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圣——养亲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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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养圣胎”，进入究竟的解脱，是养亲的最高境界。“圣胎”就是我们的本性，“长养圣胎”就是恢复我们的本性，达到圣贤的境界。道家《性命主旨》有“长养圣胎图”。王守仁《传习录》卷上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自方便具足至童真，名长养圣胎；至此长养功成，名出圣胎。既出胎已，则为佛之真子，而继绍佛种也。”南怀瑾先生《我说参回契》说到“长养圣胎的变化”，他说：“‘长养圣胎’是说像长成一个人一样，胎儿四肢五脏都有了，现在告诉我们正统道法，性命双修，脱胎换骨的正道。”因此，“长养圣胎”就是让父母得到了究竟的解脱（达到圣贤境界），这是远期目标，也是最终目标，近期目标则是让父母减少错误不再堕落，向圣贤境界看齐。让父母入世做好一个人，作为儿女要让父母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父母犯了过错，努力感化他们让他们改正过错，即使父母去世了，也要忏悔父母的过错，死后三年都要斋戒清净超度父母。要实现远期目标，同样也不能离开近期目标，要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所以两个目标也是联系在一起而不能分离的。同时，长养圣胎属于自己与父母互动的一种关系，如果自己不能以身作则，自己都无法解脱，也就不能使父母感动，更谈不上让父母解脱了。
关于长养圣胎的话，《弟子规》说：“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
《论语》为政篇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意思是，孟懿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何忌，父亲孟僖子）向孔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有一天，孔子出去，樊迟在前边驾车，孔子对他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对他说‘不违背’。”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在生的时候，按照礼节侍奉他们，死了以后，按照礼节安葬他们，按照礼节祭祀他们。”
鲁国大夫孟懿子来向孔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不违背什么，孔子没有说，就引起了后人的争议。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种典型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朱熹所说的，不违礼。第二种看法，“无违”即不违背父母的意志。第三种看法，南怀瑾先生别有感悟，以为孔子对孟懿子说的孝，是天下的大孝，因为孟懿子是鲁国大夫。所以“无违”就是不可违反人心。那么后边孔子在车上与樊迟的对白，则是个人的“小孝”了。南先生说：“个人的孝道，能做到对樊迟所讲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对国家大事，能够做到‘无违’就是了不起的大臣。”大孝就是慢慢趋向圣贤的境界了。
孔子被批判为封建专制主义，是维护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重要纲常名教。其问题也就在这里。因为有人把“无违”解释为凡是父母说的都必须绝对服从，不许违背。有些人强调父权的绝对权威，所谓“孝顺”，就是“以顺为孝”，凡是父亲说的话都必须遵循，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孔子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主张“不违背”，朱熹说是“礼制”，也有道理。所谓礼，指的是社会道德规范、礼节仪式和各种典章制度，也可以统称为礼法。所谓“无违”，就是按礼法去做。礼法规定可行的，就去做，不可行的，就不能做。礼法到今天来说就是法律、纪律、规章、制度，你不能因为要“孝”父母，就去犯法。不合社会道德规范，不合法纪制度，不合礼节，即使父亲说了，也不能干。你说没有钱，但总不能抢劫去行孝。你说的动机是孝奉老娘，可是你犯了法，法院非判你几年徒刑不可，你那老娘还能安心吗？南怀瑾先生从大孝与小孝来说明问题，也更有道理。
因此，不管哪种说法，无论朱熹所说的，还是南先生所说的，孔子所说的孝，并不是子女对父母一味顺从。如果是一味顺从，父母有了错误听之任之，怎么能够培养圣胎呢？
《论语》里仁篇记载孔子说：“事父母几（轻微、婉转）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忧愁、烦劳）而不怨。”
意思是：“事奉父母，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就要委婉地劝阻他们。见父母心里不愿听从，还是要对他们恭敬，并不违礼，虽然内心忧虑但不怨恨他们。”
父母犯了错误，作子女侍奉父母要“几谏”，“几谏”就是委婉劝告的意思。如不接受劝告的意见，仍然抱尊敬的态度不发展到冲突对抗。“劳”是忧愁的意思，劳而无怨，是说找机会再劝告，虽然内心忧苦却不怨恨。孔子这里主张的是对父母的错误要劝阻，劝阻无效再劝阻，做到劳而无怨。《礼记·曲礼》说“三谏不从，则泣而随之。”那么父亲父母做犯法的事是不是也“泣而随之”，这不会是孔子的意思。“泣而随之”是暂时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
《孝经》对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曾子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生气的回答：“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出自《孝经·谏诤篇》）这里“争”当训为“诤”，谏也。
如何劝谏父母改变过错，孔子站在维护父子之情的立场上以情化人。《论语》子路篇记载叶公与孔子对话：“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和你讲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一段话古今争议很多，今人从法律、心理、伦理等各个方面发挥的也很多。对比古今诠释，我觉得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证得比较恰当，其说：“隐者，《说文》云，蔽也。《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郑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盖子之事亲，当时微谏，谕父母于道，不致有过误，若不幸而亲陷不义，亦当为讳匿。”这就是说父子至亲，绝对没有想要对方犯罪，但是为人父或者为人子，就要尽到自己的本分，父子道德修养高低不等，若父亲经常有错，做儿子的就应该时时劝阻，若劝阻了还是犯了错误，儿子应该为其隐瞒，隐瞒是让父亲自己反省，若是告发，不但父子成仇，其错误也难以改了。
不但父子之间要相互“隐”，凡是“恶”和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都应该相互隐讳，这是中国传统道德常说的“隐恶扬善”。
孔子的目的是要从人心去根本改变社会，只有人心都向善了，社会风气才会根本好转，法律治表不治本。所以孔子就力劝一切人从孝心入手，对父母要有真实的感情，父母有错，要不断劝阻，已经犯了，一定要隐瞒，以启发其廉耻之心。这样社会道德进化，没有官司可打，社会难道还会不太平吗？“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才是圣人的本意。至于现在很多人要把孔子的话与法律联系起来，是没有理解孔子的本意。独有李泽厚另辟蹊径，他在《论语今读》里面承认父子相互隐瞒“在现代社会，这当然违反法律，构成伪证罪”，但他话锋一转，强调这是“人情”，而且进一步论证“从社会学说，这是重视家庭作为社会基础的巩固；从心理学说，这是重培植情感高于其他。”“因此所谓‘直’‘正直’在这里并不是法律是非、社会正义的含义……‘直’——正直、公正在《论语》中与情感的真诚性有关。”这就说到了问题的本质。我认为，李先生从人的真诚和情感来论述“父子相隐”是符合孔子的原意的，若不重真诚和情感，社会必然大乱，再多的法律也不能制止犯罪。中国历史上强调以“礼”治国，所以从这一点出发，在法律上也确定了“父子相隐”合理性。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汉宣诏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殊死曾上请。’足知汉法，凡子匿父母等，虽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请。盖皆许其匿可知。”法律上的合理性来自道德人伦的合理性，因为法律仍旧是人制定出来的，而法律的目的也是要制止犯罪，而真正制止犯罪的方法唯在改变人心。
综上所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带有中国传统文化“隐恶扬善”的意思，是从亲情出发唤起人的良知。让亲人感受亲情，比六亲不认好，不管人有多大缺点，任何人都具有良知，其人性本善，只要能够立足于亲情，隐恶扬善，人们都会改恶从善，社会的和谐就会指日可待。一句话，我们去改变一个人，不能就是毁灭一个人。法律惩罚在后，唤起良知才能真正解决犯罪问题。
以上都是解读《弟子规》劝谏父母改变过错的内容，对于父母的过错要想尽各种办法劝谏予以制止，这样才能达到“养亲”的最高境界。
再看《弟子规》“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是说明养生送死以及死后祭祀如何尽到孝道，而这种孝道里面也有大孝的内容。
《论语》阳货篇记载宰我问孔子：“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jī，一年）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问：“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必然败坏；三年不奏音乐，音乐就会荒废。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燧取火的木头也轮过了一遍，一年的时间就可以了。”孔子说：“才一年的时间，你就吃起了白米饭，穿起了锦缎衣，你心安吗？”宰我说：“我心安。”孔子说：“你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君子守丧，吃美味不觉得甜美，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服，所以不那样做。如今你既觉得心安，就那样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啊！小孩生下来，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服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予父母对他也有三年养育之恩吧？”
三年之丧，是人子感情的自我表现，我国自古有之，并非孔子的发明。孔子在这里与宰予对话，是说明守丧的本质在于自己对父母的感情，而不在外在的形式。如果是内心没有悲痛，没有对父母的真实感情，不管是一年，还是三年，都是假的形式，那在孔子那里都是没有用的，即使时间再长，也没有尽到“孝”。现在的人，死了亲人，往往是做样子，摆形式，虽然在生不孝父母，死后却要风光，这完全是做给活人看的，就是要面子，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这绝对不是孔子的本意。《礼记·檀弓》上篇引子路的话说：“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乱，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这是子路在孔子那里接受的教育，分明是说明了丧的本质是儿女真实感情的表现，宁可“礼”不足，也应该是人子真实感情的表现。
为什么要真情流露，因为真情才能使自己守丧期间斋戒清净，那么超度父母，死后的亡魂才能真正受益，这是守丧的最后目标。使父母死后得到解脱，才是孝子的最高境界。否则即使泪流成河又有什么作用呢？孔子着力于让孝子保持真情，其最终目的不就在这里吗？所以入世与出世往往是不能分开的，否则孔子还强调祭祀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先祖的祭祀，既是超度先祖的一种方式，也是个人道德上的提升。《尚书》“君陈”一章说：“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shǔ）稷（jì）非馨，明德惟馨。’尔尚式时周公之猷（yóu）训，惟日孜孜，无敢逸豫！”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曾听说：‘最好的政治，馨香远闻，能感动神明。黍稷的香气不是远闻的馨香，只有明德才是远闻的馨香。你要效法周公这一原则，每天孜孜不倦地努力，不要安逸享乐。”从这里可以看出，祭祀食品的香气并非能够感动神明，而只有德政才能感动神明。那么引过来类比父母的葬礼，也是如此。《易经·第六十三卦·既济·九五》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馤（yuè）祭，实受其福。”意思是：“东方邻国殷商杀牛来祭神，不如西方邻国周王用饭菜的薄礼来祭神，实在得到神的赐福。”正直的神是没有贪求的，更不吃人间血食，据佛经说，要感动正神，就要心地正直，无私无欲，多做好事。祭祀上的豪华，只能是铺张浪费，也并非是思念先祖的形式。
因此，“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这都是孝子把心思用在思念亲人方面，那么他的祭祀才能真诚，他的超度对父母才有作用。如果不是思念亲人，不是为了父母解脱，死了亲人以后，就故意喝稀粥，睡草席，枕土块，住茅棚，穿粗衣，不闻乐，那还有什么作用呢？按照宗教的要求，死了亲人，在衣食住用等各个方面的节制，实际就是使人处于“斋戒”的时期，这样就是为亲人超度。为了亲人，使自己斋戒，然后念经，这样就能使父母死后超升。目前佛教临终助念的方式广为推广，没有世俗的排场，只是吃斋念佛，既可以尽诚，也是“大孝”的一种方法。
《弟子规》说“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因为诚心祭祀可以趋向圣贤的境界。《论语》学而篇记载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说的意思是：“要慎重办理父母的丧事，经常祭祀追念自己的祖先，这样民风就会变得忠厚老实了。”所以《论语》八佾（yì）篇说祭如在。祭祀祖先就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祀神就像神真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那就等于没有祭祀。”祭祀形式上的虔诚可以达到心诚则灵的目的，存（生存的后人）亡（死去的父母）两利。《地藏经》说：“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众罪，命终之后，眷属小大为造福利一切圣事（吃斋念佛布施供养三宝等善事），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虽然生者得六分，亡者只得一分，但一分也能解决大问题，佛经说死者四十九天还没投胎，在这关键的时候他的后人若能清净斋戒为他超度，则可免于堕落三恶道，甚至还可往生净土永远解脱六道轮回。于是可见祭祀的重要性，在“长养圣胎”的最后环节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是我们要弄清“慎终追远”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祭祀，而是斋戒清净才起作用。《朱熹集注》：“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尽其礼”是形式，“尽其诚”才是目的。“尽”是努力的意思，努力追求礼上的完善，仅仅是孝子诚意的外在表现。曾子是得孔子心传的学生，他的“慎终追远”，除了面对春秋礼教衰微的局面，提倡慎重对待丧祭，有时代意义外，其更重要的是提倡一种“长养圣胎”的精神，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祭祀。
有人说孔子是不相信鬼神的，除了他“敬鬼神而远之”外，还有一些根据。实际上的情况，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祀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死徐自知之，未为晚也。’”（《说苑·辩物》）子贡提的这个问题，孔子不作正面回答，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回答有知无知都不是他的本意。“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参阅《论语·先进》）季路很实质性地提到侍奉鬼神的事，孔子在这里就不含糊了，他很明确的回答活人还没有服务好，怎么还能侍奉鬼神呢？季路不死心，又问死后的事，孔子说连生的道理都不知道，怎么还能知道死后的事呢？孔子没有否定鬼神和死后的事，但是他的重心落在现实的人道，是最明确不过的了。但是孔子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是说不管是祭祀祖宗还是鬼神，都好像他们就在自己面前。这里说好像就在自己面前，并非真的就在自己面前。之所以要如此，是能生起恭敬虔诚之情，从而使孝道代代相传，提高人类的道德境界，乃至于人人都作圣贤。
因此，《弟子规》说“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曾子提出“慎终追远”，都只在于孝的诚心，而不在于孝的形式。而孝的诚心，是长养圣胎的关键，其他都是次要的。如果我们不能让父母得到最终解脱，就是给他们住金屋，天天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又有什么用？因为死后都带不去，而诚心祭祀却可以真正超度父母。遗憾的是，祭祀发展到后来，形式主义的趋向越来越严重，以致本末倒置。父母在生的时候得不到儿子的孝敬，死了所谓的“孝子”却大讲排场。生前舍不得孝敬父母一文，死后却大摆阔气。从祖宗信仰又发展到多神信仰，人死了成了神，大家就都去拜他了，所以中国的鬼神特别多，以致于到处都是神，民间庙宇特别多。这些形式主义的做法都不是孔子和曾子的本意。如此看来，不追溯孔子与曾子的本意，我们就难以理解《弟子规》所说“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的境界。理论上没有弄清，实践上就会盲目行动，最后背道而驰，与圣贤之道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