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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6)

书籍名:《鸦片战争实录》    作者:陈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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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龚自珍的年谱记载,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四月九日,于花之寺会诸友观赏海棠花。这次聚会是徐廉峰和黄爵滋召集的,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莹、潘曾绶兄弟等十四人参加。这一天大概商谈了结社的问题,因而五月诞生了宣南诗社 。

据魏源的年谱记载,五月的聚会除了上述朋友之外,还有林则徐、张维屏等人参加,会上成立了“宣南诗社”。并互相以诗唱酬。另外,六月二日龚自珍将同人邀集到龙桥寺,举行了酒会。

当时正是公羊学的泰斗刘逢禄去世的第二年,所以也可能商谈了刊印恩师遗稿的问题。这件工作决定由魏源一个人来承担。

林则徐虽:喜欢社交.但他没有参加宣南诗社成立前的花之寺的聚会。他暂时在故乡福建服父丧,这一年的四月才回北京。四月九日赏花时,他可能还没有抵达北京。

宣南诗社的同人都是当代的英才。在他们聚会的席上,不可能只是诗酒应酬,同人中既有龚、魏这样公羊学的双璧,也有象林则徐、黄爵滋等那样充满朝气的官吏,不难想象,在他们中间会谈论“衰世”的问题。

“这样下去行吗?”

“一定要想办法!”

“那么,想什么办法呢?”

公羊学的特点是,排除抽象的言词,进行符合实际的考察,所以他们肯定会作以上的交谈,议论种种改革现状的办法。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同人在结社当时的年龄和地位。

林则徐,四十六岁。因父亲去世,辞官眼丧。在这以前任江宁(南京)布政使,宣南诗社成立三个月后,任湖北布政使.离开北京。各省的长官为“巡抚”,巡抚不仅管行政,而且掌握军权。巡抚的下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前者负责一般行政和财政,后者辅佐司法,相当于副省长。在宣南诗社的同人当中,他的官位最高。

龚自珍,三十九岁。前一年刚中进士。曾被任命为知县(县长),因不愿去地方工作,留在北京担任原来的职务——內阁中书。中国的县比日本的县要小得多,大体相当于“郡”。内阁中书是从七品官,林则徐担任的布政使是从二品官,叮见他们的官位相差很大。

魏源,三十七岁。跟龚白珍同样是从七品官的内阁中书,但未中进士。当时他作为公羊学者已经名声很高,但中进士却是在十四年之后,那时他已经五十一岁。

黄爵滋,三十八岁。翰林院编修。他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三十一岁时中进士,未去地方工作,进入了翰林院。在中进士的人当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进翰林院,其他的人都被任命为地方的知县。可见龚自珍虽中了进士,但他的考试成绩并不佳。林则徐二十七岁中进士,因成绩优秀(在二日三十七名进士中,名列第七),在翰林院待了九年。黄爵滋在翰林院完成了进修任务后,又就任编修。这个官职虽不过是正七品,但作为步上青云的阶梯,等于是未来的远大前程有了保证?

由以上叮以看出,在宣南诗社成立时的同人当中,具有向皇帝上奏文资格的只有林则徐,但他在北京仅待了三个月就去厂湖北。所以,宣南诗社的同人们虽然在大谈政治,而他们的意见并不能反映到实际的政治中去。他们在那里不过是在进行政论的训练,有时练习练习奏文的文稿而已。

关于录用官吏考试的“科举”制度,宫崎市定先生写过一部专著(《科举》,收入《中央公沦新书》)。

通过府试、乡试等几层艰难的考试及格,即成为举人。只有举人才具有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的资格。会试及格才成为进士。每次会试有上万的举人参加,中进上的只有二百人左右,这道难关之难过是完全叮以想象的。

道光年间科举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年岁最大的军机大臣曹振镛的性格,除了要求通晓四书五经之外,其重点是放在要求认真写字上面。据说:“遂至一划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叮见拘泥于文字的书法甚于对文章内容的要求。

当时的各种书籍中也有记载这种情况的文章。如:“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燕下乡脞录》)“举笔偶差,关系毕生之荣辱。”(《春冰室野乘》)

考生和官吏都全神贯注于书写端正的楷书,虽一点一划也不能疏忽大意,政策或文章的理论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所以,写不好端正楷书的人,不管具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很难考中进士。中不了进士,这在当时就意味着堵塞了当高级官僚的仕途,登不上政治的舞台。

作为学者,魏源或龚自珍都要比林则徐更为杰出。但林则徐二十七岁就以优秀的成绩考中了进士。而龚自珍三十八岁,魏源五十一岁才中进士,其成绩都未达到能进翰林院的水平。

龚自珍和魏源都留下了笔迹,他们的字确实很难说写得好,虽然不能说十分拙劣,但确实有不少毛病。他们很难通过最重视书法的考试,不是没有原因的。

科举的考试,对于象林则徐那样循规蹈矩的正统人物是有利的,对于象龚自珍那样感情用事、艺术家风格的人物则是一大难关。人们所渴望的“破格的人材”,首先就会被录用官吏的考试刷落下去。所以人们说道光年间的政界情况是“厌厌无生气”,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一旦中了进士,就要终生把当年会试的考官尊之为“师”。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中的进士,当年的考官就是那位楷书迷曹振镛。看一看林则徐的日记,就可了解他对这位老师是衷心效劳的。

当时的派阀和人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这种禺然的因素来划分的,并不怎么考虑思想或抱负。不过,宣南诗社并不是同人们偶然的汇集,而是一群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朋友们的集团,所以他们在思想或抱负上都有某种相似之处。

黄爵滋升官的可能性最大,同人们都鼓励他说:“快点升官,使你能有写奏文的资格!”

在皇帝独裁的时代,所谓“政治”,就是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即呈递奏文。

林则徐已经具有呈递奏文的资格,同人们对他当然抱有很大的期望。固然,他在诗社成立后三个月就去了湖北,但同人们碰到什么问题。一定还会这么谈论的:

“希望林公能考虑这个问题!”

“要是林公的话,他将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呀?”

在野的人士或官位低的人,要想把自己的抱负反映到政治上去,只有通过高级官僚这条途径。

从这个意义来看,林则徐可以说是宣南诗社寄托期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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