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讽议朝政，裁量公卿”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第四章“讽议朝政，裁量公卿”,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政治朋党综论
朋党，原指同类的人为自私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专指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就后一意义而言，朋党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政治集团，或简称为“党”，或称作“党人”。
古代朋党不像现代党派这样组织严密，宗旨明确。古代朋党大都没有既定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形式，往往只是一些人因为政治利害相关、政治观点相类、思想旨趣相投、过从交往密切等因由，在政治斗争或权利斗争中扭结在一起，荣辱相共，存亡与俱。
在中国古代，朋党的构成成分颇为复杂，除了文人士大夫之党以外，尚有皇亲国戚之党，有太监宦官之党，有藩镇权臣之党，等等。本书既然以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为研究对象，那么就主要论述文人士大夫之党。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历代朋党之争的发展过程和是非之辨，而是历代朋党的基本构成方式与活动方式、朋党之争的文化功能，以及朋党之争与文学风貌的关系。
第一节“共为部党，诽讪朝廷”
——太学集团与文学风貌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之党的构成方式盖有三端：一是太学集团，可以东汉党人为代表；二是进士集团，可以唐代牛、李之党为代表；三是讲学集团，可以明代东林党为代表。
下面先谈太学集团。
汉武帝时，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元帝好儒，因为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因依据孔子养徒之数，曾增弟子员至3 000人，后又裁为1 000人。平帝时，王莽（前45—23）秉政，增天子之士即所谓“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博士弟子员，每岁课甲、乙、丙三科，凡100人，为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这是西汉太学的一般概况，但是当时尚无“太学”之称。[1]
东汉光武帝刘秀中兴，爱好经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图书，云集京师洛阳（今属河南）。于是诏立五经博士14人，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29），初起太学。至明帝刘庄时，还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之才以受其业。至质帝刘缵时，太学生竟增至3万余人。诏令将军以下至六百石的职官，遣子就业于太学，受业满岁，课试以高等5人补郎中，次5人为太子舍人。[2]
可见，两汉太学生往往是官僚的后备军，而且多为豪族名门的子弟，在社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尤其到了东汉末年，太学生更成为一股势倾朝野的政治力量了。
东汉末年，太学生多从天下各处云集京师，所以时称“太学游士”、“京师游士”或“游学”。在聚集着成千上万人的太学里，太学生们展开了热烈的交游活动。太学生们的自由交游，不能不形成党同伐异的所谓“清流”。[3] 特别是在太学生人数骤增的时候，为了支持朝廷内部外戚或官僚反抗宦官专权的行动，太学生的交游活动更有政治实际的需要了。
蔡邕（133—192）曾作《正交论》，劈头便道：“君子以朋友讲习，而正人无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义敦以正，其誓信以固。”其后更加申说：
至于仲尼之正教，则泛爱众而亲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亲，交游以方，会友以文，可无贬也……今将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无乃未若择其正而黜其邪与？……与其不获已而矫时也，走将从夫“孤”焉。[4]
所谓“以朋友讲习”，所谓“交游以方，会友以文”，指的当是太学中学生的一般交游活动。一方面，“以朋友讲习”，加强了集团的力量；另一方面，“择其正而黜其邪”，分清了敌我的壁垒。对内的集团凝聚力和对外的集团行动，使太学俨然成为一个特殊的文人集团。
太学生的交游活动，是悖逆于汉代传统士风的。传统士风是士子在皇帝亲临裁决同异之下苦读诗书，埋头章句；而现在士子却不仅“交游以方，会友以文”，而且“择其正而黜其邪”，明明白白地分出正与邪的两个政治壁垒来，这就使士子的这种交游集结具有了政治的性质，并发挥了政治的功能。
所以，《后汉书·儒林列传序》指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5] 浮华者，华而不实之谓也。浮华是权势人物深恶痛绝的。东汉末年，曹操曾给孔融写信说：“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6] 曹操在这里恐吓孔融说：你别瞧不起我，以为我无德无能，我要清除你们这样的“浮华交会之徒”，还是绰绰有余力的。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承袭的正是太学遗风。
可见“浮华交会”是与专制皇权统治背道而驰的，它表明知识阶层已然不那么安分于做权势阶层的依附者和隶属者了。他们力图凭借“不切实用”的知识、学术（所谓“浮华”）与权势阶层分庭抗礼，构成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势力与政治势力。
仇览出入太学的故事，颇能见出太学中“浮华交会”的风尚。仇览又名仇香，字季智，陈留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后汉书·仇览传》记载：
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曰：“……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7]
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东汉时京师的太学，已成为英雄云集、名士交结的所在。太学中的学生游谈成风，与固守经学的传统学风判然而别。经学是官方学术，犹如西方中世纪的神学，乃一切学术之统辖；而游谈成风则显然带有某种非官方的文化色彩。正是在游谈交结之中，太学生“曳长裾，飞名誉”，有的更是常常“宾客盈室”，这不正是太学集团构成的基本方式吗？
值得注意的是，太学集团绝不仅仅是太学生的独立组织，而是有坚强的政治权势人物做后台的。太学集团的形成总是有政治背景的，太学集团的活动也总是有政治权势人物作为政治领袖的。当时太学生的领袖是郭泰（128—169）、贾彪（生卒年未详）、符融（生卒年未详）等人，他们都与在朝官僚如李膺（110—169）、陈蕃（？—168）、刘淑（生卒年未详）等有密切的过从和交谊。尤其是李膺，本为贵公子，后官至司隶校尉、长乐少府，成为文人士大夫崇拜的政治偶像。《后汉书·李膺传》载：“是时朝庭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8] 李膺俨然成为天下士流所宗仰的大宗师了。
同时，在朝官僚也自觉地借助太学集团的政治力量，结为部党。《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载牢脩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9]，可见一斑。甚至外戚也倚重于太学集团。《后汉书·窦武传》载，时当“岁俭民饥”，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多方辟召名士，“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10]。窦武的行为，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救济，而是有目的的政治联结，借以赢得太学集团的援助，壮大自身的政治势力。
于是，太学集团与在朝官僚就在反对宦官的共同旗帜下，集结成一股阵容壮大的政治势力，当时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称。[11]由此可见，太学集团的构成绝不是太学生之间的一种偶然的、随意性的聚合，而是以某些政治权势人物为核心的集团性凝聚；太学集团的政治活动也绝不是一种超功利的非现实性的聚合，而是在某些政治权势人物策划下的、有着明确政治指向性的政治斗争。
大要言之，太学集团的活动方式有两种：一是政治风潮，二是清议干政。前者较为激烈，后者较为缓和，但都是为专制统治所不容的、危害社会秩序的政治活动。
太学生的政治风潮，始于西汉。《汉书·鲍宣传》载：西汉哀帝刘欣时，渤海高城（今河北盐山东南）人鲍宣（前30—3）任司隶，以丞相孔光（前65—5）下属违法，派遣官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鲍宣闭门不肯纳。于是鲍宣以“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的罪名，被逮捕下狱。博士弟子济南人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第二天上朝时，太学生们阻挡住丞相孔光，以致丞相车不得行。接着，太学生又守阙上书，使鲍宣免于死罪。[12] 《后汉书·欧阳歙传》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乐安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人欧阳歙（？—39）“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今属河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欧阳）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后来欧阳歙虽死于狱中，但他的冤案终究得以平反。[13]《后汉书·刘陶传》载：东汉桓帝刘志时，朱晖之孙朱穆（100—163）任冀州刺史，因为得罪“十常侍”之一的宦官赵忠，被降职为左校，刘陶等数千名太学生诣阙上书，为朱穆诉冤。桓帝览其奏章，遂赦免朱穆。[14]
由以上数例可知，两汉太学生的政治风潮，大多属于见义勇为、主持正义的举动，而不仅仅是聚众要挟当权者。三国魏末，嵇康因“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被诬处死，临刑前，太学生3 000人“请以为师”，未得准许[15]，这也是同样的正义之举。
南宋时太学风潮也时时而见。如光宗绍熙五年（1194），光宗赵惇因体弱多病，久不视事重华宫，太学生汪安仁等200余人上书。宁宗庆元间（1195—1200），太学生周端朝、杨宏中等上书，为赵汝愚辩诬，皆被罪，天下号为“六君子”。开禧间（1205—1207），丁大全（1191—1263）用事，用法律制裁众多士人，陈宜中、刘黼、黄镛等上书，被贬谪，亦号“六君子”。[16] 所有这些，都是太学集团的政治风潮。
汉末的清议干政，始于品鉴人伦，即以只言片语品评人物。对于个人品格的标榜与品藻，直接关系到政治时局。因为士人的清议，自然会影响到朝廷察举和征辟的标准，也就是士人自己出处的标准。符融揭穿滥冒虚名的士人，就是清议衡人的生动事例。《后汉书·符融传》载：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融益以知名。[17]
晋文经与黄子艾以虚声夺人，竟影响到朝廷的察举与征辟，以致“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而符融的品鉴，则揭破了二人麒麟皮下的马脚，使他们名声扫地。这不也可以看出清议的力量吗？
东汉末年，用于品鉴人伦的“谣言”或“风谣”颇为盛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谣言或风谣的发生，本来与汉朝登庸官吏的察举与征辟制度有关。谣言或风谣概括了个人的德业学行，简短有力，便于流传，既是延誉上达的工具，也是贬刺奸邪的利器。在东汉末年宦官外戚权势膨胀、政治黑暗的形势下，谣言或风谣有了新的发展，被官僚以及太学集团拿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但用以褒奖同类，而且用以贬斥奸邪，赋予了崭新的政治斗争的性能。袁宏《后汉纪》记述“党锢之祸”初起，说：
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讥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曰：“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楷模李元礼。”公卿以下皆畏，莫不侧席。[18]
谣言或风谣流行于世，成为“上议执政，下讥卿士”的有力武器，竟足以产生“公卿以下皆畏，莫不侧席”的政治效应！
这时的谣言或风谣褒奖人物，已不再是标举经学或德行的造诣，而是标举政治风度的坚贞与才能的卓特了。其贬斥人物，也带有鲜明的爱憎倾向。如桓帝时，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以诛外戚梁冀（？—159）获功，五人同日封侯。及单超死后，四侯横行不羁，天下为之语曰：
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19]
这一风谣，极言四侯势焰之大，表示了强烈的憎恶情绪。
此外，谣言或风谣不仅议论人，还议论事。人们借谣言或风谣，对朝廷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措施发表意见，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这就是所谓“童谣”。东汉顺帝之末，梁冀权倾天下，任意废立，诛杀了正直官僚李固（94—147）、杜乔（？—147），而封太尉胡广（91—172）、司徒赵戒（？—约154）、司空袁汤（67—153）为侯，京都童谣曰：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20]
对这种颠倒黑白、混淆善恶的丑恶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桓帝之初，发兵征羌，征发大量的人民百姓，这实在是扰民误国之举。于是天下童谣曰：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21]
征羌战争旷日持久，人民死伤枕藉，政府耗资巨大，加剧了国内的危机。当时朝廷内的官僚集团主张恩抚，其主张以自附于党人的张奂（104—181）、皇甫规（104—174）为代表；宦官集团则主张歼灭，其主张以结托内侍的段颎（生卒年未详）为代表。结果，张奂和皇甫规终竟被牵入党祸，而段颎则在司隶校尉任内，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入狱，成为宦官的爪牙打手。[22] 由此可见，所谓童谣，也许是官僚集团或太学集团，即当时所谓“党人”，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意假托散布的。这样的“代民立言”，至少从其实际意义上看是符合民意的，所以能在政治上收到极大的效果。
当清议由品题人物转移到公开抨击朝政时，持清议干政的士人就不能不引起专制统治的妒忌并招致扼杀。东汉的太学集团与外戚、官僚深相结纳，内外呼应，横议朝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23]，这一势力实已危及皇权统治，怎能不引起接二连三的“党锢之祸”呢？清人赵翼（1727—1814）指出：
盖东汉风气，本以名行相尚。迨朝政日非，则清议益峻。号为正人者，指斥权奸，力持正论，由是其名益高，海内希风附响，唯恐不及。而为所贬訾者，怨刺骨，日思所以倾之，此党祸之所以愈烈也。[24]
舆论的力量，尤其是集团的舆论力量，具有何等巨大的社会功能！
在封建社会里，舆论往往具有一种超乎法律之上的巨大功能。人们信以为真地把统治阶级中某一政治集团的品评议论称为“公论”或“清议”，而这种“公论”与“清议”即足以影响整个现实政治，尤其是影响大众民心。朋党之争，则往往以“公论”或“清议”相标榜，从而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
在汉代，无论是由于“时人之语”、“时人之论”、“时人之称”，还是由于善于品鉴人伦者的一言论定，当时流行甚广的风谣臧否和题目品藻，正代表着名门豪族的一种“公论”。这种“公论”，在发生之初并没有什么广泛的社会性，仅仅在名门宾客之间流布。例如，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生卒年未详），及即帝位，擢拔周福为尚书。而同为甘陵人的房植已有名于当朝。所以乡里风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对周福语带讥讽。而“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不久，太学诸生以郭泰等为冠，并与官僚李膺、陈蕃、王畅（？—169）等“更相褒重”。于是太学流言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梁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25] 可见，无论是乡里风谣还是太学流言，虽然取舍相反，褒贬各异，但都足以成为“公论”的主持者。
推而论之，当时的各种豪族集团，也都自有其宾客，自有其“公论”。既然这些宾客大都是豪族的门生故吏之流，那么，“公论”当如何判定是非呢？“公论”又有几分“公”的成分呢？把这种出自私心、本于功利的“公论”称为“清议”，本来是当时名门豪族的宾客高自位置的一种虚矫表现，但却引起了不明真相的人民大众的附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实际上，这种“清议”究竟“清”到什么程度，是很可怀疑的。东晋葛洪（283—343）说：
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26]
其实，在灵、献以前，士人品藻的情况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不仅风谣与题目是这样，作为清议的更重要方式的政论，也有着相同的性质。汉末的政论，尽管论客的立场不同，但其理论依据却往往相同，即宗教化的纲常名教。东汉宗教化的纲常名教的法典，是《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是一部杂糅了儒学、法术、阴阳、方士之说于一炉而加以冶铸的中国中世纪的经典，自汉章帝刘炟首肯倡导之后，一直统治着东汉士人的头脑。东汉士人信持“是非不谬于圣人”的准则，而他们所说的“圣人”，不是他人，就是令“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而“亲称制临决”的孝章皇帝刘炟。《白虎通义》一书，在刘炟亲自顾问下，由班固等编写而成，于是一直成为人们解经决事的不二法典。
因此，围绕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征讨羌族、经济危机、外戚宦官干政等当代重大社会问题，无论是作为“正宗”的官僚太学集团，还是作为“邪宗”的宦官外戚集团，都无不高捧着纲常名教的法典，向敌对势力肆意攻讦。有什么罪名比渎犯纲常、非毁名教更为严重的呢？又有什么道理比维护纲常、端正名教更为神圣的呢？论争双方各自秉持纲常名教为武器，不惜肆意攻击对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反而暴露了纲常名教的虚伪本质，使纲常名教丧失了自身的权威性。任何一次朋党之争，总是大大动摇了传统的名教经典和正统思想，而导致异端思想的滋生。
正因为看重集团的舆论力量，所以后世就有图谋不轨的权臣有意利用和操纵太学集团，也有利欲熏心的太学集团厚颜无耻地阿附权势。宋元之交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后集》记载南宋时事，有感于太学生动辄以清议干政、溷乱政治的现象，写道：
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喻，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叩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非惟京尹不敢过问，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未如之何也。[27]
太学集团凭借清议舆论的力量，可以任意弹劾在位官僚，就像老师可以因故开除学生一样，其权力竟足以“与人主抗衡”。权极而弊生，于是既有不安本分、遇事生风、胡作非为的太学生，也有溜须拍马、阿附权势、寡廉鲜耻的太学生。在佞臣贾似道（1213—1275）乱政之际，“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28]。这是太学集团的末流，他们已丧失了独立不羁的政治品格，与权势阶层同流合污，甚且沦为权势阶层的附庸奴婢了。
* * *
注释
[1] 参见班固：《汉书·儒林传序》，3589页。
[2] 参见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序》，2545页。
[3] 东汉末年，太学生郭泰、贾彪等和大臣李膺、陈蕃等，结成一个政治派别，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纪纲。他们自称“清流”，以与外戚、宦官等“浊流”相区别。参见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4]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875页。
[5]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序》，2547页。
[6] 范晔：《后汉书·孔融传》，2273页。
[7] 范晔：《后汉书·仇览传》，2480~2481页。
[8] 范晔：《后汉书·李膺传》，2195页。
[9]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2187页。
[10] 范晔：《后汉书·窦武传》，2239页。
[11]《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见范晔：《后汉书》，2187页。
[12] 参见班固：《汉书·鲍宣传》，3093~3094页。
[13] 参见范晔：《后汉书·欧阳歙传》，2556页。
[14] 参见范晔：《后汉书·刘陶传》，1844页。
[15] 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嵇康传》，1373~1374页。
[16] 参见汪师韩：《韩门缀学》卷5，《丛睦汪氏遗书》本；周密：《齐东野语》，370~3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 范晔：《后汉书·符融传》，2232~2233页。
[18] 袁宏：《后汉纪》卷22，《四部丛刊初编》本。
[19] 范晔：《后汉书·单超传》，2521页。
[20] 范晔：《后汉书·五行志》，3281页。
[21] 范晔：《后汉书·五行志》，3281页。
[22] 参见范晔：《后汉书·张奂传》、《段颎传》、《皇甫规传》。
[23]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2186页。
[24] 赵翼：《廿二史札记》，93~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25] 均见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2185~2186页。
[26] 葛洪撰，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4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27] 周密：《癸辛杂识》，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28] 周密：《癸辛杂识》，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