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特色的综合国力测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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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在确定合理的构成要素之后，在各个要素之间建立内在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优化处理，理清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最终构建反映未来综合国力的测算模型。因此，首先要分析综合国力的基本性质和现有的研究模型，得到综合国力的测算方程。其次在现有存量综合国力的基点上，参考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用资源投入（本书以“年经济增长率”替代）和效率（转换机制）为变量，构建未来综合国力的增长趋势模型。在整体方程构建上，借鉴金融复利计算的方法，假定综合国力在基本稳定条件下逐步增强，并适当考虑国家遇到的风险。本书认为，综合国力是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步增强的，当期的综合国力是在上期的综合国力基础上经过资源和转换机制的作用而得出的，以年度为时间变量，把形成综合国力的投入产出过程（从资源、转换机制到综合实力）涵盖进来，得出本书的国力动态方程。下面为综合国力增长预测模型：
其中，SNP（t+n）为（t+n）期综合国力；SNP（t）为t期综合国力；×B为综合国力实际增长率；n为未来n年。
模型（5-3）就是本书采用的综合国力预测模型，即用某个时点的综合国力为基期，例如本书选择2010年为基期，预测未来某个时间的综合国力。同时，还需进一步弄清如何解析t期综合国力SNP（t）模型和、B等因子模型。
经参考相关学者和机构的研究成果，结合自身的研究，得到t期综合国力计算模型：
SNP（t）=[E（t）+M（t）+（Aa+Ab）]-1-α×Sβ×Q （5-4）
其中，E（t）为t期经济实力；M（t）为t期军事实力；Aa+Ab为科技实力（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S为软实力，取稳定值；α为风险系数，如发生战争、革命、灾难的概率；β为政治现代化程度系数（政治民主化、治理法治化）；Q为巧实力，靠定性评估。
模型（5-4）表明现有综合国力存量等于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三者相乘的结果，将三者全部关联，其中任何一个变化都对全局影响极大。硬实力中主要分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根据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两者可以加法合成。科技实力中的应用科学作为两大力的丰富内涵，依附于它们，不单独存在于两大力之外。因为，科技在经济、军事中作用很大，尤其是21世纪，经济发展和军力提升，离不开强大科技引擎的推动，把它渗透到具体的经济、军事实力中来体现它的分量。具体取值采用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以及对经济发展、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贡献数据，也可采取专家征询法或社会调查方法，取值以美国的量值为指数标准值，进行相应的计算并比较取值。科技实力中的基础科学以发表国际顶尖级论文和被引用次数为样本，与科技成果转化率进行线性加权。经济实力中各个指标根据在集合中的重要程度不同被赋予不同的权重。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有：总量指标（GNP或GDP代替）、人均国民收入（世界排名）、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第三产业贡献率）、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由于综合国力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难以找到正确、合理的客观规律或规则确定权重系数，因此，主要用专家征询法及其他主观方法确定权重系数。测算时，权重系数作用明显，各指标相互独立，应采用线性加权和法，计算结果突出量值较大和权重系数大的指标的重要地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中的总量指标应采用线性加权和法计算。军事实力的主要指标包括：武装规模（军队编制和从军人数）、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和自主研发能力）、军种结构（陆、海、空、战略核力量、航天力量）、实战与演练（实战中作战智慧和取胜情况、实战经验）等指标。一方面，权重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赋予武器装备较大权重，说明现代高技术条件下武器装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事实力；另一方面，指标之间相互关联，任何一方都不能被偏废，其变化对全局影响较大，敏感度很高。
α是一种非常态，在计算综合国力时作为参数，根据一个国家当时所处时局而定。特定时期、特定事件中，α显示其重要性，如1990年8月，海湾战争涉及极大的致命风险。然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可在常态中取值很小或者干脆忽略不计。
β值反映对软实力的强弱产生影响的一个程度，与软实力以乘数形式显示，取值范围在0.1~1之间。国家民主化、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对软实力产生乘数效应。民主化、现代化程度越高，β取值越大，对软实力的增量越大。反之，传统的威权专制国家，β取值小，其软实力必然微弱，仅靠硬实力支撑。
×B是关于综合国力的增长问题，即年均综合国力增长率，也就是说，有多少资源在某种国力转换机制下（本书用“资源利用效率”）形成了综合国力，表明产生综合国力的增量。在国力转换机制下，每年一定量的资源投入到经济社会运行和国防建设中，这个一定量的资源是指投入经济运行的国内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甚至包括国外资源净输入，因为国家是一个系统，需要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资源有流进也有流出。国外资源是从国外引入包括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以人才为载体的智力资源对一国综合国力增强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二战结束后，美国从战败的德国引进大量顶尖科学家，对美国后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上述三者共同构成了资源年平均可投入量。只是由于无法获取相关资源的权威资料，资源种类繁多，量纲不一，具体数据难以计量，加上这一数据随时间变化而不定，也由于时间、精力和费用等因素难以进行精确研究。再者，资源投入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资源投入越多，一般经济增长越多，表现为经济增长率越高。因此，在测算和预测综合国力时，由于资源投入的量化难以确定，可找得到的数据很难统计。在测算模型中，值就以经济增长率代替，一般来说，综合国力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是正相关关系，表明当年的资源投入转换为当年的经济增长量，当年的经济增长量和历年存量共同成为经济实力，形成综合国力的主干力量。
方程另设了一个转换机制B，即资源转换成综合国力的效率。这是本书不同于以往国内学者所研究的地方，它的计量要求也是一个关键的测算模型，内部的各个要素，如社会基本制度形态与制度建设、政治现代化程度、民主法治程度等通常都非常重要，相互关联度大，一致性要求高。参考值用定性方法确定，主要采用参考历史文献法、专家征询法和主观判断法。结合以上模型，最终得出测算未来某个时期的综合国力的模型，即：
SNP（t）=[E（t）+M（t）+（Aa+Ab）]1-α×Sβ×Q×[1+×B]n （5-5）
这就是参照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所得出的测算模型，可以把它应用于对某个国家的当前综合国力的测算，以及未来某段时间综合国力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