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提升军事实力的战略选择
《预见未来：2049中国综合国力研究》第四节 提升军事实力的战略选择,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自从有了生命以来，地球上任何生物包括植物要想在大自然中生存和进化，都必须解决两大基本问题：获取外部资源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有着文明基因的人类来说，就是解决经济发展和保护自己生命及所获资源的安全。两大基本问题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必须面对的永恒课题。这两大基本问题用现代词语表述就是“经济”和“军事”，其他诸如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高级形式。没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支撑，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鉴于此，国防安全的保障和军事实力的提升也就成为每一个国家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
当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新军事革命，这场革命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以信息化科学技术主导的各种武器装备主宰战场，使得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演进。在此大背景下，各主要军事强国为了提升军事实力，纷纷进行军事战略调整和军事武器技术更新。中国也必然要适应世界军事战略调整的要求而进行军事变革和军备优化，目标是提升军事实力，保障国家安全。
一、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国家安全的保障来自军事实力的不断提升。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一个国家的崛起及其持续发展，势必会在资源、资本和影响力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的需求产生矛盾，这种矛盾会促使大国更加重视军事实力的提升。实际上，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基本的要素，也就是上述“获取外部资源”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外化，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两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中外历史上很多教训无不证明军事实力极其重要。一个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必须有现代化的军事实力做保证。从1840年到1945年的百余年里，中国受尽列强的强占与掠夺，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和殖民主义机制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头上，国土沦丧、财富流失、文化被毁、国人受辱。这惨痛的历史教训警醒着每一代中国人，永远牢记建设强盛国家必须有现代化的强大军力做保证。引用约瑟夫·奈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的观点更能说明强大军力的重要性：“军事安全就像氧气，当氧气充足的时候，人们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一旦氧气不足，人们就再也不可能干任何其他事情了。”
随着新的国际安全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不断增长。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指出的：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然而，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和恐怖主义并未消失，局部动荡频繁爆发，非传统安全危险也不断上升，世界依旧面临多种现实和潜在的安全威胁。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中国大国利益的安全需要，决定了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军事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以及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为此，我们必须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以不变应万变，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本国在国际上的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二、进一步加大国防预算，优化军费的支出结构
强大的军力必须有军事资源做保障，军事资源体现为国防预算的投入，有充足的财力保障，才能保证高新军事科技的开发，才能保证拥有先进武器装备军队，才能保证军事教育培训和实弹演习的长期进行。当然，加大国防预算只能在经济能力许可的基础上进行。国外很多专家一致认为，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占其GDP的比重保持在2%到6%之间比较合理，而中国军费占GDP的比例低于当时2.5%的世界平均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信息化程度在提高，各种武器的性能在提高，军品的价格也提高了，特别是军官和士兵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不管是从现有装备成本和人员成本来看，还是从将来在信息化条件下打赢高技术战争来看，都需要加大军费的投入。和国外主要国家比，中国的军费预算依然偏低，因此，有必要将军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从而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备训练，增强我国军事实力。
在增加国防预算的前提下，要调整军力结构，优化配置陆、海、空及火箭军的力量，突出高科技军兵种。在军费支出中，特别要强化海军的预算支出。当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国际贸易和地区热点需要有中国的声音。如果说，经济发展需要借助货币的力量，那么安全保障就需要军队的力量，尤其要发展强大的海军。中国要“走出去”，发挥对世界的影响力，维护国家和企业及个人在海外的利益，护卫“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而在中国整体军力中，海军力量相对薄弱，因此，今后要加大对海军的军费投入，大力发展以航母为核心的海空一体化综合作战的远洋“蓝水海军”力量。同时，注重加大高技术尖端武器开发利用研制的预算和逐步开拓海外军力投送预算的准备。
当然，增加军费不是以和世界上其他军事强国开展军费竞赛为目的，更不是要走苏联的老路——经济无力的前提下发展军力，对弱小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在和美国的冷战中最终拖垮自己。我们增加军费，发展军力，完全是考虑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双重需要，以军队能打仗、打胜仗为目标。
三、打造精干有效、快速反应的本土防御体系
增强中国军事实力不仅要投入军事资源，还要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改革军队组织形态，即包括两类指标的上升和优化：一是在经济能力许可的基础上增加军费；二是改革军队领导和指挥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提升武装部队质量。军兵种结构优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能适应现代战争。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是在高科技的支撑下，一个国家全域力量能快速反应，压倒性地精确打击敌方，尽力减少自身战斗人员的牺牲。
2015年军改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以陆军为主导的传统军区体制，战区分割，分片看守，以处处护防、“维稳”任务为主。战略部署上，以陆军为主干守卫大陆疆土，空军只是配合与支持，甚至海军力量也不能完全独立出沿海军区的力量整合；军令执行上，由原总参谋部传导中央军委的指令，组织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并制定军事战略战术，所在军区的陆军投入战区作战，作战区域内的空、海军支援；战术思想上，陆军对陆军的对称式作战，即在空军支援下，由中国陆军完成对强敌的地面决战。这种体制适合过去冷战时代中国寻求自保的需要。
如今在世界和平的大气候下，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国家和企业、个人利益延伸至境外，要求军事实力的伴随到位，提供保护。相对而言，过去，七大军区的设置使得军力分散，难以适应今天全球方位、大域范围、多种维度的陆空、陆海一体化要求。一旦有突发情况，不利于国家最高统帅做出快速反应，迅速调动军队，短时间内投放到位。
2015—2016年，中央军委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提出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以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推进规模结构、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这次军改把全国分成五大战区，整合陆军，建立了陆军领导机构，这种改革相应提升了海空军种和火箭军在全军体系中的重要性。
始于2015年末的这次军改，在战略思想和军队部署上无疑是一大改进：改变了以陆战为主的格局，开始全方位强化所有军种的作战能力；改变了过去七大军区以陆军为主、海空军为辅的作战模式，强调统一指挥、各军种联合作战。
根据当代世界格局与形势判断，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超”带领的“多强”国际体系，在金融贸易、安全上主导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尽管永远都有不同的声音，但不会改变现行的大格局，加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联合国机制的存在，当前世界的主流趋势是和平与发展，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的超规模或全球性战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爆发，中国本土遭受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很小。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家间贸易、投资的广泛联系，表明国家界定其利益的方式不太可能用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往往通过商业贸易、金融而非武力征服实现利益，军事手段只是配角，在适当的条件下偶尔小规模使用之，全球巨大的国际贸易额和众多跨国集团的相互投资额都能充分说明。因此，中国无须保持庞大的陆军常备军数量，“大陆军思想”应该改变，陆军主导式的军区抑或国内战区体制也应改变。因此，新时代下应当抛弃这种传统的以拼人数的陆战定“乾坤”的战争理念，树立以国土及外围广阔周边全盘一体化、军力精干机动化、快速反应化等为特征的本土防御和外埠攻击兼备的大战略思想，与此相对应，打造高科技、精装备、高素质的蓝海、空天领域的现代化军力攻防体系。
一是调整机构，减少军队行政层级。可以裁减过于庞杂的非直接作战的军事管理层级，强化机动性强的陆军野战集团军、作战师旅等的作战实体建制，由中央军委授权下的陆军司令部负责更加专业性地直接指挥作战单位，减少命令的传导链条。为达到快速反应，迅捷投入作战，国家在国防上的整个武装力量上下可分为三个层级：最高决策层——中央军委及其参谋部等职能部门；执行作战指挥层——各军种司令部；实际投入战斗的军队实体——陆军野战集团军、海军舰队、空军作战师。一旦战事发生，各军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协同作战，不分本土和境外，迅即形成快速投送军力的机制——快速集结，迅速打击，形成既能快速反应进行本土防御，又能向全球各地投射影响力的军事体系。
二是精减陆军员额。和平时期是常态，而且地面部队作战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减弱，无须保持大量兵员和过多的重型武器。为了优化军事资源使用效能，可以适当减少陆军员额，以机械化、信息化、无人化手段打造能征惯战的不同兵种部队。兵种结构上，大幅减少普通步兵师，减少装甲及机械化师、机动炮兵师等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耗费过多的重装备部队；增加特种部队，增加战术导弹师、山地师、空降师、陆航师等高机动性、高战斗力、高效能的兵力。即便遭遇大规模战争，步兵师也可由后备役和武警部队入编成军，扩大陆军规模。
三是建立战略保障的专业化部队，把非直接战斗的后勤、医疗、科研、装备等整合形成业务技术专业化的部队，为一线作战部队提供各类资源保障，通过分工提高军事实力和效能。
四是武警部队精简化。众所周知，中国武警数量庞大。国家有必要调整军队和武警对有限资源分配的比例结构，减少武警规模，使武警部队精锐化、专业化、机动化。这样可以把资源和兵源投放到更需要向外扩展的海空军种和火箭军中去，以增强我国快速打击的整体军力。
四、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谋求“海权”强国
历史发展到今天，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其中一个启示是，现代大国的崛起、综合国力的强大，要求一个大国在进入全球资源与各国利益的复杂循环和一体化进程之后，一定要拥有强大的海军，一定要有海洋战略和“海权”。没有海军，国家无法保证自身的基本安全和海外利益的保全；没有海洋战略，国家无法强力面对国内外事务和解决国际社会的公共问题；没有海权，国家也谈不上强大。
纵观大国崛起和人类海军发展史，历史上和今天曾经崛起的几个大国中，没有一个大国是完全的内陆国家。在这几个国家中，真正获得巨大海上利益并崛起为世界霸主的强国有荷兰、英国和美国，它们强盛的共同特点都是建设外向型的进攻性军种——海军，大力发展强大海上武装力量，在军事武力上获取“海权”，特别是为了保护本国的贸易和财富，牢牢地掌控了制海权。同时，它们积极谋划海洋战略，推动海上经贸，充分保证本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国家利益和侨民的安全。再者，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同样以海权起家，依靠发展强大的海军，敢于挑战美、英、俄、中等传统大国，接连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最终，二战中日本的失败其实也是海军的失败和海权的丧失，导致本土没有海军的外围保护，无力应对同盟国海空军对日本的空袭，更谈不上获取海外战略物资继续顽抗。
21世纪的海洋竞争会更加激烈。当今，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注意，谁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谁就在海上资源争夺战中成为利益先得者。对此，为取得海上竞争优势，许多国家已经快速确定了本国全新的海洋发展战略，以求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强调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对海洋资源的管理，进一步发展海洋技术工业以及海洋热能，并且勘探海底矿物。俄罗斯也确定了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以增强海军力量，提高综合海洋实力。英国更是一个老牌的海洋大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关乎其命脉，庞大的英联邦体系的维系都倚靠海洋纽带的联系。其他海洋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印度，也在制定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以快速成为海洋强国。
对于中国而言，海洋更是一个日益重要的领域，海洋问题既涉及我们国家的重大经济（尤其是资源）和安全（及战略）利益，也关乎未来中国的外部形象及在本地区的影响。但长久以来，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型国家，对海洋利益的关注仅仅局限于近海。即便是当前，中国仍是一个陆地大国，而不是一个海洋强国，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相称。
幸运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海洋安全，加强海军力量建设，强化国家海洋区域立法和执法，全程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从所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缘来看，中国是发展中世界正在崛起的主要海洋大国之一，东南方向面临世界最大的大洋，海岸线长达18 000多公里，若将岛屿海岸线包括在内，则达32 000多公里。从客观的自然条件和政治地缘方面可以看出，海洋的开发和海权的加强对中国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目前，中国所属的海洋资源正遭受一些周边国家的掠夺。在属于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很多都存在争议，许多岛屿被他国侵占。
从经济发展所需海洋资源的角度看，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又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海洋对于中国至关重要，海洋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人口的资源消耗和经济增长对生产要素的需求都要求有充足的资源供给，仅靠陆地来获取资源已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中国海域蕴藏着比较丰富的资源，是中国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条件。伴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大多数国家都把经济发展与近海联系起来，并且利用海洋经济来支撑本国经济的发展。所谓的蓝色圈地运动便是一个最主要的例子。现在，随着世界逐渐由工业文明时代走向信息文明时代，海洋开始成为一个新领域，成为我们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中国“直接的”海洋产业活动包括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港口营运、造船、船舶修理、船舶零部件制造），另外还有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电力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发布的《2019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为89 415亿元。同时，海洋是重要的通信媒介，电话和互联网的通信光缆都途经海床，在海底还埋藏着大量反映中华文化的考古文物。所有这些都需要海上的安全保护，海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从海洋运输通道对中国能源和粮食进口安全以及国内产品出口安全的角度看，全球海洋运输安全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交流的生命线。中国日益依赖全球海洋公域输入资源和向市场输出成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情况是中国作为工业制造大国，工业的发展需要海内外能源的供给和海外市场的商品销售，同时中国也是粮食和其他经济农作物进口大国。
“十三五”“十四五”时期，中国对能源和粮食的进口依赖度将会越来越大。众所周知，能源、工业产品和粮食大部分需要通过海洋运输，中国不仅要买得起能源、粮食，还要运得回。能源进口安全的关键是运输，而海上运输又是中国能源进口安全的薄弱环节。影响中国进口中东、非洲和南美能源的海上运输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际上美、日、印等国围绕海上战略通道的争夺不断加剧。首先是美国，美国采用各种手段加紧对重要海峡进行渗透与战略控制。1986年美国公开宣布战时要控制包括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16个重要的海上咽喉航道。为控制海上战略通道，美国保持强大的海上力量和海军存在，通过建立驻外军事基地，实现对重要海域的战略控制，扼守海上战略通道。除此，美国将一些相关国家纳入其安全体系，建立美国主导的海上军事合作和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企图借助他国的力量，将军事触角和影响力扩展到世界所有涉及美国利益的重要海域和海峡通道，如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其次是日本，日本历来对海上通道安全极为重视，视马六甲海峡为本国的生命线。“9·11”事件后，其军事触角延伸到了马六甲海峡，并通过《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向印度洋派遣军舰。再次是印度，印度近年来也在加速发展海上力量，并在马六甲海峡西北入口处建立基地。2000年，印度《海洋新战略构想》明确提出，印度建立远洋海军，打造印度航母战斗舰船，目的是吓阻其他海洋强国势力进入印度洋。二是除国家间的海上战略通道控制权的争夺外，影响中国海上运输的还有海盗与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阿拉伯海、南海以及西非沿岸海域的海盗活动日益猖獗。有时，海盗还与恐怖主义联手，为了达到某些政治目的，制造恐怖袭击和绑架人质迫使当事国答应他们的要求。而中国60%的原油运输必经这片海域，运输安全迫切需要海上力量护卫的保障。
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海外投资大国，中国的商业利益遍及全球，保护中国企业和公民个人的经济和生命财产需要强大的海上力量。仅就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而言，从2000年起，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海外投资增长迅速，遍及全球，2019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71.2亿美元。虽然投资存量和发达国家比总体不高，但中国企业在海外有众多的分支机构，和相关国家政府、企业签订了许多投资项目和工程承包项目。如果遇到所在国家的战争内乱、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中国不仅需要外交手段提高国际事务的参与度，更需要依靠海军力量果断及时地处置，保护中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资产不受侵犯，疏散和撤离侨民远离危险地区。
从中国未来向全球提供海洋运输安全保护义务的角度看，中国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积极参与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的合作是中国履行的国际义务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海上安全对各国的生存和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全球主要商业港口作为世界贸易和能源运输的通道和源头的状况取决于其海上运输线的安全性。海盗、走私甚至潜在的海上恐怖活动常常会阻碍甚至破坏这一重要体系的功能。在这一领域，美国和中国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并且可以从安全保障合作中获取更多的实惠。中国自身向相关海域提供海军护航，既体现出责任担当，也是中国自身的需要。如在联合国授权下，中国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从国家统一和周边安全的角度看，近期内中国的主要战略威胁压力来自沿海地区，其中“台湾地区”、“近海海域海洋领土争议”和“日本侵占钓鱼岛”成为主要因素。中国亟待解决这三大海洋战略安全问题：一是目前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主要当政者的“隐性台独”的严重倾向和美国维持台海现状的无理要求，显然需要有绝对压倒性优势的海空力量，制止“台独”势力的蔓延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二是周边复杂的海域划界纠纷问题，尤其是南海问题。作为一个毗邻三个半闭海的沿海国家，由北至南，从黄海到东海再至南海，中国分别与多个国家毗邻。中国政府面对着多个海上邻国所提出的大量关于边界划定、海域主张和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单方面主张。在南海，这种单方面主张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更为严重。要保护自己的岛屿，除了需要出色的外交手段外，更需武力彰显海权的必要。三是钓鱼岛权属问题等依然没有解决，需要更久的力量积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日本一个国家，在日本的背后有更为强大的美国乃至北约。
从国际交往和对话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当下，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以及军事活动、科学研究都与海洋息息相关。如果回首过去5000年海洋的发展和利用，以及过去500年合作和竞争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发现，海洋的和平与否可以称得上是主要大国间关系的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海洋发展的历史可以被看作大国竞争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大国特别是世界海洋大国，在历次世界性重大事务中往往都控制着事态的发展进程，包括各种具体事务的决策。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的建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建立，一开始都是海军大国在操办筹建和操纵运行。在海洋事务上，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总是比海军军力弱小的国家或者一般的内陆国家有更大的发言权。
从与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力量对比上看，中国最大的安全担忧与美国密切相关，中国国防白皮书唯一明确提到的国家也只有美国。相比美国，中国的海军力量还比较薄弱。从海军的总吨位看，中国海军已仅次于美俄，居全球第三，但其装备水平同美国的差距却是军事领域中最大的。因此，面对美国这样强大的海上竞争对手，国家在实施海洋战略的同时，在军事上要建设一支多兵种合成的具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双重作战手段的现代化海上作战力量，加强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需要的海上机动兵力建设，增强远近海海域的整体作战能力、联合作战能力和海上综合保障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推动海洋发展战略，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争取正当的海权，通过海权来谋求国家的强盛。
五、未雨绸缪，早日获取“制天权”
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战争模式变化最大的一百年，战争形式从传统到现代，从冷热兵器混合到核武器，从平面到立体，从陆、海、空的有形空间立体到陆、海、空、天、电子信息五位一体，从最初的地面平面战争到大气层内的陆海空立体战争乃至外太空的天际战争。天际战争是指在外层空间进行的军事对抗，亦称空间战或太空战，包括外层空间的军事攻防行动，由外层空间攻击空中或地面目标的行动，以及由地面或空中实施的，目的在于破坏航天系统或使之失效的行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等超级大国展开航天技术的军备竞赛，开发研究以高技术为基础、充分运用激光和粒子束等现代技术的天战兵器，并把侦察卫星、军用通信卫星、军用导航卫星、军用测地卫星、军用气象卫星等各类军用航天系统作为“力量倍增器”。各类天战兵器和卫星成为军事力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军事行动对航天系统依赖性的增强和反卫星武器的不断发展，军用航天器遭受攻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任何破坏航天系统或使之失效的行动都会被对方视为一种战争行动。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掌握卫星航天技术和攻击航天器的技术，未来的一系列太空武器开发技术系统将越来越成熟，如轨道轰炸系统、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反卫星武器、反弹道导弹武器、航天飞机—航天站—轨道间飞船载人航天系统等。虽然未来天外战争的样式只是初见端倪，但紧盯未来战争，认真分析研究“天战”的特色，寻求制胜之道已经被列入各主要大国的开发计划。1983年美国政府就正式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计划，重点研究发展包括动能武器与定向能杀伤武器在内的弹道导弹防御技术，准备在条件成熟时部署天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未雨绸缪，发展空天一体化高技术，赢得“未来天外战争”成为各国时不我待的紧迫任务。我们必须加快掌握天际的防卫本领，把国防延伸到外太空成为当下和未来的必然选择。
未来的天外战争，说到底就是一场集高素质作战部队、高科技武器、特定作战方法、史无前例的战争气势等特征于一体的军事对抗。虽然天外战争还未发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思想及科技的进步，其将必然走进人类。百年前，杜黑预见了空战中的“制空权”的重要性，强调优先发展空军。过去一段时间和现在的战争形态都证明了他的预言的准确性，因为“空战”以其打击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作战空间距离远、深入腹地等特点，已经成为现代化战争中作战双方首选的开战方式，战局如何将直接决定整个战争结果。随着各国航天航空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发展，“空战”的自然延伸将是“天战”，“制空权”也将必然过渡到“制天权”。未来的“制天权”和“制空权”“制海权”一样，将在军事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既是一个国家现有综合国力的反映，也是未来综合国力竞争的必需。
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谋划未来战争模式下的取胜之道，要筹备建立太空作战部队，积极开展航天领域高技术的军事化行动，在未来的“制天权”竞赛之中不至于落后。太空作战部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具备建立这种部队的大国已经开始设置。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决定发展被称为“新星球大战”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建立运送己方太空部队的运载系统和打击敌方航天部队的太空武器系统，研制无须火箭推进的可重复使用“太空飞机”，推进开发航空航天、战略防御、深层反击、太空激光、电子信息及非常规材料等相关高技术。美国太空军事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威慑，有效的威慑既能够确保潜在对手不敢采取敌对行动，又能够确保战略态势向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美国开发太空战争手段和能力的用意之一就是对准中国。早在2001年，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警告美国要提防“太空珍珠港事件”，把中国列为太空战的主要对手，还下令美军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军事基地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秘密太空战军事演习。2016年4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从圣地到战场：美国太空防御与威慑战略构想》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有限太空战”的构想，即以适当的方式限制太空战的范围与程度，通过制定有利于美国的太空战规则来限制太空领域直接对抗造成的危害。2016年6月，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布了《面向新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战略再平衡的时机已到》的研究报告，提出建立“主动预防”的太空新战略，以及做好预防与备战的两手准备。
对于超级大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也必须加快推进太空作战部队的组建与完善，加快研究开发自己的军用航天高技术，以应对未来的战争转型升级，把保卫国家安全的手伸向太空，绝不可再被时代淘汰。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