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锋思潮的前引：对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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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注定使诗歌成为当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先导？这不但是因为诗歌乃是所有艺术形式中审美感知力最为敏锐的一种；而且对每个民族来说，他们都会怀着一种向往和需要：每当他们的命运和思想发生着悲剧并因此孕育着转机的时候，诗，将是他们不能不最先发出的声音。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重大转折不伴随着诗的声音，也没有哪一次艺术的革命不是以诗歌为先导的，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派都是这样；在近代中国，不论是晚清文学改良还是“五四”文学革命，也是最先体现在“诗界革命”之上的。一场充满着封建蒙昧、血腥暴力和文化崩溃的浩劫，注定了新的理性思索和精神反抗，注定了一场新的变革的开始，也注定作为它的勇敢先声的“朦胧诗”的孕育与诞生。
然而，“朦胧诗”并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神话，而是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渊源的一个“潜流”，或者一座潜藏于水下的巨大冰山。正像本章开头所引的陈默的那句话，这需要追溯到早于它十多年前的60年代。
在蒙昧的宗教狂热和一片喧嚣鼓噪的“红色战歌”声中，一批具有独立思想的青年最先萌发了怀疑精神。“文革”政治风暴初起时，他们“曾真诚、狂热地投身这场运动，他们中也许有的人还写过‘红卫兵战歌’。然而，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受到了欺骗，在生活的真实色相面前，他们经历了痛苦的探求、思考”(3)。怀疑和冷静的思索使他们产生了孤绝于所谓“时代精神”之外的苦闷情绪。在这种苦闷中，他们写下了第一批反省和批判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可贵之处不但在于从思想上表现出对“左倾”狂热病、个人崇拜和泯灭人性的暴力等现象的冷静的批判，在社会总体的混乱与愚昧中显露出一缕思想、理性和人性的曙光；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十分曲折含蓄，以象征、隐喻的方式进行暗示或影射式的表达，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大量的意象载体。这说明它们吸收了中外诗歌、特别是现代诗歌的有益营养，并借此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朦胧诗的先驱。
最先的探索者可以追溯到60年代，其中黄翔(4)于1962年写下的一首《独唱》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具有上述特征的作品。在这首短诗中，“我”被描述为一个没有听众的独唱者和没有同伴的独行者：
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诗。
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
游踪
我的唯一的听众
是沉寂
这是没有回响的、充满叛逆的不和谐音的歌唱，特立独行的姿态、傲岸不群的人格形象，以及充满寓意与辐射力量的意象构词，如“瀑布的孤魂”、“离群索居的诗”、“漂泊的歌声”、“梦的游踪”等等，都透示出完全抵触并超越于时代的信息。黄翔的另一首写于1968年的《野兽》和写于1969—1972年的长诗《火神交响曲》更加显露出他作为朦胧诗先驱深邃而勇敢的批判精神，充满了对时代的哲学性思考，富有深远的历史感和正义的审判与警醒力量。如《野兽》中写道：“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对人性沦丧的悲剧概括得何其精炼、准确，令人震惊和深思！在《火神交响曲》的第一首《火炬之歌》中，诗人写下了这样的题记：“诗人说，我的诗是属于未来的，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历史教科书的。”黄翔已经意识到他的诗所担负的对未来人们的“火炬”般的启蒙力量。他的“火炬”是对应于“迷信”和“偶像”、“暴力与极权”的“科学”、“真理”和“自由”：
啊火炬，你伸出了一千只发光的手
张大了一万条发光的喉咙
喊醒大路 喊醒广场
喊醒世代所有的人们——
…………
于是 在通天透亮的火光照耀中
人第一次发出了人的疑问
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
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
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志、情愫和思想？
作为一个孤独的写作者，黄翔的诗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黑暗中的第一缕火光”。假如再考虑到他在1978年组织“启蒙社”，从遥远的贵州来到北京张贴“诗歌大字报”、散发油印与手抄的《启蒙》等行为，我们刚好可以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找到一个历史的实证。十分奇怪，居然是偏居西南一隅的一伙诗人举起了“启蒙”的大旗。他们的文学活动比北岛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油印的诗刊《今天》要早一个多月，而且直接推动了北京地区文学活动的公开化，这从当年北岛写给哑默（伍立宪）的信中可以窥见一斑。(5)
如果说黄翔的“火炬”是在独自燃烧的话，那么食指(6)的“愤怒”则启发感染了更多的人，产生了更为广远的影响。这位住在精神病院中的诗人（2003年已出院——笔者注），当年曾以“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傲岸姿态，写下了众多震撼人心的诗篇。其中最广为传诵的有写于1968年的《愤怒》、《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诸篇；更早先写作有长诗《鱼群三部曲》和《海洋三部曲》，以及渐次写于70年代中后期的《疯狗》、《热爱生命》等。当年曾与“白洋淀诗群”有过共同生活并作为食指诗歌最早读者之一的宋海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有人评论郭路生为“文革”诗歌第一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评价。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郭路生的诗……受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的热烈欢迎。它们迅速地在知青们中间传抄着，反复地朗诵、吟咏、品味着。沉重的幕帏被掀起一只小角，显露出一片新的天地。
……《相信未来》使我看到一个新的世界。……青春、幻灭、抗争和固执的希望，这正是当时知青们共同的情感。郭路生是他们的代言人。(7)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食指的这首《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
在思索之中对未来的等待和希望，无疑是那个年代人们精神力量的源泉。从食指的诗中，我们不但可看到他“像水晶一般的透明”的“明澈如秋水般的”(8)风格，而且可以看到他对后起的朦胧诗主将北岛等人的深刻影响。在北岛的《回答》等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传承关系：“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难怪北岛自己后来“在法国答记者提问时，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9)。
食指最具现代色彩的作品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群三部曲》、《愤怒》等。第一首运用了对时间和感觉予以突然“切断”的手法，以完全个人化的视点，表现了压抑的瞬间情绪，具有很强的“陌生化”效果。第二首采用了“整体象征”的手法，以“冷漠的冰层下的鱼儿”自喻，形象地描绘出那个不允许思想存在的年代里，处于黑暗中的思想者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寓言”式的叙述与抒情风格，后来成为大多数朦胧诗人共同采用的方法。
食指的诗以他强烈的思想力量启示和震撼了一代青年，他的作品不但最先启示了“白洋淀诗群”的诗友们，而且“在更大范围的知青中不胫而走，用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纸张被传抄着。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诗人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郭路生独领这一风骚”(10)。“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诗。”(11)这些都足以表明食指作为朦胧诗先驱所发生的深刻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作者还追溯了食指的同代人，甚至更早的其他一些诗人的影响，食指“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一切甚至可以溯源于六十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引者）等人。1965—1966年，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郭大勋”(12)。这些人所造成的与当时的红色主流文化迥然不同的“沙龙化”的、充满个人或边缘的、甚至是具有“反主流”色彩的文化氛围，无疑是构成食指诗歌写作语境的重要精神来源。
彗星一样的食指从诗歌的天空中划过之后，一个新的星座升起了。这就是以一群插队在河北安新白洋淀及周围地区的知青诗人组成的“白洋淀诗歌群落”。(13)“白洋淀诗群”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作为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的宋海泉引述老诗人牛汉的话说，这个名称：“给人一种苍茫、荒蛮、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感觉。……借用了人类学上‘群落’的概念，描述了特定的一群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特定的地域内，在一片文化废墟之上，执著地挖掘、吸吮着历尽劫难而后存的文化营养，营建着专属于自己的一片诗的净土。”(14)另一个回忆者则更详尽精确地写道：
“白洋淀诗群”，是指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1969—1976），一批由北京赴河北水乡白洋淀插队的知青构成的诗歌创作群体。主要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莽、宋海泉、白青、潘青萍、陶雒诵、戎雪兰等。此外，还应包括虽未到白洋淀插队，但与这些人交往密切，常赴白洋淀以诗会友，交流思想的文学青年，如北岛、严力、江河、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人。后者也是广义的“白洋淀诗群”成员。(15)
上述说法得到当年参与者与见证人的广泛认同。(16)“白洋淀诗群”不但继承和发展了食指等前驱的诗风，使具有现代主义艺术倾向的诗歌在一代青年人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而且它们当中就成长出了后来朦胧诗群体中的多数骨干，如芒克、多多、北岛、江河等。从诗歌的文本特征上看，他们的作品比之黄翔、食指等人也显得更加丰富、深邃和陌生。
“白洋淀诗群”虽然汇集了众多才华出众的诗歌青年，但这一群体仍然有一个实质上的核心，这就是插队在同一个村子的芒克、多多和根子。(17)芒克原名姜世伟，生于1951年，祖籍沈阳。他不但是在白洋淀落户最早、驻留时间最久的知青（1969—1976），而且作品也享有极高的声誉。早在1971年前后，他的作品就在许多知青中流传，如《致渔家兄弟》(18)等。现在能够完整见到的他最早的成熟之作多为70年代初的作品，如《城市》（组诗，1972）、《天空》（组诗，1973）、《太阳落了》（组诗，1973）等。他的作品比食指的诗更加强化了理性思索的内容，同时也更注重意象、象征方法的使用。如《城市·之一》：“醒来，/是你孤零零的脑袋。/夜深了，/风还在街上，/像迷路的孩子一样/东奔西撞。”再如《太阳落了·之二》：“太阳落了，/黑夜爬了上来，/放肆地掠夺，/这田野将要毁灭。/人/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在芒克那里，贫困、没落、僵死、绝望的动乱年代已完全被置于理性思考和批判的视野，并且他还表现出坚强的战斗与抗争的精神：“这正义的声音强烈地回荡着：/放开我！”（《太阳落了·之六》）
芒克的诗色彩阴冷，已出现比较奇警怪谲的意象，以阴暗的隐喻与象征的笔法建立了自己质地坚硬而变幻多端的艺术风格与个人化的语义世界，如这样的意象：
太阳升起来
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天空·11》）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葡萄园》）
但芒克也有他的沉实和明澈的另一面，大地和农事使他对自然和劳动充满了理解与亲和的情感，他也写下了许多歌颂土地、劳动和自然景色的作品，多多曾称他为“自然诗人”和“自然之子”，这一方面表明他是一个从未被社会所扭曲的纯洁而本色的诗人，同时也概括了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特征。不过，芒克的这类作品并不留意于对自然事象的描摹，而完全是格言式的抽取与概括。许多诗只有两三句，如《灯火》：“整齐的光明，/整齐的黑暗。”多么富有奇警撼人的启示力量！有的也充满醉人的柔情，如《遗嘱》：“不论我是怎样的姓名，/希望把她留在这块亲爱的土地上。”有的甚至只有一句，如《酒》：“那是座寂寞的小坟。”《诗人》：“请带上自己的心！”这些作品都是一些苦难生活中的“启示录”，它们深刻、奇警和新鲜的话语，会给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更多的精神启蒙力量。从这些作品到北岛的《生活》：“网。”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内在的逻辑线索。
多多，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现旅居荷兰。多多于70年代初开始创作，同芒克一样，多多的作品也执著于社会思索与现实批判的主题，但却更为展开和具体，如他的《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1972）、《祝福》（1973）、《无题》（1974）等，都以犀利的笔锋直接涉入关于专制/自由、暴力/人性、迷信/光明的思考，对“革命”名义下残暴而愚昧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祝福》）。这样的诗句，不啻一只只火把，照亮了那个年代里一只只蒙昧的眼睛。再如《无题》：
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
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
那冷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
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
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
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
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
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
这是对那个年代里“阶级斗争”图景的多么生动概括的描绘。
多多写于1982年的长诗《鳄鱼市场》可以视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时更加成熟的思想使这首诗透射出深邃博大的启示力量，在锋利、真实和充满反讽意味的语句中，诗人对“人民”、“生活”、“真实”、“自由”、“人格”、“道德”等关于社会正义和人的基本生存的当代重大问题，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诘问与探讨。这在80年代初基本流于政治层面的“反思”潮流中，不能不是一个更加深刻和有力的声音。
根子，原名岳重，1951年生于北京。7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现旅居美国。根子的诗所传不多，但却显示出“先知式”的特立独行的风格和异乎寻常的成熟，“以其震撼的力量给诗坛带来一种新的生命”，并显示出“几分高举反叛的旗帜，以其犀利的冷漠傲视世人的拜伦的影子，几分波德莱尔的影子”(19)。写于1971年夏天的长诗《三月与末日》是根子的代表作，它除了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诗人绝望、冷静的心态，更在语感上表现出过人的天才和成熟：“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次/凶狠的夏天的熏灼，它/没有融化……/十九场沸腾的大雨冲刷，/礁石阴沉地裸露着……/今天，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了/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永远不再闪烁。”十九岁，这人生的三月中，却看见“末日”的清醒与决绝，没有对生活和时代深刻的洞察和杰出的精神高度是不可能的。
从更长一点的时间跨度看，《三月与末日》可以说是这个年代里最复杂深刻、也最具现代性特征的一首诗作，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荒原》”。它不仅对现实发出了尖锐的诘疑，而且还蕴涵了一个过早成熟的天才少年对荒谬人生的体验，拆除了一代人关于青春、现实、未来和理想的虚假理念，以及人们对时代的虚妄颂歌，宣告了一种悲剧或喜剧式人生幻象在一代青年人心中的崩塌：
三月是末日
这个时辰
世袭的大地的妖冶的嫁娘
——春天，裹卷着滚烫的粉色的灰沙
第无数次地狡黠而来，躲闪着
没有声响，我
看过足足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
一样血腥假笑，一样的
都在三月来临。这一次
是她第二十次把大地——我仅有的同胞
从我的脚下轻易地掳去，想要
让我第二十次领略失败和嫉妒
这就是一代人见惯的“春天”的假象：带着欺骗、威压和虚伪的繁华景致，曾多少次让纯洁的少年对它顶礼膜拜，而今终于被洞穿，被抛弃。没有洞悉的冷眼、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是不会看见这一切的。根子之所以看见，是因为他不再是精神的奴婢，而是独立的能够思考的“人”——
我是人，没有翅膀，却
使春天第一次失败了
即便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历史已发生了巨大翻覆之后，在朦胧诗中那些最有历史和启蒙思想深度的作品中，我们也很难看到出《三月与末日》之右者。“人”在这里被再次擦亮了它蒙尘已久的内涵。这是一个真正成熟了的大写的人，历史和岁月启示了他，不是以绝望，而是以理性，不是以悲哀，而是以清醒。它奇警的思想，充满人性深度的写作方向，刻意悖谬的抒情视角，还有峻拔诡奇的意象等都表明，它是这个年代写作的一个奇迹——从逻辑上不可能，但从事实上却发生了。
另一首《致生活》（1972）也有着同样的思想与人性深度，以及同样的奇警与锐利的语言能力。它俏皮的语言风格，反讽的表达口吻，阴暗奇崛的想象，都使之更接近一首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诗。某种程度上，整整十年以后的中国当代诗歌，也还没有在整体上进入它所开辟的现代性写作的里程；在70年代初期的茫茫黑夜中，它更是孤独的，与《三月与末日》的孤独一样诡奇而突兀，令人几乎匪夷所思。
应当被提及的这一群落中的诗人还有方含（原名孙康）、林莽（原名张建中）、严力等。方含写于1968年的一首《在路上》（其灵感可能来自美国作家的同名小说《在路上》）(20)抒写了一个精神流浪者在充满非理性的疯狂年代里的“泪水”、“梦想”和“忧伤”，语感酣畅，充满魅力。除他们之外，虽不属“白洋淀诗群”，但也在60年代到70年代初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还有依群（一名齐云）、哑默等。哑默今存最早的一首诗《海鸥》写于1965年，依群写于1971年的《巴黎公社》则是一首流传极广、影响极大的作品。依群原先的写作思路是不同于芒克、根子等人的叛逆姿态的“红色诗歌”，但他出色的才华，“高度个人化的方式”(21)和“更重意象”的写作风格，使他成为“形式革命的第一人”(22)，使一首本来的“红色诗歌”奇迹般地转化成为了一首“蓝色诗歌”。这是他的《巴黎公社》中的第一节：
奴隶的歌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呵 巴黎 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 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而是为了常青的无花果树/向着戴金冠的骑士/举起孤独者的剑”。它将革命的意义恢复至纯粹的理想主义之境，是为自由而战、为了激情和诗意的革命本身而战，而不是以某种现实利益和权力为目的，这正是格瓦拉式的精神与人格的体现。
一切都表明，从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是一个长期以来受到不应有的忽略的重要年代，中国当代的先锋文学不但“象征性”地在这一时期孕育了它的雏形(23)，而且也进行了富有成效和影响深远的艺术实践。从文学观念的角度看，尽管他们并没有在当时发表什么宣言，但他们用作品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启示着后来者的思想。现在看来，作为一个存在着的诗人群落，一个艺术群体，他们的意义已不仅在于同时代政治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事实上是很弱小和缺少实际意义的；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现代诗人应有的写作立场，这就是相对于“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写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边缘”不仅使作家具有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位置，而且也使他们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正义的人格力量、批判的理性精神、作为人的价值的重建与救赎等这一切思想内涵的获得，均首先源自这一历史性的扭转。
另一方面，艺术的“冒险”与前卫精神构成了他们作为“先锋”前引的另一个原因，包括依群的“红色诗歌”在内，艺术经验与审美感知的个人化处理，使他们的作品充满着新鲜的和陌生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经验形态和群体性的红色意象（如“战鼓东风”、“莺歌燕舞”之类）的形象与语义，不断闪现出令人惊异的陌生诗意；同时，知性与经验的参与和激活，也使他们的诗句中不断呈现出绮丽的思想质地与光彩。这是他们在特殊的年代里，以具有某种“历险”性的审美刺激与思想魅力给读者以强烈吸引，并使后来者不由自主地接纳和模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