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关怀终极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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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是自明的概念……然而这种平常的可理解性，恰恰表明它的不可理解性……我们总已经生活在一种存在的领悟中，但同时存在的意义又归于晦暗，这一事实说明，完全有必要重新追问存在的意义。
——马丁·海德格尔：《基础的写作》
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反复倒伏的芦苇、旗帜和鹅毛，而是一种从最深的根基中长出来的东西，真东西。
——海子：《谈诗》
必须区分“存在”与“现实”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小说争取读者的唯一优势是通过个体存在本身独特的思考去关注那些为社会主体现实所忽略了的存在。
——格非：《敌人·代跋》
一、背景：哲学的转向与精神的蜕变
在80年代前期启蒙主义精神高扬的文化氛围中，关于个人生存的本质、状况与价值的怀疑和追问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尽管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与理论著作早在这个时期就已被大量介绍，“萨特热”也在80年代中期风靡全国，但从根本上说：这时人们更多地还是在学术和“知识”、而不是“世界观”的层面上来认识存在主义的，既没有把它作为当代的根本性的哲学思潮来进行吸纳，更没有从国人当下的文化境遇出发而给这种哲学精神以深刻的认同。因为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文化情境仍是启蒙主义性质的，即使是对存在主义的介绍，也是出于“理论启蒙”的目的，是将它作为众多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方法”之一种加以“引进”的。存在主义并没有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文化精神，更没有成为主流知识界的一种世界观。因为启蒙主义与存在主义两种哲学文化思想的精神指向是根本不同的，启蒙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社会性、群体性的文化行为，“启蒙”必须启众生之蒙，必须确立道义、民主、社会正义、法的精神等社会规范和理性原则，在艺术上必须依靠和实现广为大众关注和参与的主流文化内容的“宏伟叙事”；而存在主义则与之不同，尽管萨特曾极力宣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但它被批评为一种“诱导人们安于一种绝望的无为主义（Quietism）”的“冥想的哲学”(1)却也不无道理。它在哲学本体论上“存在先于本质”、“主体必须作为一切的起点”的观念，决定了它的认识论方式必然是个人化的内心体验、顿悟和冥想，而这样的方式必然是排他性和“反理性”的，其认识的结果则必将陷于虚无和悲剧。有的学者对这些特点作了这样的概括：“（1）以个体（自我）的存在的现时性反对理念的先验性；（2）以本体论的个体的生存、死亡、孤独、厌烦、恐惧等情感、心态、情绪对立于认识论之感觉、经验与理性的认识；（3）以个体的独立性、偶然性、一次不可重复性对立于体系内部各元的相互规定与联系，也就是个体的绝对自由与历史过程的必然和规律性以及历史运动的方向性之对抗。”(2)很显然，存在主义所对立和反对的东西，正是启蒙主义所体现的特点。从文化发展的历时逻辑上看，作为广义的文化思潮的存在主义，的确是对近代启蒙主义文化思想的一个反拨。
虽然80年代中期占据当代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仍是启蒙主义，但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中也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这就是主流文化的分化，并且这种分化还是多层次的、深刻的。第一，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启蒙文化精神同权力主流文化之间由原来的协调一致到进而出现了裂痕，这种分化一方面表明知识分子自动走出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中心，归复独立立场与边缘位置的自我意识的萌醒，另一方面也预示了知识分子即将处于一个较为紧张和不利的文化境遇，预示他们将在寻求自己的立场过程中遭遇某种“下降”与“失落”，因为“走出中心”不仅意味着独立价值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对原有附着的“文化权力”的放弃，是由“文化在朝”转为“文化在野”，虽然这是迫不得已的，也是势在必然的，但毕竟在知识分子的主体价值意识上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调整。这时他们已真正变得孤立无依，无论从外部的文化实践还是从其心灵与意识上，他们都变得空前的焦虑、脆弱、渺小。可以说，在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经历了一个相当深刻的危机期，表面的自信与骚动掩饰不住内在的惶恐和焦虑，与权力文化几十年的契约——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一旦结束，毕竟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调整。事实上，“文化寻根”即是这一内在背景的一个表现，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力量，并借以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名义，就是这一内在心理危机的表现形式，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本身已不能满足他们的价值需求与依托。
但幸运的是，在整个80年代，启蒙主义的文化氛围依旧浓厚，因为启蒙使命确乎并未终结，大众文化心理对此仍具有较高的关注热情。意识形态中心、知识精英所承载的启蒙思潮与大众文化选择三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互为分离又互为连接、互为包容又互为分化、由协同一致到出现裂痕的微妙局面。第二，商业文化背景开始从“改革开放”的主流政治文化中发育成长起来，并开始显示出它魔鬼般的“异己”力量，这种以实利为中心的、一直处于潜在的、被压抑的价值流向一旦上升，必然会对启蒙主义这种具有理想主义乌托邦色彩的文化背景构成巨大的瓦解力量。很显然，在一个物质主义开始弥漫的语境中，个人的生存问题也必将暴露出来，原先一味沉醉于社会、公众、道德、文化、精神等“宏大主题”的激情必然开始衰退。第三，当代中国文化迅跑的“惯性”作用，也必将在当代文化内部种下分裂的种子，“落后”的焦虑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承担文化启蒙的任务时，更看重对西方所有近现代文化形态及思潮的引进与介绍，所以，迅速而不断地“翻新”成了他们所不得不采取的有效的文化策略。在这一过程中，最具当代性质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必然成为他们热切关注并予以介绍的对象，而存在主义从内在哲学精神上同启蒙主义的深刻分裂，也必然会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产生新的导向，即走入对个人世界、个体生命的关注，并带上浓重的非理性倾向。第四，知识分子内部出现分化，一部分仍依附于原来的意识形态，成为对社会变革思潮持有偏见的保守主义者；一部分仍坚持其启蒙主义精神理想，对主流文化中心怀有深深的迷恋，但由于他们已同权力意识形态之间发生了分歧，故也处于不利位置；还有一部分执著于沿着文化翻新的“惯性”作用继续前行，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个人精神的“家园”，他们的精神状态比较复杂，对个人价值的关注和凸现使他们在思想性质上带有某些过分“激进”的特征，但在文化实践上相比此前启蒙知识分子关怀国家、参与社会的责任感与积极作用相比，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他们常常以两种面目出现：一种是以“反精英”反启蒙主义的态度，刻意以平民化、庸众化、反理想主义的姿态和使用“反讽性”的话语对启蒙主义所标张的文化理想与原则施以嘲弄的面目出现，这一点我们在“第三代诗人”廖亦武、李亚伟、韩东等人的作品中，在徐星、刘索拉和稍后的王朔等人的作品中，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尤其是在王朔小说中，我们还会看到他刻意表现出的对物质主义商业文化以及市民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种是深刻的悲观主义者，他们往往怀着对存在本质的执著追问和对此在人生的深刻绝望，在怀疑中进行不倦的精神求索，对世俗世界的决绝和对神性世界的向往是他们的精神特征，因此，他们也往往会成为一种个人式的精神探险者与“文化英雄”式的人物，在这类人中，诗人海子可谓是一个代表。
这种两极分裂的趋向，正如有人在评述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时所概括的，由于它过分强调个体的人格“自由”与自我选择，“促使人们采取两种处世态度：一是行动主义，通常流于盲目行动或铤而走险；二是颓废主义（嬉皮士Hippies运动），促使人们消沉、彷徨、悲观失望”(3)。
上述转折和分化，在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初出现了质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与商业价值逐渐合流；另一方面，启蒙主义文化又由于其过分的政治焦虑与过激的策略而最终受挫。所以，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愈加孤立，更加朝着个人化的精神劳动、边缘化的社会位置和内心化的生存体验靠拢。在此状态下，选择“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潮理论的表面上的激进，并没有掩盖住他们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内核，冷静的、以个体生命为单位的体验和思索，已成为这个时期愈来愈明显的整体的文化走向。
哲学的转向预示了两个时代文学的巨大差异，80年代前期到中期“反思”、“改革”与“文化寻根”等一系列宏伟叙事与中心主题，分化为80年代后期关于历史的冥想和个人生存的体验，情感由沸点降至“零度”，个人精神与意识的深刻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上升中的下降”趋势也是明显的，文学在走向成熟、深邃和精致的同时，也开始减少对于社会和现实的关注，依次变成了个人的象牙塔和小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