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体结构的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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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在现代文化的氛围中达到审美对象的多层结构不同，中国美学对审美对象政治—艺术二元论的超越是通过人物品藻达到的。中国文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人体认识、医疗保健上，审美对象理论的发展也深受人体学的推动。
还得从政治讲起。汉代选拔官吏是采用推荐制度，包括察举和征辟。察举是由中央政府下诏规定所需要人才的性质，要求地方政府在自己境内发现这种人才推荐上去。征辟是各地方政府选拔人才给自己用，或中央政府直接从布衣或地方上卑微的官吏中征召有名望的人来做大官。但怎样才能确定某人是或不是某种人才的呢？这就需要一套鉴别人才的理论。汉代哲学家承传先秦思想，认为人主要是由气决定的，然后有最基本的善恶划分。董仲舒说，人有贪仁二气，决定其性之善恶（参见《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王充说：“禀气有厚泊，故性善恶也。”（《论衡·率性》）在具体的人才鉴别上，这远远不够，人物鉴别与做官有关，人物品藻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实践的得失成败推动着理论的前进。魏人任嘏《道论》说：“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躁，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是引进五行理论来区分人物的材性。刘劭《人物志》更进一步认为，人“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人体的木、金、火、土、水对应着生理的骨、筋、气、肌、血，又与社会品质的仁、义、礼、信、智相连。对人物的全面考察可详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所谓“九征”。而神的平陂，精的明暗，筋的勇怯，骨的强弱，气的躁静，色的惨怿，仪的衰正，容的态度，言的缓急，综合起来，就可以断定该人是什么样的材性。刘劭把禀气不同的各类人才分为十二类，人性也分为十二类，才性之间又有离有合。
政治人才学人物品藻理论发展的各阶段，恰好构成静态定形的各层面：气——阴阳——五行——九方面。从功能逐渐到结构定位，逐步具体化为生理特征和心理类型，即从内在之气逐步到外在形态。政治人才学是生理与心理、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学说，达到九征时，它已摆脱了简单性的生理决定心理，先天禀气决定后天形神之说，而从具体上由表探里，因外寻内了。与人体学拉开距离的政治人才学在品藻实践中重视感性直觉的描绘。九方面可归类为三：神与精一类，属神；筋与骨一类，属骨；色、仪、容、气、言一类，属肉。神、骨、肉又可以进一步简括为形神。这样由先秦以来的人体学的气论和形神论都在政治人才学的人物品藻中丰富了。
随着魏晋之际的权力倾轧，政治气氛日益严酷，士大夫人人自危，学术空气的主潮由政治的清议转为形而上的清谈。人物品藻的主潮也由政治学的材量人物演为审美的欣赏。在政治人才学中，人物的形、神、骨、肉及九方面都要落在实处，要揭示才性的确切性质，长短优劣如何，如：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人物志·流业》）
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抗厉之人，不能回挠，论法直，则括处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人物志·材理》）
有漫谈陈说，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回说合意，似若赞解者。（《人物志·材理》）
而在审美的人物品藻中就大不一样了，虽然人体结构神、骨、肉是一样的。同样重神，什么“神理隽彻”、“神矜可爱”、“神锋之隽”之类；亦讲骨，“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世说新语·赏誉》），“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世说新语·轻诋》）；也谈肉，“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世说新语·品藻》）。但这时的形、神或神、骨、肉或九方面不是要求得出人物才性类型的确定答案，而是对人物的姿态、体貌、仪容、神气、风采、韵度的赏玩：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赏誉》）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世说新语·赏誉》）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世说新语·容止》）
殷中军道韩太常曰：“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世说新语·赏誉》）
第一例突出神，第二例突出骨，第三例突出形，第四例突出言辞，但都是既突出特点又包含着整个形象的品藻。审美的人物品藻重的是具体的感受和体悟。其深入，一是审美范畴的丰富。与“神”近似，有交叠又有差异的范畴就有：风、气、韵、势、情、意……具体讲神的还有清、雅、秀、远、渊、逸……仅与“清”相组合的，又有清远、清蔚、清畅等十多种。二是类似性感受，即用有类似性感受的彼物来比喻人的风貌。这第二章已讲过了。人，“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本是整体功能的，不像几何学那样一层层一面面划分得清清楚楚，而只能给以整体把握，人体中最根本的东西气与神是功能的，虽从形中体现出来，但不能以形求，可体悟而难以定位，可意得而难以言宣。因此审美的人物品藻在理论把握上是评点式的，一方面用精练的词或词组，点到即止，一方面用类似性感受，让你感性地体悟其中的神韵。
中国美学历来信奉诗以言志，文如其人。人物品藻对美学的影响不仅在于为美学提供了范畴和方法，更主要的是为审美对象提供了一套结构模式，使艺术成为人体结构的审美对象，一个由二到三到多的整体功能的审美对象。
书法上，王僧虔《笔意赞》说：“书道之妙，神采为上，形质次之。”这是从两层谈。卫夫人提出意、骨、肉的问题，萧衍《答陶隐居论书》说：“肥瘦相和，骨力相称……梭梭凛凛，常有生气。”即生气、骨力、肌肤，是从三层谈。苏轼《论书》云：“书必有神、气、骨、肉、血。”这是神、骨、肉的进一步展开。
绘画上，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谢赫评晋明帝说：“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古画品录》）这是形、神两层。张怀瓘评画说：“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历代名画记》）这是三层。荆浩《笔法记》说：“笔有四势，谓筋、肉、骨、气。”谢赫绘画六法，除传移模写外，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既可为三：气韵、骨法、形色，又可为多：气、韵、骨、形、色、筋。
文学上，刘勰的情与文、风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是从两层讲。王国维说：“飞卿之词，句秀也，端己之词，骨秀也，后主之词，神秀也。”（《人间词话》）是从三层讲。刘勰论文章，“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云：“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胡应麟《诗薮》指出诗有骨肉、气韵、意象、声色。这是展开为多。
人体结构的审美对象是真正的如符号学所说的生命的对象。它是中国文化对待事物的整体功能观的产物。这种审美对象的核心：神、气、韵、趣等是功能性的。它的第二层骨、质、体、象等按照严格的几何式分割会显得游移不定，以致一些论者认为它是神，另一些又认为是辞。在它具体展开为多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完全不能按照“层”和“面”来界定划分，它是以整体功能来进行组织结构的。这是一种在观念上完全不同于西方多层结构审美对象的东西。但它也和西方的多层结构审美对象一样，是排除了外在因素作为主要内容而从艺术自身立论的审美对象。
人体结构的审美对象在中国艺术理论中占有决定性地位。不过在文学上除了人物品藻而来的人体结构外，还有从《周易》而来的言、象、意结构的影响。言意之辨也是魏晋玄学讨论的大题目，对人物品藻审美方式也有影响。言、象、意和神、骨、肉一道造就了中国美学意境理论结构方面的特点，这是一个多层的又有功能性的结构。把它和茵加登的作品论比较一下，可见：
茵加登是从可把握的形式，一层层下来，首先是最明晰确定靠得住的字音，然后通过语言分析，细读，弄清语境、意义，继而进入形象等。最后的形而上品质难以形求，就不能算在基本层次之内。中国美学相反，认为言是不重要的，读作品应该由言入境，得境忘言，因此言根本不能算一个层次。而最强调的是境外之意。孔子的文质、德言不算意境理论，扬雄的事与辞也不算，刘勰的作品论欲算难算。只有钟嵘重释赋、比、兴，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滋味说，意境理论才算诞生。境外之意是意境理论的核心。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意境论在结构上重境外之意是因其结构的整体功能性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正是整体功能的传神写照。
在突破政治伦理和逻辑概念对艺术内容的统治地位后，西方美学走向了多层结构的审美对象，中国美学形成了人体结构的审美对象。人体结构重的是难以形求的神、情、气、韵，从而保持了自己的稳定，从魏晋到清代，并无变化。多层结构理论，就是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也讲究从语言一步步往里推，弗莱的原型整体结构是如此的明晰确定，因此它的被否定或修正的命运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