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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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林则徐。他已担任钦差大臣，应当已到达任地广州，在从事政务活动了。朝廷派他去广州是为了禁绝鸦片走私进口的。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再也不能放置不管了。

“林公是准备去死吗?”诗人的脑子卫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这是不是由于于旅途的劳累，从脑子里偶然冒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呢?

“不!不是胡思乱想!”他在内心里跟自己这么说。

他这么想是有根据的。林则徐拼出一死去广州，这本身就是根据。

一想起林则徐。诗人的脑子里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宦南诗社同人们的面影。

“多么珍贵的朋友啊!”龚白珍想到这里，产生一种陶醉的感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的眼睛里再一次涌出了泪水。

宣南诗社

中国的读书人一定要写诗，这可能是一种涵养锻炼，在调整平仄和音韵以及思考对句的过程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写诗在中国的读书人中间十分普及，日本写短歌或俳句的人很多，这两者十分相似。

日本作俳句或短歌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样，中国所谓的诗人，是指那些能写出极其优秀诗篇的人。中国并无诗人这种职业，诗人大多是官吏，如杜甫，李白、白居易，都是官吏。陶渊明辞官之后，并不是靠写诗乞饭，而是回到田园，耕田种地，以此来维持生汁。

诗是感情的抒发，是对人及自然的观察，其根本是一种表现的欲望，希望有人来读它，褒奖或批评它。它是解除人的孤独感的一种手段。所以人们喜欢同气味相投的人一起进行写诗活动，因此就产生了“集团”。

龚白珍所属的集团称作“宣南诗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浓厚的公羊学的倾向。

所谓“公羊”，是孔子所编《春秋》的注释书之一。这种对《经》所作的解释，称之为“传”。《春秋》有公羊、左氏、谷梁三传。就详细注释历史的事实来说，《左氏传》最为杰出；《公羊传》则把重点放在贯穿于史实之中的理念上。《公羊传》尊重所谓的“微言大义”，是基于这样的解释：孔子在《春秋》这样枯燥无味的史实罗列中施加了深刻的用意，批判了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区别“华夷”——即文明和野蛮——的观念是极其强烈的。拿《春秋》来说，在谈到文明的国家时，如称齐人、秦人，都要加一个“人”字，而在谈到野蛮的国家时，仅以夷、狄、戎等来表示，不加“人”字。不过，经常有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殼。”这就是例外。

人们对这个例外作这样的解释：给中华之国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不加人，这是遵照一般的惯例。但对中华的一国秦也不加人，这是因为秦在这次战争中搅乱了人道，因此不给它加人，意思是把它视同夷狄。相反，野蛮的国家因有善行，有时也称作狄人。

在记述无关紧要的事实的文章中插进激烈的历史批判，正是公羊学所重视的。随着历史批判精神的增强，这种学风必然带上政治的色采。不仅是对历史，对现实的政治也投以批判的眼光。所以学习公羊学的人，一般都是从历史批判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和批判，在行政组织、国防、经济、漕运、产业等各个领域中，对实际政治表示深刻的关心，并不断地加以评沦。

中国在宋代完成的朱子学被视为正统的学问。朱子学的重点是放在文献批判上，终于产生了象南末王应麟那样的考证学者。清朝因袭明朝的制度，也把朱子学当作官学。

清代的学问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证”，清代学术的精华就是考证学。考证需要严格的批判精神和合理主义，因此可以称之为近代的科学的学问。但是。其末流还是堕落到为考证而考证。拼命地进行考证，但这究竟有什么用呢?——在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因此，作为考证学的反动，逐渐研究起批判实际政治的公羊学。不过，一直到清朝末年，公羊学并未能取代考证学而成为学问的主流。

当时公羊学的泰斗是刘逢禄。龚自珍是刘逢禄的门生，同门的英才魏源也是宣南诗社的同人。鸦片战争的主角林则徐，以及可以说为鸦片战争起点火作用的黄爵滋，都是该诗社的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