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魏征
《中华国学劝善经典白话解·弟子规》唐太宗与魏征,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出自《隋唐嘉话》《资治通鉴》等古籍）
凡是闻过则喜的人，他的身边就常有善知识亲近他。如唐太宗从善若流，愿意接受劝谏，他的身边就有敢于直言的魏征，而那些阿谀奉承、花言巧语的奸臣就只能远离他。
唐太宗曾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实在太好了。”宇文士及就随着皇上口气不断地称赞。唐太宗当场很严肃地对他说：“魏征一直劝我远离阿谀奉承的佞人，我始终不知道这佞人是谁，今天才知道就是你。”宇文士及很惭愧地向皇上叩头谢罪。
但是像唐太宗这样有度量的皇帝，也无法容忍魏征屡屡直谏，说得自己没有面子。所以有一次他终于不能忍耐了，回家大声说：“一定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经常在朝廷上羞辱我。”长孙皇后退了下去，穿戴好朝服站立在庭中，太宗很惊奇，怎么在家里也穿起了朝服，问她这是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主上英明臣下就耿直，现在魏征耿直，是因为陛下英明的缘故，我怎么敢不穿戴朝服恭贺陛下呢？”太宗便转怒为喜了。
从唐太宗这个例子来看，闻过则喜也不是容易能够做到的。
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出自曾琦云著《中华国学劝善经典白话解·了凡四训》）
了凡先生说：“从前有位蘧伯玉先生，他在二十岁时，以为过去的错误，已经全部改掉了。到了二十一岁，才知道二十岁时并没有改正所有的错误。到了二十二岁，回顾二十一岁时，才知道那段时间仍然如在做梦，糊里糊涂，仍有过错。年复一年，接连不断地改过。即便到了五十岁，仍然还知道四十九岁时还有过错。古人改过的学问竟是如此永不懈怠！”
孔子周游列国走投无路之际，数次投奔蘧伯玉。他曾称赞蘧伯玉是真正的君子：“君王有道，则出仕辅政治国；君王无道，则心怀正气，归隐山林。”有一天，蘧伯玉派人来拜望孔子，孔子向来人询问蘧伯玉的近况，来人回答说：“他正设法减少自己的缺点，可却苦于做不到。”来人走后，孔子对弟子说：“这是了解蘧伯玉的人啊。”蘧伯玉每一天都思考前一天所犯的错误，力求使今日之我胜过昨日之我；他每一年都要思考前一年的不足，到了五十岁那年，仍然在思考之前所犯的过错。这就是所谓“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像蘧伯玉这样的古德，改过都永远在路上，我们现在这些一般人怎么还能认为自己没有过错了呢？所以了凡先生说：“过恶多得如刺猬身上的刺一样。但我们回顾往事，常常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错。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粗，眼睛被遮住，看不到自己的过错。”
历代名人大多从年轻时就知道努力改过，并从此不再重犯，以至于成为大家敬仰的人。如宋朝司马光在五岁时，有一次无法去除胡桃皮，婢女就用热水烫过后去皮。他姐姐从外面回来，问他如何知道这方法，司马温公说：“是我自己去除的。”他父亲听到后就责骂他说：“小子你怎可骗人！”司马温公震惊而悔过，一生不敢再说谎。
【名言哲语】
《弟子规》说：“凡出言，信为先。”心中清净没有杂念的人可以做到，所以曾国藩总结什么是诚，即一念不生即是诚。他还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以此读《无妄》《咸》《中孚》三卦，盖磗格者鲜矣。”（出自（《曾国藩求阙斋日记·壬寅十一月》）
其意思是：人心一定要没有杂念，不执著任何事物以后才能真实无妄，因为诚实的意思就是不欺的代称。人之所以欺人的原因，必定心中执著别的东西，心中另有私见，不敢告人，然后说假话来欺人。若心中明明白白不执著在私物，又何必欺人呢？他之所以自欺的原因，也是因为心中执著别的东西。心里明明知道要好德，但却暗暗偏向于好色，不能除去好色之私，则所谓好德还是自欺欺人罢了。因此，诚的意思，就是不欺。不欺的意思，就是心里没有一点自私的执著。没有一点自私的执著，就是至虚（最大的虚心）的意思。因此，天下最大的诚意，就是天下最大的虚心。应当读书就读书，心不要执著于接见客人；应当见客就见客，心不要执著于读书。一有执著就会出现个人的私念。明洁无杂念的思想境界不会执著于一切私心杂念，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来的时候不掺杂其他想法，已经过去了就不再留恋，这样就可叫做虚了，这样就可叫做诚了。用这种境界去读《易经》中的《无妄》《咸》《中孚》三卦，还格格不入或有抵触情绪的就很少了。
《弟子规》提出闻过不怒，闻誉不喜，可多少人过不了此关。曾国藩说：“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出自《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记》）其意思是，凡是有喜欢美名，讨厌批评的想法，都是凡夫俗子患得患失之心。在这么一个关键环节不打破，那么一切学问和才能都没有用，这些人只是欺世盗名罢了。
宋朝的陈希夷告诫种放说：“名誉，古今之人都把它奉为美器一般，却为造物者所深忌讳，所以天地间并无享有完美名声的人。当你渐有名声时，必会有某些事情来破坏。”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当皇帝将功名加于他们兄弟时，他立即谢恩，并委婉谢绝接受功名。他说：“功名兴盛的时候，要想能够始终保持却是很难；盛衰的变化，盈满就一定会出现缺陷。”（出自《曾国藩奏折·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恳辞曾国荃补授浙抚并谢恩折》）
如果要毁誉均不露于形色，遇到一切都不动心，那就只有修炼“静”字功夫，保持一颗清净心。曾国藩说：“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出自《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记》）
人有过错不要紧，听到别人指出过错，只要欢喜改过就没有了，真诚心就出现了，何患不超凡入圣？曾国藩说：“天下凡物加以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出自《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