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情义相得”，“奋私昵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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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集团与文学风貌
唐代后期文坛上有一桩著名的公案，说的是李德裕（787—849）与《周秦行纪》及《周秦行纪论》的关系。 托名牛僧孺（779—847）撰写的《周秦行纪》，记牛僧孺赴进士考试，落第归宛叶（今河南南阳、叶县一带），经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南鸣皋山下，因迷失道路，留止于汉文帝母薄太后庙中，夜里与汉、唐妃嫔如戚夫人、王昭君、潘淑妃、杨玉环等人宴饮嬉乐。托名李德裕撰写的《周秦行纪论》据此大发议论，说：“余得太牢（按，指牛僧孺）《周秦行纪》，反覆睹其太牢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怀异志于图谶明矣……须以太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1]在中国古代，攻击政敌有两种百发百中的办法：一种办法是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一种办法是在道德上秽恶诬陷。《周秦行纪论》即采取前一种办法，指斥牛僧孺有觊觎帝王宝座之嫌。更有甚者，据说《周秦行纪》并非牛僧孺所作，而是李德裕的门人韦瓘（789—850？）所撰，见宋初张洎（934—997）《贾氏谈录》。[2] 这样看来，李德裕岂非嫁祸于人、罪加一等吗？现代学者屡引《贾氏谈录》，著名的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皆以为然，此事似乎已可盖棺定论了。
其实，贾氏之论实不可信。岑仲勉在《隋唐史》第四十五节里曾对此作过辨证，认为韦瓘“以元和四年状头及第，榜下即除左拾遗……行辈还在德裕先”，他怎么可能是李德裕的门人呢？而且，“自武德元（六一八）计至大中十一（八五七）才足二百四十年，德裕死已七年矣”[3]。这两条证据有力地证明，《周秦行纪》及《周秦行纪论》皆为后人伪作。傅璇琮据此加以推测：“《周秦行纪》为晚唐五代人所作，为了诬蔑李德裕，托名牛僧孺所撰，因韦瓘与李德裕亲善，就又说此篇实际为德裕门生韦瓘所作，以显示李德裕之阴险，同时又伪撰《周秦行纪论》作为《穷愁志》中的一篇，以坐实此事。”[4] 更准确地说，《周秦行纪》及《周秦行纪论》当为晚唐人的伪作。[5] 此时“牛李党争”余波未息，党同伐异之风流被甚广，所以有亲牛党者存心作伪，虚辞诡说，不择手段地为李德裕的德行操守抹黑。这里所用的，正是政争中打倒政敌的第二种有效办法，即道德诬陷。如此卑劣的行径倘若出自李德裕，那么他即便功业卓著，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所谓“牛李党争”，是进士集团之间的一种朋党之争。
唐代盛行科举，所以自盛唐以后，举子为争取登第，至京“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或“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将试之时，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6] 举子们缘气类之私，起比周之习，于是形成一种独特的集团性活动。
及试毕放榜，落第者黯然还乡，得第者则以同年登科，结为集团：“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7] 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记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8]。同一座主，同年登科，促使进士之间产生独特的集团情感；而宴会、题名等社交活动，又给予进士以团结的机会。所以中唐以后，同年进士集团以主司为首，以同年登第进士为成员。他们之间利害相关，祸福攸同，构成一种特殊的聚合联结关系。这种聚合联结关系，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但却有着鲜明的集团意识。
由于及第不易，进士对主司提携之恩，常铭记于怀，没身不忘。所以唐代进士特别尊重座主，并在功成名就后极力设法报恩。柳宗元曾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9] 白居易（772—846）晚年心别宦途，无视荣华富贵，唯独未报座主高郢（740—811）的深恩，一直耿耿于怀，有诗云：
宦途自此心常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10]此外，如田敦（生卒年未详）为衢州刺史时，座主令狐峘（？—805）正好因事贬为衢州别驾，田敦迎谒之礼甚厚，并每月分薪俸之半，奉养令狐峘，一时传为美谈。[11]
门生除感恩之外，当然也力图攀附座主，以求腾达，因为座主往往是当朝权贵，炙手可热，稍加提携，即仕宦有望。
门生以座主为恩公，座主则以门生为禁脔。五代后唐时，裴皞（生卒年未详）累知贡举，宰相马裔孙（生卒年未详）、桑维翰（生卒年未详），皆裴皞任礼部侍郎时所取进士。后来马裔孙知贡举，放榜后，率新进士拜谒裴皞，裴皞大喜，作诗曰：“词场最重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礼闱年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传以为荣。桑维翰任宰相时，尝过访裴皞，裴皞不迎不送，人或问之，则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寮也；桑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送迎之有？”这件事一直艳称于世。[12]
知识阶层本来非亲非故，偶因科举，遂相比合，构成一种新的人伦关系，超乎政治职等、年龄行辈、亲疏远近等关系之上。李亢《独异志》卷下载：“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13] 在唐人看来，座主与门生的亲亲关系，盖非寻常人伦可比！
进士同年之间，情感往往极为深厚，不仅互相援汲提携，即使有祸也常互相隐恶扶救。《旧唐书·令狐楚传》载：令狐楚（766？—837）与皇甫镈（生卒年未详）、萧俛（？—842）同年登进士第。元和九年（814），皇甫镈初以财赋得幸，推荐萧俛、令狐楚俱入翰林，充学士。后来皇甫镈当宰相，令狐楚也从朝议郎升授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穆宗即位之初，以天下恶皇甫镈之奸邪，宣诏贬谪皇甫镈，并判死刑。这时萧俛正任宰相，托中官救解，方将皇甫镈贬至崖州（今属海南三亚）。朝内官员多有不平者，但因为萧俛的缘故，谁也不敢说话。[14]
正是这样，座主与门生、同年与同年，甚至同门之间，声气相求，交相固结，形成一种特殊的学缘、业缘关系网，构成政治性的文人集团。所以顾炎武《日知录》卷17“座主门生”条说：
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15]
朋党与科举之间的因缘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进士集团的产生，与唐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门阀世族势力受到新兴进士势力的冲击，已经渐趋衰落。在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以血缘为基础的门阀世族已经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这不仅表现为门阀世族与新兴进士势力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更重要的是表现为门阀世族子弟大多步入科举仕进之途，跻身于进士行列了。于是，血统的尊贵就渐为知识的尊贵所取代。门阀世族要取得政权，必须借科举而登进。科举不断制度化，使门阀世族结构日益分化，而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政治功能，就逐渐为科举进士这一知识阶层所替代。知识成为社会阶层化的一个重要标准，有力地冲击了以血统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标志着社会风尚的转移。
所谓知识阶层，即以知识为其阶层化的基础，而不同于以财富、亲属、权利等为阶层化的条件。唐代有所谓“衣冠户”。唐人杜佑（735—812）曾提到“衣冠仕人”。[16] 进士苗耽也说：“衣冠道路得病，贫不能致他物，相与无怪也。”[17] 他们所说的“衣冠仕人”或“衣冠”，盖为科举制中进士科出身者的专称，并成为唐代一个特殊的户等。唐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明确规定必须是科举特别是进士出身者，才得称为“衣冠户”。“衣冠户”享有“广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的经济特权，而杂色出身的官僚或曾任军职者，都不可冒称“衣冠户”。[18] 可见，知识阶层在唐代已经成为一个法定的社会阶层，发展为宋代的官户，几乎把持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命脉。[19] 正因为如此，从唐代开始，登进士、拾青紫，成为寒士与高门共同追逐的标的，知识取代血统成为贵贱升沉最为要紧的凭借。
因此，唐代进士集团的形成，与门阀世族势力和新兴进士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无直接的联系，虽然它是两个政治势力社会互动的实际结果。与唐代进士集团的构成及其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朝廷内部的权力分配，或者说是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实际需要。以进士集团为背景，形成中唐以后文人的政治朋党，以及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最著名的就是前述历时久远的“牛李党争”。
这种政治朋党和朋党之争，既表明进士集团在政治活动中已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活动直接关系到朝廷的重大政治策略，也隐然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同时，也表明进士集团一旦卷入政坛，就不能不濡染权势阶层的积习，熙熙攘攘，争名夺利。在某种程度上，进士集团之间的倾轧构陷甚至更为残酷无情。
中唐以后由朋党之争而造成的政治道德的堕落，引起后人的指斥。北宋范祖禹（1041—1098）《唐鉴》云：
汉之党尚风节，故政乱于上，而俗清于下，及其亡也，人犹畏义而有不为。唐之党趋势利，势穷利尽而止，故其衰季，士无操行，不足称也。[20]
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云：
汉党锢以节义，群而不党之君子也；唐朋党以权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汉之君子，受党之名，故其俗清；唐代小人，行党之实，故其俗弊。[21]
他们的批评，固然有以伦理道德论政争是非的毛病，但是指明了汉代党人争之者为国家利益，唐代朋党谋之者是个人利禄，却是深中肯綮的。其实，宋代以降文人士大夫的朋党之争，绝大多数不都是唐代党争的余荫吗？其唯一例外者，恐怕只有东林党一案了。
这里笔者想以唐代牛僧孺、李宗闵（？—843）的朋党为例，简单地说明一下进士集团的构成方式和活动方式。
牛僧孺与李宗闵，在当时即被称作“牛李”，目为“朋党”。《旧唐书·李德裕传》云：“牛、李权赫于天下。”[22] 此“李”即指李宗闵。《新唐书》卷174列传第九十九“赞”言：“僧孺、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23] 卢仝（约795—835）《玉泉子》谓：“杨希古，靖恭诸杨也，朋党联结，悉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24] 杨希古（生卒年未详）世居长安靖恭坊，乃牛党主要成员之一。
历来通称牛党重科举，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牛党本身就是由进士集团构成的，并凭借科举展开集团活动。《旧唐书·杨嗣复传》云：
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25]
牛僧儒、李宗闵与杨嗣复（783—848）都出自权德舆（759—818）门下，志趣相近，私交很深。他们结党之初，即以科举门生为因缘；结党之后，更借科举以张大势力。《旧唐书·杨虞卿传》云：
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26]
“党魁”的尊号可不是随意封赐的，正因为杨虞卿（生卒年未详）凭借铨曹贡部之便，大肆朋比结党，功莫大焉，故而蒙此殊誉。
牛党把持科场，结党乱政，其势甚嚣尘上。据《旧唐书·钱徽传》记载，长庆元年（821），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李宗闵向钱徽请托人情，及放榜，多录公卿子弟，其中包括李宗闵的女婿苏巢，于是舆论大哗。穆宗命白居易、王起超等人覆试，公卿子弟多落选，苏巢也在其列。案发时，诏称：“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挠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案定后，穆宗又严厉谴责李宗闵之徒：“末代偷巧，内荏外刚。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州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诛，是生于朋党。”于是，“制出，朋比之徒，如挞于市”[27]。
但是，牛党操纵科举之行并未因此而稍微收敛。文宗太和年间（827—835），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汝士、弟汉公，以及张元夫、萧瀚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28]。会昌年间（841—846），武宗还由衷地感叹道：“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29] 然则数十年中，牛党人物结朋党以操纵科举，借科举而张大朋党，朋比呼应，营私乱政，败坏官场风气，几乎无所不为。
文宗、武宗时，李德裕执政，有感于科场浮薄朋比之弊，力图整顿科场风气。这就不能不触犯牛党人物，于是被后世视为“李党”。太和年间，李德裕以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即与文宗论朋党事，明言：“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这正是针对牛党而言的。同时李德裕提出“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的建议，试图从科举制度的改革着手根治朋党之习。[30] 会昌年间，李德裕为宰相，有见于主司与举人“附党背公，自为门生”的恶习，主张罢除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等活动，以矫正朋比之风。[31] 这种整顿科场的举动，被后世史臣诬为“颇抑进士科”，“尤恶进士”[32]，这实在是诬蔑不实之词。
至于“牛李党争”，更绝非进士集团与世族势力之争，而是两大政治集团围绕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科举舞弊、吏员冗滥、回纥等侵扰、佛教势大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而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33]
自科举成为制度之后，进士集团历代皆有，朋党之争此起彼伏，这成为中唐以后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
进士集团的固结和党争，在文坛上造成了“奋私昵党，排击所憎”[34]、诬蔑构陷的习气。前述李德裕与《周秦行纪》及《周秦行纪论》的公案，就是显著的一例。
进士集团之间的政治倾轧，甚而殃及池鱼，借他人的文学作品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排斥异己。历史上最著名的莫如苏轼的“乌台诗案”了。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从此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吴充（1021—1080）、王珪（1019—1085）继任宰相，一些投机新法的官僚如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1041—1103）、御史中丞李定（生卒年未详）之流，热衷于营私结党，倾轧报复，耿直敢言的苏轼竟成了朋党之争的牺牲品。元丰二年（1079），舒亶、李定等人先后上奏章，弹劾苏轼的一些诗文里“衔怨怀怒，恣行丑诋”，“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几乎犯了十恶不赦之罪。这年七月，苏轼竟因此被捕入狱。苏轼有100多首诗在审查时被呈阅，每一首诗都由苏轼自行解释，因为据说这些诗多有讥刺当政之作。苏轼的朋友当中，有39人受到牵连。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简直是无中生有。例如有一首写两株老柏的七律，诗中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人指责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怎能说龙在九泉之下？又如《杞菊赋》的序里，苏轼说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审问的御史认为这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给官吏的薪俸过于微薄。
当然，苏轼的诗文里也不乏批评新政、指斥贪官的词句，他曾把当政者比为鸣蛙，比为鸣蝉，比为夜枭，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禽场中的鸡鸭，甚而骂他们是“沐猴而冠”，这怎能不使当政者暴跳如雷呢？说实在的，这一来因为当政者本来就有可讥刺之处，二来这也是苏轼借诗文抒发不得志的牢骚，决不致起到什么危害朝廷的作用。当政者的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不过是党同伐异的朋党意气在作怪罢了。
所以苏轼虽在狱中受了四个月又二十天的诟辱折磨，但幸而得到亲友故旧的营救，神宗皇帝也不想杀他，终于免得一死。这年年底，他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
进士本来是凭借知识为资本成为一个法定的社会阶层的，谁料到进士集团居然倚仗知识来争权夺利，甚至运用知识来诬蔑构陷，致使知识沦为党争的工具。苏轼及其朋友后来也被称为朋党，列入“党人碑”，差一点就遗臭万年了。党争的局势，翻云覆雨，简直难以逆料。在这样的局势中，文坛上拉帮结派之风大兴，攻讦诬蔑之习流行，这又何足为怪呢？当知识依附于权势的时候，知识只能成为权势的工具，染上权势的恶习，这是知识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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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外集》卷4，《四部丛刊初编》本。《周秦行纪》附见此文之后。
[2] 有关韦瓘生平事迹，参见周腊生：《唐代状元韦瓘生平事迹辨证》，载《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
[3] 岑仲勉：《隋唐史》，438~4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69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
[5] 参见周建国：《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兼评〈李德裕年谱〉》，载《文学遗产》，1987（3）。
[6] 参见李肇：《唐国史补》，55~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 同上。
[8] 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8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9]《柳宗元集·与顾十郎书》，8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白居易集》，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 参见刘昫：《旧唐书·令狐峘传》，40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参见薛居正：《旧五代史·裴皞传》，1218~12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欧阳修：《新五代史·裴皞传》，6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 李亢：《独异志》，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264册，455页。
[14] 参见刘昫：《旧唐书·令狐楚传》，4460页。
[1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994页。
[16] 杜佑：《通典·职官》，北京，中华书局，1988。
[17] 转引自李昉等：《太平广记》，40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18] 参见董诰等：《全唐文》卷78；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见《全唐文》卷866；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见宋敏求辑：《唐大诏令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
[19] 宋朝的官户是指品官之家﹐即一品至九品的官员之家。官僚的子孙以恩荫入仕﹐即使是低级小官﹐也算官户；而通过出钱或纳粟买官入仕者，则自正七品以上，才算官户。官户以外的全部人户，都称民户。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童贯平方寇时，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仍许磨勘，封赠为官户。比事平，有司计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陆游：《老学庵笔记》，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宋史·高宗纪八》：“（秋七月）辛亥，诏诸州守贰考各县丁籍，依年格收除。民间市物，官户、势家与编氓均科。”脱脱等：《宋史》，585~586页。
[20] 范祖禹：《唐鉴》，见《丛书集成新编》，第114册，442页。
[21] 王应麟：《困学纪闻》，16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2] 刘昫：《旧唐书》，4519页。
[23] 欧阳修：《新唐书》，5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 卢仝：《玉泉子》，见《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210页。
[25] 刘昫：《旧唐书·杨嗣复传》，4556页。
[26] 刘昫：《旧唐书·杨虞卿传》，4563页。
[27] 刘昫：《旧唐书·钱徽传》，4384~4386页。
[28] 司马光：《资治通鉴》，78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29] 刘昫：《旧唐书·武宗纪》，602页。
[30] 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7883页。
[31] 参见欧阳修：《新唐书·选举志》，1166页。
[32] 欧阳修：《新唐书·柳仲郢传》，5021页；《新唐书·选举志》，1165页。
[33] 关于牛、李党争的性质，参见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载《历史研究》，1979（6）；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前言。本书专论朋党的构成方式与活动方式，故不详论“牛李党争”的性质。
[34] 欧阳修：《新唐书》，5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