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再版序,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要再版我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现在回想起来，此书对于确立我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个性，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我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形成的做学方式，可以说一直贯穿我以后的学术著述之中。因此，此书与我的学术缘起和演进，都有甚多的关联。
此书于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其萌动却开始于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期间（1978—1982），入校之初，正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讨论热烈之时，在其影响下，我三年级时的学年论文写的是《论形象思维》。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甚多，特别是与形象思维相关的“灵感”问题，惹我关注和好奇，为了真正地理解这一问题，我查阅了当时能够找到的中国古代和西方所有关于灵感的理论。我发现，中国与西方对灵感问题的理论，是相当不同的，中国的理论是以“突然性”为核心的，西方的理论是以“对象化”为核心的。于是写成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中国的，一篇是西方的，后来只用了西方的一篇作为本科毕业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内容，基本上进入了《中国美学与文化精神》中“中西美学的灵感理论”一章。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美学研究生（1982—1984）的时候，细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册），读到“崇高”内容时甚有感触，写了好几段感想，联想到以前读朱光潜介绍柏克的崇高，觉得在性质上很不相同，于是找来柏克《论美与崇高》的英文版，读后发现，康德和柏克都把崇高客体用于与人敌对的对象，这与中国把“崇高”一词都用于正面形象是不同的，于是全面搜寻中国和西方关于崇高的言说，写成了关于《从东西方哲学差异的角度看崇高》一文，此文经刘小枫推荐给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先生又推荐给叶秀山先生，略有删节后发表在1985年的《外国美学》上，该文的思想和材料构成了《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崇高：中西文化超越意向的审美凝结”一章的主要内容。这两篇论文的写作，构成了我做学的主要模式。这就是：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要在中国和西方两个方面进行问题史细查，然后分析综合，以史出论。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美学教研室工作后不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召开成立大会，会前受乐黛云先生之命写一篇论文。（在北京大学毕业前，同窗刘小枫把我大力引荐给乐黛云先生。）我想借此机会对中西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一次思考，在写此篇文论时到乐黛云先生家中借了相当的英文著作，包括当时国内极少的德里达的著作，后来写成了《有与无及其展开——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该文很受乐黛云先生的赏识，安排我在大会上作了第一个主题发言，1986年略有删节后发表在胡经之主编的《文艺美学》第1辑上，后来进一步修改后，成了《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的第一章“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这篇论文的写作，我基本上形成了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基本观点，后来由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需要，我被授命开设“中西美学比较”课程时，基本上以此为核心，结合每一问题的具体材料，展开为此书的各个问题。自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此课后，一直开到1998年，边讲边写边改，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还用此讲稿给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开过“中西比较诗学”课程。在几年讲课的基础上完成和出版了此书，之后1995年我去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1996年初又到哈佛大学。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同事冯禹博士先到哈佛大学燕京学院任教，我送了一本《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给他，冯禹博士去过印度，他翻了一下之后，说了一句让我当时非常震惊的话，他说：与印度比起来，中国文化是不断变化而且变化很大的。我由此悟出了，从任何比较得出来的特点，只有与比较物在一起才能够成立。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大变动相比，是相对静止不变的文化，与更为静止不变的印度相比，又是不断大变的文化。这是一个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非常思辨且有意思的问题，不在这里展开。此后在哈佛大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除了继续关注中西问题，对中西以外的文化给予了相当大注意，阅读、购买、复印了相当多的资料。正是在美国访学的积累，回国后不久，写出了《询问佛境》一书，于2000年出版，后来又作了一次增改，以《佛教艺术》之名于2004年出版，这一课题是对三大佛教圈——印度佛教圈（印度和东南亚佛教）、汉化佛教圈（中国汉地佛教及朝鲜、日本）、藏传佛教圈（以中国西藏佛教为主）的佛教艺术（佛塔、石窟、寺庙、佛像等）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说，是《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的比较路子的进一步扩大。回想起来，写了《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之后，在做每一学术研究时，几乎都有一种比较的视野，在一些看起来很专题的写作中，如《中国美学史》、《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20世纪西方美学史》、《文艺与中国现代性》等，比较都占了相当的部分，比如在《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中，在进行中西美学和艺术比较的同时，也把印度、伊斯兰的美学思想引进来，与之比较；在《美学导论》中，“美的文化模式”一章，是专就中国、西方、伊斯兰、印度四大文化的美学特色进行论述的，由于资料和水平的限制，对四大文化的美的模式的研究水平，尚处在起步阶段，但在中国美学原理的写作里，这一内容的提出，还是一种新的开拓。
我的做学历程，由此一直都在以一种比较的方式进行，至少在一点上自己较为满意，就是超出了现代学术演进中越来越严的学科分割所带来的局限的一面，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只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领域里，两耳不闻外域事，一心只读此域书，恐怕是很难把此域写好写深的，自己目前所写的书的水平就会比现在差很多。比如，我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的内容已经写了一部分，可以开课时，正好美学教研室同时需要开设西方当代美学的课程，而在为这一门课写讲稿把西方后现代弄清楚了，继续写《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时，整个内容也得到了提升。又如，倘若我在写《美学导论》之前，没有读相当的佛教和伊斯兰艺术的书，这一本书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就一定会要差许多。
总之，自我进行学术研究以来，所写的东西，从题目名称上看，有点东一下，西一下，乱乱的，但从比较的眼光看，就可以得到一种理解。而这些都是受益于《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一书的写作的，从而对此书颇有敝帚自珍的情怀。可以想象，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要再版此书时，很让我浮想联翩……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