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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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来组织社会活动，是艾丰创新生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当然不是艾丰同志的发明。但是，自觉地做，把组织社会活动放到新闻工作部门的重要位置上来做，倾注心力来做，做得如此有声有色，在社会上产生持久而巨大的影响，艾丰创新之功不可没。这是新闻工作的一个新局面，其中值得探讨研究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甚多。希望有识者能继续有所推进。
我和艾丰同志相识多年，但过去却甚少长谈的机会。读了他的评传，收获良多，写下这一点感想，也算是一次交流，就正于艾丰同志和本书的读者。
2007年3月
范敬宜
“想总理想的事情”，这是艾丰传记原拟使用的书名。一瞧这书名，准有人会吓一跳：谁这么狂妄？
不用调查研究，准是艾丰！只有艾丰才有这样的胆气，敢于把自己的“名言”堂而皇之、惊世骇俗地同意用做自己传记的书名。
“想总理想的事情”，敢于这样“夫子自道”，而且能够真正这样去实践的，可能只有艾丰。这正是艾丰的可贵之处、可爱之处。
我和艾丰从相识到共事到相知，已有二十多年，可以说是深知其人。他的最大特点是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狂妄”。不过需要修正的是：他狂而不妄。
所谓“想总理想的事情”，我的理解无非是：作为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第一，应当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大局，情系苍生，心中时刻装着960万平方公里和13亿人口这两个大数字，并把它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第二，应当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观察和研究国情、社情、民情，研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在人民群众中具体化的过程。第三，善于利用自己的职业特点，经常去发现、体察和研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决策部门提供带有全局性、前瞻性、预见性的信息和建议。这些，都是记者的天职，实在算不上是“狂妄”。
从本书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艾丰确是按照这样的抱负和思路去当记者的。在工作中，他经常强调的是：大思路、大眼光、大手笔，经常写出的也是可以引起高层重视、中层关注、基层爱读，甚至能够起到影响决策作用的“大文章”。这些“大”，不是吹出来的，而是他始终把精力用在潜心研究理论、研究大局、研究实际的成果，也是他“厚积薄发”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我亲历的故事。1995年8月23日，下午两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中宣部领导同志的电话，传达江泽民总书记指示，要《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企业改革方向的评论员文章，必须次日见报。那天正是星期日，这样十万火急的重要任务谁来完成？我想到了艾丰。于是立刻驱车赶到报社，找到艾丰已经三点多钟，我蛮不讲理地“指令”他五点以前必须交稿。艾丰从容地接受了任务，我就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心里暗想这真有点“温酒斩华雄”的味道。果然，五点刚过，艾丰就把洋洋两千多字的《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交卷了。前后不到两小时，真可谓“倚马可待”。
事有凑巧，这篇评论员文章在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后，当天晚上江泽民总书记设宴招待新加坡客人吴作栋，席间客人问到中国企业改革问题，江泽民同志说：你可以看一下今天《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它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你想了解的问题。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事后，我在《总编辑手记》里写了一篇题为《新闻工作要有点“压”“逼”“榨”》的评报意见，其中说到：“快，要靠平时的积累，靠自身素养。这篇评论虽是急就章，但仍然有思想，有内容，不是应景之作。这很不容易，作者厚积薄发。如果头脑空空，没有积累，恐怕只能说些空话。石头里是榨不出油来的。”
这样的事例，在艾丰决非个案。如果他不是经常想着“总理想的事情”，纵然有生花妙笔，也决不可能在两小时内写出如此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文章。大文章来自大抱负、大眼光、大思路。
这也使我经常想到一个问题：时下新闻界流行一种说法——“现在的记者太浮躁”。什么叫“浮躁”？就是缺少大抱负、大眼光，热中于一些小事、小利、小是、小非。读读艾丰的新闻生涯和成长道路，也许会有些感悟。因此，当最终没有选择“想总理想的事情”作为书名，我是略感遗憾的。
我一直记得新闻界前辈吴冷西同志生前对我说过的一番话。他说，毛主席对报人最佩服的是张季鸾。他老人家认为张季鸾的特点一是会写文章，是大手笔；二是会“串门”，不论多大的官、多高的门槛，他都能出入无阻，广交朋友，所以他心里装的事情特别多。冷西同志说：“我希望你能向他学习，当个大记者。”
当时我笑道：“我老了，没有这个雄心壮志了，艾丰还差不多。”
趁着艾丰传记出版的机会，我现在把冷西同志的话转述给他。这事以前没有向他说过——怕的是又被人认为助长他的“狂”劲儿。现在艾丰也快步入“老之将至”的行列了，说说无所谓了……
艾丰评传
想总理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