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悖论与转机：寻根文学思潮论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四、悖论与转机：寻根文学思潮论,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关于8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学的文化运动”的研究和批评已持续了多年，但根本性的问题仍未十分明朗。文化寻根运动的问题和意义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寻根文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在于它的“历史观念”和“启蒙目的”之间的矛盾。由于这样的一个矛盾导致了它的主题的空泛性和自我悖论，由此造成了迅速的萎缩；但同时又并不能抹杀它的意义，从当代文学的变革历程来看，是它把诗歌和小说的表现空间由当前社会语境导向了历史文化空间，从而引发了当代文学的具有根本变革意义的话语革命。因此，在困境中把握转机，是我们认识和评价这一文学思潮的一个根本性视点。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它内在的主题悖论。
面对祖先和历史神话的遗产，在80年代前期的语境中，必然会产生一场类似宗教祭奠和体验的非理性精神运动。因为这是一个在文化上格外复杂而纠结的时期，开放国门之后，中国人所感受到的，一方面是拿来主义的兴奋与激动，另一方面则是空前的失落与茫然。人们急需要把“改造中国文化”的巨大精神诉求合法化，因为在从西方寻找思想资源的同时，另一个丧失民族自尊的隐忧也随之而来，因此，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土壤中来寻找试验场，便成为一个急迫的理由。因此，在经历了短暂的历史虚无论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们迅速地发动了这场“精神还家”的乌托邦式的寻根运动。然而，在进入历史场域之后他们却发现，他们所寻找的不过是一场充分审美化了的民俗节日狂欢，这种“节日”的气氛同任何实用的启蒙目的之间无疑都是南辕北辙的。自西方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以来，文学已被赋予了一个不可摆脱的社会学认识论模式，它同启蒙主义的社会使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为在文化与美学领域里古典主义的背叛者和对抗者，必然具有更加明显的启蒙主义特征。因此，尽管寻根小说所呈现的精神努力的基本特征是要再造一个有关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乌托邦，但其根本悖论仍在于其历史主义动向和整体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之间的错位状态。十分显然，类似于19世纪浪漫主义那种纯正的历史神话已不复存在了，在20世纪以来愈渐深湛精微的科学理性和现代文化哲学意识的烛照下，在几乎完全“科学化”了的社会情境中，浪漫的、回到历史神话的寻根思潮注定也变成了一个虚拟的“神话”，这一点连它的制造者和倡扬者在心理上也是无法排除的。事实上，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一直未最终完成的启蒙使命所带来的整整一个世纪的“焦虑情结”，使寻根作家们根本就缺少对历史神话本身虔诚的、非功利的、自由自在的创造或重历的心境，他们无法不在一种强烈的启蒙情结、功利目的与理性观念的支配下去营造现代人精神中的历史幻象。这种幻象与知识界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哲学热”中所贯彻的思想冲动，可谓是如出一辙。
上述矛盾很自然地导致了寻根文学主题内部深刻的精神分裂。首先，在启蒙意识的社会诉求之下，寻根作家很难在历史或神话语境中去寻求纯粹感性的审美体验，而不得不时时在当代文化的理性准则中去寻求历史文化的价值。但出于“文学性”的需要，他们又不能不在大量非理性的神话素材与宗教内容上做文章，而这本身又与他们的理性与批判精神之间形成了内在的分裂。其次，传统本身的悖论式结构，即“文明与愚昧”的二元同构性，也注定了“寻根”意识与行为的悲剧性悖谬，在这种意识引导的操作中，必然隐含着两个相反的指向：或者回到社会批判的起点，在主题与话语表达上都退回到鲁迅等上代作家的位置（这又是寻根作家们所不甘心的）；或者抵达二元消解的终点，即对传统文化无选择的颂赞或纯粹审美的呈现——这种颂赞或呈现固无不可，但它又必须脱去其“启蒙”的语境，完全在神话语意或叙述本体中展开（这一点，似乎只有扎西达娃和随后的莫言等人较为接近）。这一方向无疑将完成对前者和上个时期以人道主义思潮为核心的“准启蒙”主题的反拨和消解，终点和出发点无疑是相抵的。
在我们把寻根小说所达到的实际功效与他们所作的承诺进行对照的时候，不难发现一个反差，虽然“重铸传统”是比“改造国民灵魂”更加虚远的神话，我们不应当按图索骥，把承诺和结果、目的与功效一一对应起来，但回顾和自省总是有意义的。让我们先以1984年寻根思潮初起时公认的两部典型作品《北方的河》和《棋王》为例。它们问世之初，确使人们看到传统中某一板块或气脉的巨大存在，也显示了当代文化思维的巨大创意与理解深度。但当它们在确立这种具备了中国传统体验哲学、禅宗思想和审美人生观念的复杂的美学立场的时候，就已经给它埋下了深刻的矛盾和危机。
《北方的河》是一篇近似于文化学考古“研究论文”的作品，虽然它也充满畅想、诗意和抒情意味。在其追寻历史的向度上。与其说它是在寻找祖先的文化遗产，不如说是在寻索东方古国的自然遗产；与其说它是在探寻民族古老的文化形态，不如说是在寻找和求证一种抽象的亘古不灭的东方精神。小说除去展示了一种诗性的向往、感验与慨叹之外，没有提供出具体的分析评判的答案。在这里，话语所传达的能指是诗性和象征的，但却显得相对含混和陈旧，没有逃脱旧式的语境。这种抒情性的叙事话语不但有着自我的矛盾，而且对后起的浪潮也缺少借鉴或指证意义，它对文化本身的思考深度由于其朦胧与诗意的风格，而显得外在和含糊。
从上述意义上说，《棋王》比《北方的河》面临了更深刻的悖论，尽管这部作品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小说”——有更具象的故事与人物。这篇作品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探求，主要是通过一种近乎于老庄和禅宗思想的人格来表现的。主人公王一生虽然置身于红色风暴的年代，却能以出世的态度和无为的精神摆脱时势的钳制，顺从于自我内心的“无为”与空寂，可以置身于平静的“风眼”之中，把生存的场所由社会完全转化成了个人天地和个人精神体验，仅靠“食”（吃）与“棋”（玩）两者就构成了他内在生命与精神的自足自在。“食”显而易见是为了维持个体生命的延续，在这一点上，王一生的要求可以放得很低；而“棋”则是精神自娱的象征，它是一门近似“玄学”的艺术，通过棋艺，王一生在极低的生存条件下实现了精神极乐、逍遥和漫游的极致状态，并与自然之气融为一体。这样一种人格行为与精神存在的方式，显然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人格精神的阐释与承袭。
显然，王一生的生活哲学是浸透了佛道与禅宗精神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当代映像，作者阿城通过这一人物，使中国古老的生命智慧和苦难中顽强的自由意志再一次放射出了让人迷醉的神话般的光辉。但是，《棋王》所表现出的文化悖谬是更为明显的：它对传统文化的观照甚至没有借助现代文化精神的烛照，而是切向了以传统文化方式为依据的原点体验。毫无疑问，只有我们在以纯然的审美测定去观照它的时候，才会对它作出不折不扣的肯定。而当我们在注定担当与具有启蒙功能的“文化寻根”思潮的文化氛围和理性话语中来审定它的时候，就不能不对它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准则发出诘问与怀疑——难道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系所在，是民族精神的精髓？
前期寻根作品如此，那么随后的作品又如何呢？在韩少功所描绘的那种充斥着简单而神秘、仁厚而暴力、崇高而卑琐的二元复合的湘西文化里，在郑义所表现的充满执著、淳朴、勤劳善良，又充满着封闭、愚昧、恶和悲剧的黄土文化中，在马原、扎西达娃所描述的那种种藏民族的原始风俗的神话里，我们能够找到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们所承诺的重振民族文化的灵丹妙药吗？启蒙主义话语中注定的二元对立和一元选择，在这些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是无法实现其判断的，这一点，即便是处在最后位置的莫言，也无法解决。他曾多次声明，要通过表现农民文化中那些善的东西，“为中国指一条道路，使中国文化有个大体的取向”，但他又不得不犹豫地自我否定了这种幻想，“有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发展下去，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去了”(19)。由文化启蒙的起点出发，却最终又走向传统的结构性陷阱之中，这不仅是莫言的担心和困境，也是整个寻根思潮在文化立场上所面临的悖谬。也正是这一点，促使80年代后期的作家们，卸下“重铸民族文化”启蒙主义神话的重负，轻装而进，以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态度与叙述本体的话语，走出历史的实体而步入文化的虚境之中，这正是80年代文学由启蒙功利主义和意义中心时代，向着文学本体和审美文本时代转折的一个关键契机。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同时也就找到了寻根文学思潮的真正意义。虽然作为一场文化乌托邦运动，寻根文学思潮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然而我们在整个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特别是在联系了80年代后期文学的历史性变迁的总体趋势中来考察它的时候，又会发现它的另一个巨大的历史作用，那就是，它引发并完成了当代小说话语由现实层面向历史文化（神话）和其叙述本体的转化，完成了新时期小说艺术蜕变和整体革新的根本和关键的一步。当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不情愿地退出它曾独领风骚的当代小说舞台的时候，它所取得的关键成果却将被先锋小说所继承和享用，并在它们那里完成最后的蜕变。
当然，置身于80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家们并没有从“话语变革”这个角度来思考寻根小说的意义，但将小说的叙述对象由现实引向历史，却成了话语变革的前提、契机和诱因。叙述对象的空间转移，必然导致语境的变化，最终又引发语义的变革与话语构成的整体转递。这一切，也是在不期而至中进行的。但是他们的两种努力，却直接推进了小说创新与发展的进程。一是从对立于当代政治中心的民间文化——民俗中去寻求新的可能；二是从对立于当代文化表征的存在时空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对抗的依据。前者是空间上的位移，由“中心”向“边缘”地带逃逸，题材主题的逃逸必然带来叙述上新的风格的建立；后者是时间上的回溯，由“此在”到“永恒”（过去）、由“客在”到“虚构”的迁移，因为“历史”、“根”、“传统”这些概念在实际上已是今人的想象性虚构了，是他们文化记忆的方式，而文化本身的多维结构和多向的悖论特性，却注定了它无限的内容含量及其构成的可能性。由现在、当下到历史情境，必然又会引发叙述内容与叙述语境的整体“虚化”，由事实描摹到体验的虚拟将更加促进小说叙述方法、内容与风格的全面转移。
那么，寻根小说是从哪些层面上完成了对当前化政治与社会话语的革命的呢？不外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话语的历史维面的恢复，语意的现实和政治化承载得到补充和替换。从1982年张承志的《黑骏马》中所不断穿插引述的那首古老的民歌开始，历史语意和它所影射挟带的历史情境，已成为一个挥之难去的幽灵，不断地徘徊回响；《北方的河》中黄河“父亲”的意象，《棋王》中关于“棋谱”的如同《易经》一般的玄言高论，还有王一生超然出世的生存方式，都更加明确地呈现出语意的历史维度，简言之，这些内容、特征和形象已较多地成了民族历史的某种当代映像。这种趋势到1985年便已势不可挡了，甚至在许多作品如王安忆的《小鲍庄》中，当代话语已经险些成为被“戏用”的对象，人物取名“文化子”、“建设子”、“社会子”等等，明显是对当代社会话语的戏谑，他们哪一个都没有“捞渣”这样的传统名称来得更本真和可靠；再到后期的1986年“红高粱系列”问世的时候，叙述话语已很难看出纯然“当前化”的语意特征了。语言不但完全进入了历史空间而且再度上升到了“神话”的境界之中，历史逻辑与文化内容也成了被僭越的对象。
其二，对历史空间的抽象化和“平面压缩”，使叙述在进入历史时空时不受阻碍，不留斧痕。时间逻辑的淡化和消失，反而使历史叙述变得更加自由，更富有文化含量，甚至哲学意味，这样就使历史叙事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分析。如韩少功的“楚文化系列”，基本上抽掉了时间的概念，这就在取消了读者的“真实性期待”的同时，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探求意味；在马原和扎西达娃等人的作品里，时间在叙述的结构中更形成了反常态、“反线性”的逻辑特性，出现了循环论、时空变幻的情境，从而使现实与幻境、死亡与永生、客在与虚构、真实与神话、此在时空与彼岸时空构成了交错的状态，在这样的时空混合所构成的语境中，话语的宗教与神话特性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其三，在历史题材和文化视域所决定的语意表达中，原有的由政治意识形态所导致的二元对立对语意，和一元论的价值判断消失了。二元对立的取消不但是主题政治层面上升至文化层面的重要前提和标志，而且也是语意得以从政治牢笼中逃离的前提。在冯骥才的《神鞭》中，“辫子”这个在启蒙主义时代被讽刺为“传统文化”的最后形式的丑恶意象，这个封建残余的同义语，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的含混性使之更具有了“文学叙事”的内涵；在《老井》中，“井”的意象与干涸的高原厚土的意象，都传达出了进步与封闭、生存与死亡、雄壮与卑琐、苦难与幸福的二重复合的语意，而绝非一元论的简单所指；在《爸爸爸》等作品中，“爸爸爸”、“×妈妈”一类语意中由文化视角而导致的戏剧性的分裂与统一，更生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文化张力——这既是类似于《周易》和老庄哲学中的“阴阳之说”，也是蒙童小儿的骂人话。语意在这里不仅是复合的，而且是含混的，是思维和评判的混沌状态，具有了无限的可阐释性。在后期的寻根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中，这种语意的反逻辑追求与神话特性更得到了夸张到极致的表现。
其四，以传统、宗教、风俗、仪式等为内容的民俗题材，本身就体现了文化创造者的神性思维与魔幻体验，以此为表现对象与叙述内容的寻根小说话语，自然也带上了神话思维的色彩。马原和扎西达娃两位作家的作品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藏族的藏传佛教文化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宗教文化之一，置身于这种宗教的魔幻氛围与超现实力量之中，他们的叙述方式以及语义构成，自然完全摆脱了客在逻辑而进入到一个魔幻的时空和神话的情境之中，在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活佛桑杰的预言竟与作者“我”在两年前所构思的一个短篇小说中的情节完全相同！当“我”按照这个显而易见的“虚构”开始了漫长的征程，去寻找这个纯属子虚乌有的故事中的两个人物——塔贝和婛的时候，竟然在时空的突然倒置与交错中，在现实与幻境的连接处找到了这两个人物。这种魔幻的奇异魅力、叙述的自由度、话语的可信性，均来源于宗教氛围与民俗文化的依托。
其五，对历史的叙述还导致了讲述者奇异的“元小说处境”——在以往的叙述中，叙述的虚构性不可能向着读者敞开，但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者“我”却似乎看见了“父亲眼里的爷爷奶奶的生活”，或直接作为目击者来讲述爷爷奶奶的生活，这种带有“转述”性质的讲述中充满了见证性的议论，仿佛在场者的回忆和“边叙边议”，这导致了小说叙事与阅读体验的奇怪敞开：作家一边煞有介事地叙述虚构的“故事”，一边又可以对历史进行“现代口吻”的议论评判。类似的叙事自然会给读者以更多的体验与启示：使通常意义“对真实性的追问”变得可笑，而使故事性和传奇性成为合理而不可缺少的审美要素。因而我们也就看到，无论是民俗文化还是历史事件的讲述者，他们往往都表现出了对故事文本的兴趣，且越到后期越为明显，莫言的小说读起来之所以比1985年前后的寻根小说更好看，原因就在这里。由意义文本到故事文本，标明了叙述话语中心的逐渐解构——这种解体不仅是针对政治中心的，而且也针对了文化寻根者自身所致力制造的“文化重铸”的神话。
十分明显，由“寻根”取向所导致的这些话语特征全面体现出了下一个小说时代的必然要求和条件。在以“新历史小说”等为主的先锋小说的故事王国里，语义的历史、文化和神话维面乃至其叙述的本体、时间逻辑、价值二元对立在实际上的取消、普遍的魔幻情境、神话化、故事化的叙述方式与风格——这些特征早已为许多评论者所阐释和解说——都是其最根本和最明显的特征。可以断言，没有寻根小说的崛起和延展，就不可能有80年代后期风骚独领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问世，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内在逻辑。
从冯骥才的《神鞭》到莫言的《红高粱》，从乔良的《灵旗》到格非的《迷舟》，再到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叶兆言的《追月楼》，余华的《鲜血梅花》……过渡和渐变特征是何其明显。另一方面，没有寻根思潮对政治和旧式社会话语的释解，余华、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大量表现当代人精神和人性结构的作品同样也不可能凭空出世。
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回首80年代以来文学的历史，人们会清楚地看到，以1985年分界，一个政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中心主义的社会话语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现实与历史互补、真实与虚构交错、神话与本体互现的话语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意义深远的革命性进程中，寻根文学运动是历史所选择的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式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