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道本大公，各求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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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纷争与文学风貌之一
无论是汉代私学还是后世书院，在讲授学术之际，往往围绕某一位或某几位大师，形成一个学派，与其他学派相论辩，相抗争，分门角立，各树旗帜。
学派纷争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百家争鸣，进行思想学术交锋；二是门户倾轧，力争学术正宗地位。这两种方式的文化功能是不尽相同的，对文学风貌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本节先谈百家争鸣，进行思想学术交锋。
不同学派的思想学术交锋，是中国古代学术派别纷争的一个传统，早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就极为兴盛，甚至出现过“稷下学宫”这种专供学者著书立说、论辩学术的场所。
后世学派的讲学论义，一直不衰。《南史·马枢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马枢）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客主。”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派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纶甚嘉之。[1]
邵陵王萧纶（约507—551），字世调，是梁武帝萧衍第六子，史称其“博学善属文”[2]。马枢（522—581），字要理，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萧纶和马枢各自教席，“同日发题”，分讲佛、道之义，已属别出心裁；而“数家学者，各起问端”，马枢“依次剖判”，这种相互问难、相互切磋的问学风习，更可以见出学派纷争时自由的学术气氛。
不同学派的思想学术交锋，可以书院“讲会”（或称“会讲”，或称“会”）为代表。书院讲会的目的，在于就某些学术问题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主张的异同，其主旨都是属于学术性的。
南宋时，书院讲会活动就极为频繁。除了前述著名的朱、陆“鹅湖之会”以外，还有吕祖俭（1146—1198）在四明（今浙江宁波）参加杨简、沈焕、袁燮等人的讲会，庆元慈溪（今属浙江）人黄震（1213—1280）参加童居易在杜洲的讲会，等等。
明代书院林立，而讲会也大盛。如王守仁正德十四年（1519）主讲江西九江修濂溪书院，四方学者辐辏；嘉靖三年（1524）在浙江山阴（今绍兴）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讲习；嘉靖四年（1525）在浙江余姚龙泉寺的中阁会，大约每周与诸生相聚讨论。这些活动都具有讲会的特性。
湛若水喜爱争论，为王守仁门人所深知。他90岁时游南京（今属江苏），路过江西安福，当地理学家、王守仁的门人邹守益（1491—1562）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来，吾辈当宪老而不乞言，慎毋轻有所论辩。”[3]
王守仁门人到处讲学，尤喜讲会。嘉靖五年（1526），刘邦采（约1490—1578）在安福（今属江西）创立惜阴会，间月为会五日，每次数百人参加，而且人员来自各邻近乡邑。[4]嘉靖十三年（1534），邹守益以祭酒致政归，与刘邦采等创建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会讲授阳明理学精髓。春秋二季，则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郡邑乡大夫皆与会，王门弟子聚集一堂，探讨学问。[5]《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载：
阳明殁后，绪山（按，即钱德洪）、龙谿（按，即王畿）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6]
讲会之风清初还流布一时，尤其在江南一带相当盛行。康熙年间（1662—1722），一些著名学者如黄宗羲等人，在甬上书院举办讲会，借讲读经史，传布中华文明，在当时影响很大。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下诏“屏去浮嚣奔竞之习”[7]，书院讲会才不复再见了。书院讲会的方式，显然受到佛教诸宗论辩和“三教论衡”的影响，对促进学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同学派的思想学术交锋，还可以采用书信往来或文章论辩的方式。如南宋陈亮与朱熹之争[8]，明代李贽与耿定向（约1524—1597）之争等[9]，都采用了书信往来的方式。南宋时朱熹与陆九渊辩论“太极”、“无极”，也大多通过书信往返。[10]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宏（1102—1161）撰《知言》一书[11]，其友朱熹、吕祖谦及胡宏弟子张栻往复研究，所写的文章收为《知言疑义》一书。及至近代以降，报纸、刊物充斥文坛，文字论辩遂成为学派纷争的主要方式。
不同学派的学术纷争，一方面倡导了坚守所学、敢于争鸣的精神，另一方面发扬了集思广益、兼收并蓄的学风，这都有力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首先，在学派纷争中，各个学派总是要坚守所学，极力发挥本学派的学旨，与别的学派争鸣辩难，这就使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不仅先秦战国时期出现过诸子学派的“百家争鸣”，而且两宋、明中后期、清初都是大可表彰的“百家争鸣”时代。各时代“百家争鸣”的内容和旨归虽不同，但坚守所学、敢于争鸣的精神却是一脉相通的。创始建立一个学派或发扬光大一个学派，都要有自信心，要有不苟同的精神。
比如，朱熹和张栻为了拉拢吕祖谦投向道学，既批评他不该多收门徒，又指责他博杂喜事。但吕祖谦还是殚精文史，固守中原文献之学，不为朱、张所动。朱熹评论道：吕祖谦“学合陈君举（按，即陈傅良）、陈同甫（按，即陈亮）二人之学问而一之。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举为有所长，若正则（按，即叶适）则涣无统纪，同甫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伯恭（按，即吕祖谦）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12]。
正因为吕祖谦善于兼人所长，而且宅心忠厚，所以有人用带有贬义的“和光同尘”来嘲讽他。其实吕祖谦并非没有主见。陈亮经常把著作送请吕祖谦指正，吕祖谦并不一味说好，而是坚持己见，两人争论频繁。如陈亮著《三国纪年》，序中批评司马迁“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13]。对此，吕祖谦甚不以为然，复书道：“但来教谓‘司马子长虽高，不欲学’，而（《三国纪年》）诸赞命意及笔势，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并望见教。”[14]这是婉转地指责陈亮，明明私下已然学习司马迁，为何还要将司马迁一笔抹杀？
鹅湖之会，吕祖谦是发起人，却未介入朱、陆争论，他并不是没有看法，只是不愿勉强偏袒一方。黄震《东发日钞》云：“东莱先生以理学辨朱、张，鼎立为世师，其精辞奥义，岂后学所能窥其万分之一。然尝观之，晦翁与先生同心者，先生辩诘之不少恕；象山与晦翁异论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鹅湖之会，先生谓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易量；谓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15]可见吕祖谦并不是没有主张的人，恰恰相反，他论学论人都有一定之见，对朱、陆两人的评价就是恰如其分的，体现出他十分重视实事求是。
正因为如此，吕祖谦创立的金华学派足以自立，影响深远，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中所说的：“明招学者（按，吕祖谦讲学金华明招山中），自成公（按，指吕祖谦）下世，忠公（按，指吕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16]
由于各学派坚守所学，交相论辩，因此对其他学派弊病的揭露往往深有见地。如南宋陆九渊揭发支离破碎搞烦琐传注之病，陈亮揭露道德性命之学尽废天下之学的弊害，明代罗钦顺（1465—1547）揭示心学专讲内心修养、妄图“私造化为己物”的谬误，清代方东树（1772—1851）对汉学迷信传注的针砭，大多能切中要害，从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各学派在论争中坚持发扬敢于争鸣的精神。如朱熹和王守仁分别是南宋和晚明学术界的权威人物，而陆九渊兄弟却敢于与朱熹争论“无极”、“太极”，陈亮则与朱熹论辩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罗钦顺也坚持反对王守仁提出的朱熹对陆九渊早异晚同的说法。这充分体现了他们不畏权威、弘扬学术的积极精神。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一书时，正当汉学在清朝学术界炙手可热之际，不管他的著作有多少可议之处，他那种胆敢与权威对抗的精神，却是值得嘉许的。应该说，学派纷争中这种不畏权威、敢于争鸣的精神，实在是学术文化向前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其次，各学派在论争交流中，往往集思广益，兼取诸家之长，不仅激活了学派的生机，也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集思广益与坚守所学是相辅相成的。在坚守所学的前提下集思广益，在集思广益的激励下坚守所学，这是许多学派得以发扬光大的原因所在。
许多学派的大师在坚持所学的前提下，都颇留意于兼取诸家之长。南宋时吕祖谦以中原文献之学为主，博取四方诸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吕祖俭在明州参加杨简、沈焕、袁燮的讲会，几乎无会不与，同时仍然坚守父兄相传的中原文献之学，这便是极好的例子。
南宋末年的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1296），论家学是陆学，受吕祖谦弟子楼昉［绍熙四年（1193）进士］的影响则属吕学，后又从王埜［嘉定十二年（1219）进士］受学属朱学，不少人称他为朱学嫡传。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却认为王应麟论学兼取诸家，而综罗文献则实得吕学之大宗。[17]
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早年入刘宗周（1578—1645）证人书院，受王守仁之学，中年变更治学方向，以经世致用为务，而以史学为主。全祖望称他“兼通九流百家，则又轶出念台（按，指刘宗周）之藩，而窥漳海之室”[18]。黄宗羲既开清代史学学派，又如《黄梨洲先生事略》所称：“盖先生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按，即张载）之礼教，康节（按，即邵雍）之象数，东莱（按，即吕祖谦）之文献，艮斋（按，即薛季宣）、止斋（按，即陈傅良）之经术，水心（按，即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来儒林所未有也。”[19]他堪称坚守所学而又兼采诸家的典范。
黄宗羲对博学兼采有明确的主张，他说：
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轻易唯诺以随人……且夫讲学者，所以明道也。道在樽节退让，大公无我，用不得好勇斗狠于其间，以先自居于悖戾。[20]
为了“明道”，既不可“轻易唯诺以随人”，也不可“好勇斗狠于其间”，而应该“大公无我”，“各求其是”，有着博大宽广的胸襟气度。黄宗羲又说：
昔明道（按，即程颢）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而后返求诸《六经》；考亭（按，即朱熹）于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自来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坚，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者也。[21]
各个学派都在某些方面体现了“道”、有得于“道”，又怎能不博学兼采呢？
开创学派的大师必须兼取诸家之长，传承学派的学者又应如何呢？传承学派的学者往往有两种取向：一种是死守师说，不逾规矩，无所创发；一种是虽名宗师，实有新义，信师而又疑师，而且吸收别家之长。前者往往导致学派的僵化，如朱熹门人真德秀“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22]，其支流更是“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23]。全祖望曾批评清初中期学风道：“近世之自署为朱学者，迂疏陈腐，但欲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以是为弗畔。锢其神明，塞其知觉，而朱学反自此而晦。盖举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功，一切废之，朱学岂其然乎？”[24]后者则促使学派发生新变，从而保障学术文化得以健康发展。
如朱熹门人黄震著《东发日钞》百卷，“折衷诸儒，即于考亭（按，即朱熹）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25]。全祖望在《泽山书院记》中评价黄震“所造博大精深”，说：“先生则独得之遗籍，默识而冥搜，其功尤巨。试读其《日钞》诸经说，间或不尽主建安（按，朱熹曾在福建建安建精舍讲学）旧讲，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为功臣也。”[26]
又如宋元时，浙东金华学派有“北山四先生”，即何基（1188—1268，字子恭，号北山）、王柏（字会之，号鲁斋）、金履祥（字吉父，人称仁山先生）、许谦（1269—1337，字益之，号白云山人），上承朱熹女婿黄榦（1152—1221），一脉相传，自然是宗主朱学的。但金华学派中人都不墨守朱说。《宋史·何基传》说：“基淳固笃实，绝类汉儒。虽一本于（朱）熹，然就其言发明，则精义新意愈出不穷。”[27]王柏也从不轻信盲从，与何基反复问辩，对朱说尤多创见。清初黄百家（1643—1709）在《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中说：
鲁斋之宗信紫阳（按，即朱熹），可谓笃矣，而于《大学》则以为格致之传不亡，无待于补（按，朱熹曾补《大学》格物致知传）；于《中庸》则以为《汉志》中有《中庸说》二篇，当分“诚明”以下别为一篇；于《太极图说》则以为“无极”一句当就图上说，不以无极为无形，太极为有理也；其于《诗》、《书》，莫不有所更定，岂有心与紫阳异哉！[28]
金履祥著《论语孟子集注考证》，黄百家称赞道：
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岂好同而恶异者哉！世为科举之学者，于朱子之言，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29]
明确指出学术之传乃在于不墨守师说，而有所创发。《元史·许谦传》也评论许谦：“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30]正因为如此，金华学派为朱学别开一生面。其受吕祖谦浙学的影响，注重文献考订，兼以文章名世，实开有明一代学绪之盛。
再如王艮（1483—1541）尝执贽于王守仁门下，但却不守师说，另创学派。董燧《王心斋先生年谱》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王艮55岁时说：
时有不谅先生者，谓先生自立门户。先生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31]”
所谓“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表面上是为“自立门户”辩解，而实质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正是承认了“自立门户”的事实。王艮虽瓣香守仁，却坚持独立思考，所以“时时不满其师说”[32]，甚至“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33]，从而独创泰州学派，“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34]。这真是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
历代学派纷争所倡导的敢于争鸣的精神和集思广益的学风，对历代文学风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不仅加强了文学干预社会、参与政治、阐发思想的自觉意识，也促成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发展。
南宋时期，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在朱熹的程朱学派和陆九渊的象山学派之外独树一帜，堪称鼎足。他们不屑于龂龂论辩“性即理”抑或“心即理”，而是把他们的思想触角更直接地伸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这种现实性和战斗性，酿造出他们鲜明的文学风貌。
陈亮在《书作论法后》中说：“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彩辞句之间，则亦陋矣……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35]他所说的“意与理”，与一般理学家的性命之学不同，主要指对历史兴废和现实斗争的认识和主张，即所谓“伯王大略，兵机利害”[36]。
在政治上，陈亮“修皇帝王霸之学，而以事功为可为”[37]，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38]。陈亮决心要做一个“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39]的思想斗士，曾经同朱熹展开过激烈的论战。淳熙九年（1182）初春，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司的身份巡视浙江衢州、金华一带，身为布衣的陈亮登门造访。围绕着“王道”与“霸道”、“义”与“利”、“天理”与“人欲”等问题，两人进行了为时十天的面对面的辩论。淳熙十一年（1184），陈亮因畅论时事，被罗织入狱，出狱后，朱熹写信指责他“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但陈亮毫不苟同，据理还击：“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40]于是，他们二人又开始了一场以书信形式进行的、历时数年之久的“王霸义利”之辩的大论战。
陈亮坚持畅言“伯王大略，兵机利害”，以抗金救国为志向，所以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虎虎生气和慷慨情调，如金鸣玉振，彪炳一世。这种文学风貌，首先表现在他的政论文中，如四封著名的《上孝宗皇帝书》。[41]清康熙间姬肇燕称道：
为文章，上关国计，下系民生，以祖宗之业为不可弃置，子孙之守为不可偏安。其崇论宏议虽备见于全集，而此四书中为尤备，岂与庸庸碌碌之辈，低头而谈性命无补于时者，所可同日语哉？[42]
陈亮的政论文智略横生，议论风凛，兼有兵家的凌厉气势和纵横家的驰骋风度，风格俊丽雄伟，如珠明玉坚，芒彩烂然，透出纸外。代表作《酌古论》、《中兴论》、《上孝宗皇帝书》等，针砭时弊，指画形势，大笔如椽，气象雄伟。这些政论文的基本特征，就是畅所欲言，豪迈矫健，独自树立，的确堪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43]。如作于淳熙五年（1178）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文中还痛斥那些空谈性命的道学家：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见解深刻，笔锋犀利，一针见血。作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写道：
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傍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为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而北府之兵为天下雄。盖其地势当然，而人善用之耳。臣虽不到采石，其地与京口股肱建业，必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靳靳自守者也。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中国通而为一哉？江傍极目千里，固将使谋夫勇士得以展布四体，以与中国争衡者也。[44]
全文有理有据，意高义宏，敢言人所难言，的确有一股堂堂正正之气。又如《又甲辰秋书》中的一段文字：
研穷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45]
在这段文字中，陈亮所描绘的自己和诸儒（理学家者流）的区别，不仅是学风的差异，也是文风的泾渭，更是人格的不同。如此豪情，如此议论，岂非“雄才壮志，横骛绝出，健论纵横，气盖一世”[46]！
在文学史上，陈亮尤以词人著称。叶适在《书龙川集后》说：“又有长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47]陈亮这种用词来感时论政的自觉意识，比起同辈的辛弃疾（1140—1207）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的词作，往往硬语盘空，豪情迸发，雄健刚劲，在豪放词坛上也自能独树一帜。如《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念奴娇·登多景楼》：“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48]如此等语，以政论入词，形象鲜明，情感奋发，而又立意高远，充分表现出陈亮为国为民奔走呼号的斗士形象。
叶适也和陈亮一样，从25岁“上西府书”到58岁罢官归乡里的34年间，不断地上书言事，指陈弊政，建议改革，倡言抗战。叶适的散文，藻思英发，语势流畅，“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49]。他的政论文，以经史之学为基础，从实际出发，分析细密而条理清晰，语言简朴而厚重有力，笔力雄放，文思瑰伟。他的记传文，也能“脱化町畦，独运杼轴”[50]，简洁明快，峻切峭拔。他的记、序文，则思致高妙，辞采发扬。代表作有《上殿札子》、《上宁宗皇帝札子》、《陈公墓志铭》、《徐文渊墓志铭》、《播芳集序》、《龙川集序》、《烟霏楼记》、《醉乐亭记》、《湖州胜赏楼记》等。这种文学风格，同他研玩经书，批斥朱、陆，于理学之外独立一派的学术风格，是一脉相通的。
学派纷争既然不排斥各种学术思想的兼收并蓄，它就不能不在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层面上，促使作家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在这一点上，朱熹的诗文创作就是十分突出的事例。
朱熹不仅是宋代性理之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融合宋代性理之学与经史文章之学的重要学者。正因如此，朱熹的思想比较活泼，也比较宽容。朱熹在40岁以前，曾下工夫学习作文吟诗，对中唐以来韩愈、柳宗元（773—819）、欧阳修（1007—1073）、王安石（1021—1086）、曾巩（1019—1083）以及苏洵（1009—1066）、苏轼、苏辙（1039—1112）等古文家的文章，都深有研究。直到晚年，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仍始终注意分别其人和其文、论道和衡文。他认为，重其人，不必即重其文；非其人，亦未必即蔑其文。对道与文的关系，也当作如是观。
在《朱子语类》卷139中，朱熹肯定：“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如舞讶鼓然，其间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底。”[51]由此可见，治文词者，与其“用力于文词，不若穷经观史以求义理，而措诸事业之为实也”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汪叔耕》。。这样就把文词、经史和义理打成一片了。朱熹评苏轼古文，云：
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但其词意矜豪谲诡，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闻。是以平时每读之，虽未尝不喜；然既喜，未尝不厌，往往不能终帙而罢，非故欲绝之也。理势自然，盖不可晓然。[52]
这倒说的是心里话，朱熹喜欢苏轼的文章，却不喜欢他那种谲诡矜豪的文风，所以对苏文有褒有贬，有取有舍。
朱熹论文的根本在“道”，论诗的精义则在“志”，二者是相通的。同时他论诗评文都不偏废艺术形式。他曾强调“诗中有句
”[53]，即诗中的义理旨趣和情语景语应交融为一，既有佳美的艺术情调，又含深邃的哲理蕴蓄。
朱熹自己就是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作雅澹和平，从容中道，时见理趣。陈衍（1856—1937）《宋诗精华录》云：“晦翁登山临水，处处有诗，盖道学中之最活泼者。然诗语终平平无奇，不如选其寓物说理而不腐之作。”[54]如前文曾举朱熹著名的《观书有感二首》其一：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55]
“方塘”在福建尤溪城南郑安道斋舍，这是朱熹诞生之地，后来建为尤溪县学及南溪书院。“一鉴开”，古人以铜为镜，包以镜袱，用时打开。朱熹的父亲朱松有《蝶恋花·醉宿郑氏阁》，中云：“清晓方塘开一镜。落絮飞花，肯向春风定。”朱熹诗中沿用其词，变异其意。全诗用一个比喻贯串而下，一气呵成。读好书就犹如观赏水清如镜的“半亩方塘”；池塘可以容纳广大的天地，令人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好书也是如此；池塘水清，方可映照“天光云影”，书也须是好的，才使人读之有益；水清如许的原因在“源头活水来”，好书也由于贯注了正确的道理。朱熹认为，儒家经典、理学名著，就是“源头活水”。全诗没有一句板起面孔来说性谈理，但性理旨趣却蕴涵于形象的比喻和活泼的诗句之中。
朱熹的《春日》一诗也很值得观赏：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56]
全诗洋溢着春光明媚的蓬勃生机。诗的旨趣在“寻芳”二字，即探究事理的机趣；诗的归趋则在“一时新”，即摆脱束缚，取得新的认识，领略探索的愉悦。从春日闲游中能悟出这样的哲理，获得如此的启发，而又能以优美的诗句加以生动的表现，朱熹的艺术造诣果然不同凡响！
朱熹的这种艺术造诣，显然不是首先出自性理之学的“心志”的，而是出自对大自然的由衷的亲和感，以及对这种亲和感的审美表现。当然，这种亲和感及其审美表现，既与朱熹对中国诗歌传统和艺术精神的涵泳有关，也与朱熹由理学修养所得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有关，它是传统和个性的融合。这就是朱熹诗歌艺术魅力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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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李延寿：《南史》，1907页。
[2] 同上书，1322页。
[3] 张廷玉等：《明史》卷283《湛若水传》，72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参见王守仁有《惜阴说》，见《王文成公全书》卷7。
[5] 参见《阳明年谱》“嘉靖十三年”条，见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附录。
[6] 黄宗羲：《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7册，672页。参见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载《中国学术》，2000（1）。
[7] 雍正十一年（1733），初于省城设置书院，上谕：“各省学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见刘锦藻编：《清朝文献通考》卷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参见毛礼锐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47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8]二人通信自淳熙九年（1182）始，至光宗绍熙四年（1193）陈亮逝世前１年止，前后约11年。通信集中地争论王霸、义利问题，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陈亮第一次出狱到淳熙十三年（1186）的3年之间。现存有陈亮8封书信和朱熹15封书信，见《陈亮集》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8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36。
[9]万历十二年（1584年）七月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湖北黄安耿定向与寓居于此地（麻城）的李贽之间的论争，开始是两人间的论争，后逐渐演变为两县（黄安、麻城）、省城（武昌）、两京（北京、南京）乃至全国的一次心学大论战，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参见李贽：《答耿中丞》、《又答耿中丞》，见其《焚书》。耿定向：《与李卓吾》，见其《耿天台先生文集》，453、456~45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10] 时在淳熙十四年（1187）至淳熙十六年（1189）。参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陆子静》之第五书、第六书；《陆九渊集·与朱元晦》第二书。
[11] 胡宏：《知言》，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3册。
[1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东莱学案》，1676页。
[13] 陈亮：《三国纪年·序》，见《陈亮集》，177页。
[14]《吕东莱回书》，见《陈亮集》，189页。
[15]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东莱学案》，1679页。
[16]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2434页。
[17]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深宁学案》，2856、2867页。
[18]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214页。
[19]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38册，604页。
[20]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象山学案》，1886~1887页。
[21]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清溪钱先生墓志铭》，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341页。
[2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西山真氏学案·真德秀传》引黄宗羲语，2696页。
[23]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东发学案》全祖望按语，2884页。
[24]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614页。
[25]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东发学案》引黄宗羲语，2886页。
[26]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泽山书院记》，613页。
[27] 脱脱等：《宋史》，12980页。
[28]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2733页。
[29] 同上书，2738页。
[30] 宋濂等：《元史》，43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31] 董燧：《王心斋先生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5册，37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32]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7册，821页。
[33] 张廷玉等：《明史·王艮传》，7276页。
[34]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7册，821页。
[35]《陈亮集》，287页。
[36] 陈亮：《酌古论序》，见《陈亮集》，50页。
[37] 王袆：《宋景濂文集序》，《王忠文公集》卷5，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
[38] 陈亮：《又甲辰秋书》，见《陈亮集》，339页。
[39] 同上书，339页。
[40] 同上书，339~340页。
[41] 参见《陈亮集》卷1。
[42] 姬肇燕：《康熙刻本龙川文集序》，见《陈亮集》附录，566页。
[43] 陈亮：《自赞》，见《陈亮集》，114页。
[44] 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见《陈亮集》，17页。
[45] 陈亮：《又甲辰秋书》，见《陈亮集》，339~340页。
[46] 刘埙：《隐居通议·论陈龙川二则》，见《陈亮集》附录，559页。
[47] 叶适：《书龙川集后》，见《陈亮集》附录，532页。
[48]《陈亮集》，510、511页。
[49]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382页。
[50] 同上。
[5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18页。
[52]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程允夫》。
[53] 朱熹说：“古人诗中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做百首也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30页。
[54] 陈衍评选：《宋诗精华录》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
[56]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