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虎口余生疾呼抗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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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

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

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

出于对张学良的了解，阎宝航相信他说的这些是他的真心话，并且逐渐领悟到，这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不是张学良，而是南京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他所以执行这个不抵抗主义，是因为“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猛”，光靠东北军抵抗，势单力薄，而难取胜，“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方为上策。

这时，王化一、卢广绩劝说阎宝航接受张学良的建议，与他们共同谋划成立东北救亡团体事宜，阎便暂时打消去上海的念头，致力于成立东北救亡团体。张学良得知阎宝航同意留下，十分高兴，当面向阎宝航说明自己当时情绪不对，言语有失，特表示歉意。阎宝航也做了自我批评。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阎宝航被选为常委，宣传部组长。

10月下旬，杜重远来到北平，他曾作为救国会宣传部副部长，和阎宝航一起从事救亡宣传工作。有一天，杜重远收到上海的邹韬奋的信，邀他去上海他的书店和《生活周刊》工作。杜重远有意接受邀请，便同阎宝航商量说，咱们两个人中有一个应该去上海。阎宝航不解其意，便问：“乾学兄是东北工商业名人，在上海也有许多朋友，为了谋生供职自不成问题。”杜重远笑道：“依你在外面的交往和威望，玉衡兄更有条件去上海。我所以想到上海，我是想，救国会应该有代表在南方，以便沟通关内各救亡团体的联系，利用那里的阵地开展东北救亡活动。”阎宝航知道，杜重远在东北时候就是《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他的肇新窑业公司有不少职工订阅《生活周刊》。杜重远以救国会联络员身份去上海开展救亡活动，是个好主意。他便向杜重远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曾一度想去上海供职，后来觉得不对头。张汉卿虽然执行不抵抗命令，但丢了东北也不是他的心愿，所以他暗中支持成立民众抗日团体，现在这里需要人，我不能走。乾学兄南下上海，一定会扩大我们救国会的影响，使东北救亡工作做得更有成效。杜重远说，少帅受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我们这些人却不应有什么顾虑了，应该放开膀子干，一齐对不抵抗下手。反正我是下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干下去。

1932年1月，阎宝航接到上海爱国团体来电，表示可在财政方面予以支持。救国会成立后，虽然得到张学良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但经费仍感不足。接到上海团体来电后，常委决定委派阎宝航、卢广绩去沪办理。

此次阎宝航去上海，还会见了他的老朋友丁贵堂。丁起初以为阎来上海是应他之请来供职的。没有想到阎不但不留在上海，还向他募捐，请其为东北救亡事业出力。丁贵堂和阎是同乡好友，又是基督教友。他对阎的要求，大力协助，特捐出五千元。此后十年中，阎宝航多次来上海，丁贵堂也多次为东北救亡事业捐款。足见阎宝航与丁贵堂个人交往之深。不过，此行因阎、卢二人归去匆匆，丁贵堂捐款当时未能交于他们，不久电汇北平。因有王化一在日记中“阎玉衡、卢乃赓两同志自沪归，因正值上海事变，进行困难，仅朱子桥将军捐助一万元”之记载。

2月11日，阎宝航回到北平时，高素桐已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亲人们劫后余生，不胜悲喜。阎宝航随即把全家安置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场胡同住下，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东北救亡的事业中。

注释：

{1} 荣臻，时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化装逃出沈阳。

{2} 林久治郎于明治三十九年十月，经外交部门和领事馆考试合格，先后在吉林、天津、济南、青岛、北京、福州等地日本驻中国外交机关任职。1928年4月至1931年12月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

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3)

十一虎口余生疾呼抗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