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文以理为主”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第二节“文以理为主”,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学派思想与文学风貌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同学派的文学风貌无疑是各不相同的。不同的学派思想，必然派生出特定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制约着这一学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同时，学派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往往以各自的语言艺术形式，表达各自的学派思想，并且强化各自的学派思想。在这里，学派思想与文学风貌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形成了一种社会互动关系。在这种社会互动关系中，学派思想和文学风貌一方面是自主的，是依照各自的内在规律而展开的；另一方面又是不自主的，必须把对方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行为选择和目标决定作为自身展开的前提，并随时调整与对方的关系。
宋代程朱学派的理学思想及其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就很有代表性。
程朱学派是宋代新崛起的儒家学派，程朱学派的学者自命继承孔、孟的道统，极力宣扬义理性命之学。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等人，至朱熹而集大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学派思想体系。
程朱学派以“天人相关”或“天人合一”这种自然法则的原理作为基础，先把自然事物和人类说成有亲子关系——“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1]他们进而证明，封建宗法的社会秩序恰恰体现了这种自然规律，符合“天经地义”。这种循环论证就是理学家所说的“推理以存义”[2]，即推求自然法则来巩固人事伦理和社会秩序，它构成理学思想的核心。
根据这种自成体系的理学思想，程朱学派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主张，以此指导文学创作，或者评论作家作品，这就形成了程朱学派独特的文学风貌。
周敦颐首创“文以载道”之说，开重道轻文的时代风气。他在《通书·文辞》中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3]
在他看来，“艺”是末枝，“实”才是本根，徒事文辞而轻视道德，这不是舍本逐末吗？程颐进一步断言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丧志”。他认为，世上只有一种学问，那就是理学（道学），道是本体，文只是工具和附庸，专求文章之工，而舍弃追求道体，这不是得不偿失吗？[4]朱熹则提倡文道合一之说，他反对“道自道，文自文”的看法，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文便是道。”[5]
同样地，程朱学派也把诗歌看作吟咏性情、涵养道德的工具。邵雍强调“以物观物”，认为：“虽曰吟咏性情，曾何累于性情哉！”[6]程颐指出：“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7]他们都说的是这个意思。惟其如此，程朱学派的文学创作，大多以尚理见长，有的甚至充满了迂腐的气息。南宋时刘克庄（1187—1269）曾经批评说：“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8]
比如邵雍的《击壤集》，享誉一时，流芳百世，成为理学家诗的典型。明人朱国桢（1558—1632）《涌幢小品》说：“禅语衍为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民，觉世唤醒之妙用也。”[9]这就是说，邵雍作诗的本意，以修辞为末，以论理为本，旨在将理学思想通俗化。但平易固然平易矣，却往往丧失了诗情诗意。如他的《生男吟》诗道：
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10]
这样的诗歌，如同口述，毫无诗味，甚至连起码的状物写意也没有，还能算得上是诗吗？
元人金履祥（1232—1303）编辑诗歌总集《濂洛风雅》，选录周敦颐、程颢兄弟以至王柏（1197—1274）、王榀（生卒年未详）等48位理学家的诗歌作品，成为程朱学派谈理之诗的总汇。[11]这些诗歌也大多意境平庸，词采枯涩，甚至连理趣也相当贫乏。而明代理学家竟然专学此格，以鄙俚为高，钱钟书（1910—1998）《谈艺录》写道：
世所讥“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盖出《定山集》卷四《游茆山》：“山教太极圈中阔，天放先生帽顶高”；白沙《寄定山》亦曰：“但闻司马衣裳大，更见伊川帽桶高”，真唱予和汝矣。[12]
《定山集》的作者是庄昶（1437—1499），字孔旸，号木斋，晚号活水翁，学者称定山先生，江浦孝义（今属江苏南京）人。明景泰七年（1456）乡试举人，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他是明中期性气诗派的代表作家。“白沙”指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学者称白沙先生，新会（今属广东）人。他是明代理学江门学派的创始人。庄昶和陈献章这样的诗歌，和打油诗岂非相去无几！
当然，邵雍的诗歌也不尽是打油诗，他只不过不苦吟以求工，有些诗还是很工于修辞造句的。如他有一首《懒起吟》诗，就很富情味：
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欢起，帘外落花撩乱飞。[13]
以“帘外落花撩乱飞”的景色，描写梦觉后若有所思的迷懵，意韵深长。
至于朱熹讲究文道合一，他的一些诗歌就更富有理趣了。他的诗风自然冲淡，带有思致，不事藻绘雕琢，颇具魏晋清远高旷、淡雅精微的风神。尤其是一些以生动意象寓托深刻哲理的七绝，灵气秀发，余味无穷。如《观书有感二首》：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14]
朱熹曾说：“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15]他以人心为活物，主张由已发之人心来体会未发之性，于是鸢飞鱼跃，心无不以，流行发用，皆为源头活水。《观书有感二首》作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秋，朱熹在崇安，自称：“心闲无事，得一意体验，比之旧日，渐觉明快，方有下工夫处。日前真是一目引众盲耳。”[16]于是写下这两首诗。这两首诗都是从“已发”的情感体验中，抒发诗人对儒家圣人之道别有会心时的喜悦心情，“前首言日新之功，后首言力到之效”[17]，寓哲理于生动的意象之中，充满了流动的勃勃生趣。
而另一方面，理学家的文学批评，也总是带着“文以载道”、重道轻文的有色眼镜的。如程颐批评杜甫“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诗句，说：“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18]朱熹评论唐宋诸家的文章虽然多所肯定，却不满他们不务先明义理，“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枉费精力去“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19]。因此他认为，古文与时文一样，“其使学者弃本逐末”[20]，为害匪浅。
即使在欣赏诗歌中所描写的自然景物时，理学家也多抱着“看道理”的态度去品味。程颢和朱熹都曾称赞北宋文学家石延年（994—1041）的名句：“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用程颐的话说：“此语形容得浩然之气。”[21]南北宋之际的理学家张九成（1092—1159），阅读杜甫“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的诗句，也说：“子美此诗，非特为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彻处，往往境界皆如此。”[22]罗大经（1196—1252后）《鹤林玉露》据此总结道：“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23]所谓“可玩索处”，岂非以理学思想诠释文学形象吗？这么一来，文学与理学就可以在内质上互相沟通了，“文便是道”了。
因为拘泥于学派思想及其派生的文学观念的准绳，程朱学派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有时就不免矛盾百出。当他们的批评对象和他们的文学观念扞格不入时，他们只好曲为解说。例如，朱熹看到了这么一种现象：“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24]怎么解释这种文、道不相统一的矛盾现象呢？朱熹在《通书·文辞》注中说：
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正谓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无。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学者先务，亦勉于德而已矣。[25]
细想想，他的解释还是难以自圆其说。既然作文害道，文可以不学而能，何以无张载（字子厚）的笔力，就写不出《西铭》？如果有德而不能言，那德又何所得而见？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朱熹对于古文家，一面批判他们，一面又主张学习他们——当然是有选择地进行学习。他说：“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但采他好处以为议论，足矣。”[26]
为了采择历代文章，以为写作范本，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1178—1235）专门编选了《文章正宗》一书。他的选文标准是：“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27]他认为，只有“穷理而致用”的诗文，才算得上“文章正宗”[28]。
要之，程朱学派的主要文学风貌就是重道轻文，充满着伦理道德的说教、明心见性的体悟和格物致知的品位，以滞重的说理议论见长，往往忽视诗的意境、文的风神以及辞章的优美动人。这种文学风貌，同以阐发孔孟之道，提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为己任的理学思想，不正是互为表里的吗？
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每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都以其学派思想规范着学派的文学风貌，而每一个学术派别的文学风貌也都鲜明地表征着其独特的学派思想。如陆九渊象山学派，陈亮、叶适等事功学派，王守仁心学学派，黄宗羲（1610—1695）史学学派，清代乾嘉汉学学派等，无一不是如此。学派思想的对立和角逐，从不同的角度上说，也同时是学派文学风貌的争长、排斥和制约。
学派思想与其文学风貌的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由学派的集团意识所决定的。首先，学派的集团意识，从整体上说，必须而且必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既是整体的有机构成，又与其他组成部分和谐共处；学派思想和学派的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其次，学派的集团意识总是具有一种内在凝聚力，使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它产生强大的向心作用，共同加强、增进集团意识。因此，学派思想及其文学风貌总是最终指向学派的集团意识，充分发挥巩固学派的功能，而决不会随便地背离学派的集团意识，拆学派的台。
学派思想与其文学风貌的这种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关系，还会产生更深一层的作用，这便是促使思想文学化和文学思想化。一方面，学派思想借助于文学风貌得到形象的表露，文学成为阐发学派思想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文学风貌通过学派思想使自己得到理性的升华，从而得以在哲理的高度上更明晰地认识和把握自己。
例如，南宋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先后崛起，影响巨大。清初黄宗羲评论说：“（象山）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29]
淳熙二年（1175）六月，婺州（今属浙江金华）学者吕祖谦（1137—1181）“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为了调和二家之学的理论分歧，使两家的观点“会归于一”[30]，特意邀集陆九龄（1132—1180）、陆九渊兄弟与朱熹，相与讲会于江西信州（今属上饶）鹅湖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双方主要争论关于认识论的问题，论难往复，各持己见，持续数日。讲会以各不相下，未得结果而散。[31]
讲会时，陆九龄赋诗言志，道：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32]
陆九渊亦诵读了他的和诗：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33]
三年之后，当陆九龄再访朱熹时，朱熹出示他的和诗，道：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34]
这是以诗歌形式来阐发学派观点，互相进行论辩的典型事例。陆氏兄弟认为，“留情传注”、“着意精微”这种治学方法，都是“支离事业”，而只有以“古圣相传只此心”为本的“易简工夫”，才能获取真知真理。而朱熹则认为，只有经由“邃密”的“旧学商量”，才能达到“深沉”的“新知培养”，着意打破“古今”，获取真知真理。陆九渊门人朱泰卿（字亨道）评论道：“朱子欲人先博览而后返之守约，象山欲先发明其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此不合，然发明之说，未可诬也。”[35]而值得注意的是，二陆之诗精简灵动，朱诗则沉着质实，恰恰各以其诗风体现出学派的思想特点。在这里，诗歌成为阐发学派思想的有效手段。
在学派纷争中，各学派的文学创作也往往输入学派思想，尤其是学派的思维方式，使文学哲学化，甚至使文学成为学派思想的传声筒、教科书。我们不妨以宋代理学家的诗歌创作为例，看看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区别。
理学家对待万物，往往抱着“看道理”的态度。邵雍说：“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36]因此，理学家总是从穷理悟道的目的出发，或观照事物，印证道理，或涵泳其间，触发道机。
有一年春天，邵雍在京城开封（今属河南），约程颐等同游天门街看花，程颐推辞说：“平生未尝看花。”邵雍劝说道：“庸何伤乎？物物皆有至理。吾侪看花，异于常人，自可以观造化之妙。”程颐于是从游。[37]看花以“观造化之妙”，这不正是理学家对待自然万物的典型态度吗？
因此，理学家的诗歌创作过程，就是“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38]。这种诗歌所表现的只能是这种悟道情怀：“物理窥开后，人情照破时。且无形可见，只有意能知。”[39]这种悟道情怀，与诗人之诗感物触怀、抒发主观感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所以清康熙间，张文炅（生卒年未详）为张伯行（1651—1725）编《濂洛风雅》作序时说：理学之诗“其间天性流露，情累顿忘，风云月露曾不芥蒂于胸中。故讽咏感兴，不必与风人争衡；而即境即心，即物即理，亦风人之所不能与争也”[40]。既然“即境即心，即物即理”，观物赏景便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理学化了；那么同样的就是即诗即心，即诗即理，文学创作也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理学化了。
理学家这种“即境即心，即物即理”的诗歌风貌，与程颐所谓“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41]，朱熹所谓“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42]的哲学观点，不正是貌合神契的吗？[43]以诗说理，既可借诗以穷理，又使诗浸透了理，可谓一举而两得之。
学派思想不仅与学派的文学风貌发生了互动关系，而且还影响到特定时代的文学风貌。如宋代的理学与文学、明代的心学与文学、清代的考据学与文学，都是饶有兴味的课题。
宋代的理学与宋代的文学可谓出于一源，都以唐代韩愈为标帜。宋代文学复古的首倡者柳开（947—1000）在《应责》一文中说得很明白：“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44]在他看来，道统与文统是合二而一的。这种同出一源的关系，使宋代的文学家沾染了浓厚的学究气。于是，以文学作品说理以至说教，成为宋代文学的主要创作倾向。宋代文学家作诗尚理而不尚情，一变唐调而为宋音，甚而至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45]；做文则明白晓畅，平易近人，辞达而已，“长于议论而欠宏丽”[46]；在专事抒情的词里，他们也时或大谈儒家或禅宗的哲学和心理学，时或抨击时事，发抒政论；甚至宋人小说也理学化了，小说家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正由于理学思想在宋代几乎无孔不入，所以言理尚质成为宋代文学的主导风格。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王守仁针对程朱理学“性即理”的观点，发扬了陆九渊“心即理”的重要哲学命题，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47]他提出了“致良知”这个纲领性的口号，肯定“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并解释道：“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48]王守仁的本意是要把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观念灌输到人们的心意之中，使之成为人们的内心需求，而不同意像程朱理学那样对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观念进行本体性的论证。但这一学说的发展，却导致了否认用抽象的先验的理性观念来强制心灵的必要。于是，“心即理”的王学原则日益走向感性化，日益将人们的行为准则由外在的天理、规范、秩序变成内在的自然、情感甚至欲求了。
正是基于此，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文学观念，掀起了影响100多年的主情文艺思潮，规范了晚明文学的整体风貌，这就是直抒胸臆，自出机杼，以心为主，以情为本。如“直写胸臆”的唐宋派散文，“独抒性灵”的公安派诗文，“自出眼光”的竟陵派诗歌，“以意趣神色为主”的汤显祖（1550—1616）戏曲等，构成了晚明文学风貌的主体。
清代一反明代“务虚”学风，以“求实”为尚。从康熙时代的阎若璩（1636—1704）到乾隆、嘉庆时代大批的汉学家，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之风。无论是倡导“博学”、“好古”的吴派，还是宣扬“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皖派，考据学派的宗旨无非是为了通经证史，笃信不移地以汉儒旧说或史籍载录为学问根本。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清代文学呈现出征实尚史的整体风貌，不仅以史为诗、以史为词、以史为戏曲、以史为小说，甚至以考据为诗、以考据为词、以考据为戏曲、以考据为小说。考据之风在清代文坛上愈演愈烈。
学派思想与文学风貌的功能关系，当然不仅止于上述诸端。即便是上述诸端，本文的论述也仅仅是浅尝辄止。但是，就是这鼎中一脔，不也余味无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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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张载：《正蒙·乾称》，见章锡琛点校：《张载集》，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2] 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云：“横渠（指张载）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程颢、程颐：《二程集》，6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周敦颐：《周子全书》，《万有文库》本，180~18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 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239页。
[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邵雍：《伊川击壤集自序》，见《康节说易全书》，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7]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366页。
[8]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吴恕斋诗稿跋》，《四部丛刊初编》本。
[9] 朱国桢：《涌幢小品》，上海，中华书局，1959。
[10] 邵雍：《伊川击壤集》，见《康节说易全书》，7页。
[11] 参见金履祥编：《濂洛风雅》，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9册。
[12]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233~2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 邵雍：《伊川击壤集》，见《康节说易全书》，124~125页。此诗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题为《安乐窝》。《四库全书总目》中《击壤集》提要认为：“此虽置之江西派中有何不可？”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322页。
[1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2。
[1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张敬夫》。
[16]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许顺之》。
[17] 金履祥编：《濂洛风雅》卷5引王柏评语。
[18]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239页。杜甫诗句见《曲江二首》其二，见《全唐诗》（增订本），24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19]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沧州精舍谕学者》。
[2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徐载叔（赓）》。
[21]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413页。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29页。此诗句出石延年《金乡张氏园亭》。
[22] 张九成撰，于恕辑：《横浦心传录》卷上，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3册，168页。
[23] 罗大经：《鹤林玉露》，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 黎清德编《朱子语类》，3309页。
[25] 周敦颐：《周子全书》，《万有文库》本，181页。
[2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06页。
[27] 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文章正宗》卷首，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
[28] 同上。
[29]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象山学案》，1885~1886页。
[30]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朱泰卿传》，2581页。
[31] 关于“鹅湖之会”始末，参见《陆九渊集·象山年谱》，490~491页。
[32]《陆九渊集·语录上》，427页。
[33]《陆九渊集·鹅湖和教授兄韵》，301页。
[3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鹅湖寺和陆子寿》。
[35] 转引自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朱泰卿传》，2581页。
[36] 邵雍撰，王植集解：《皇极经世书解·观物内篇之十二》，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3册。
[37] 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遗文》引邵伯温《易学辨惑》，674页。
[38] 邵雍：《伊川击壤集自序》，见《康节说易全书》，5页。
[39] 邵雍：《笺年老逢春八首》其一，见《康节说易全书》，139页。
[40] 转引自张伯行编：《濂洛风雅》卷首，《丛书集成新编》，第57册，475页。
[41]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316页。
[42] 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致知传，见其《四书章句集注》，6页。
[43] 以上论述，参见张鸣：《诚斋体与理学》，载《文学遗产》，1987（3）。
[44] 柳开：《河东先生集·应责》，《四部丛刊初编》本。
[45]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6]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评苏轼文章语，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4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47]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文录·与王纯甫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48]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文录·书朱守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