也会出席，甚至晋见皇太子并进行交谈。如果那样，凛的人生说不定会有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但是因为这起事件，没能亲手递交，圣像被邮寄到了“阿佐夫号”。舰内“因为收到了大量的礼物，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收拾”，尼古拉大概也没有时间慢慢地欣赏圣像。不过据说尼古拉很喜欢凛的圣像，把它摆在客厅里。在革命的风暴中，本作品幸存了下来，现在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有。
凛后来一直在日本各地的俄国正教会的委托下画圣像。神田的尼古拉堂也摆了很多她的作品，但是如前所述，尼古拉堂在关东大地震中损毁，很遗憾，她的作品也不复存在了。不过，在函馆和上武佐等地的教堂现在还能看到凛的作品。
她和罗曼诺夫王朝关系（或者说关系的结束）发生在晚年。君主制被推翻，宗教被革命政府视为毒品受到否定，教会失去了资金来源，凛被赶出了画室，经济上变得窘迫起来。那两个车夫大概也一样。随着罗曼诺夫王朝结束，那两个车夫的年金也停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