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希特勒最后的阴谋》后记,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尽管经历重重艰难险阻，139名希特勒人质中还有希特勒最为痛恨的人，他们却终于挺过了纳粹最后一次冒险的挣扎。

1945年6月，伊莎·维尔梅伦回到汉堡与家人团聚，写下自己的经历并发表出版，成为畅销书。她为电影跳奇怪的卡巴莱舞，以此跑龙套赚钱，支撑学业，努力成为教师。1951年，她接受圣职，加入修道院，开始了教师、演说家、校长和电视主持人的职业生涯，大获成功。伊莎于2009年与世长辞，享年91岁。

菲·皮罗兹奥–比罗里与亚历山大·冯·施道芬贝格在加佩里分别后，心痛至极，驱车回到罗马与丈夫德塔尔默团聚，再续旧生活。他们在因斯布鲁克附近一党卫队儿童院中追踪到两个儿子，终于在1945年10月全家团聚。菲一直与其他亲属囚犯保持联系，特别是亚历山大。尽管亚历山大希望再续前缘，但两人因战争而萌生的情感却消失殆尽。20世纪60年代初，两人在罗马见了最后一面。1964年，亚历山大去世，年仅58岁。菲于2010年与世长辞，享年91岁。

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发表了回忆录，1947年受邀在美国巡回讲课，1948年被聘为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薇拉和茜茜随他一同前往美国居住。重获自由后，薇拉和几个名囚一直保持联系，与已经熟络的前上校博吉斯拉夫·冯·博宁的联系甚密。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成为两人之间秘密沟通的渠道，可能是因为他心中有些鄙视库尔特（佩恩·贝斯特在一封战后的信中称他“城府极深”，对库尔特毫无兴趣）。1959年，薇拉·冯·舒施尼格无法战胜肺癌，去世时55岁。1954年，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加入美国国籍，但1968年退休后回到奥地利，住在因斯布鲁克附近的外祖父母家中，直至1977年和妻子一样死于肺癌。茜茜毕业于圣路易斯大学，旅居欧洲，1966年与法国贵族奥布里·德·克佳里欧斯（Aubrey de Kergariou）喜结连理。1989年，茜茜也和父母一样落入肺癌的魔爪之中，病故时年仅48岁。

莱昂·布鲁姆遣返法国后，回到了政治舞台，曾在战后过渡联合政府短暂任职总理。他与几位名囚保持联系，包括佩恩·贝斯特。随后布鲁姆前往美国执行任务，敲定战后重建贷款，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处总干事，终于1947年1月退休，1948年8月又短暂任职副总理。1950年与世长辞前，他一直为社会党报刊《人民报》撰稿。妻子琼一直住在茹伊昂若萨（Jouy-en-Josas）的家中，1982年去世。

五位希腊将领中，只有亚历山大·帕帕戈斯重新加入希腊军队。1949年，他因1946年希腊内战中任命总司令，平定希腊共产党而晋升为陆军元帅，1951年帕帕戈斯参政，1952年任希腊首相，1955年首相任内病故。

匈牙利名囚战后遣返回国的数量不得而知。匈牙利成了苏联卫星国，遣返“二战”人质无异于给他们判处死刑。曾任特工的米克洛什·“尼基”·霍尔蒂随父一同逃亡葡萄牙，于1993年去世，匈牙利前总理卡洛伊·米克洛什也流亡海外，最终于1951年定居美国。1946年，前内政部大臣彼得·什尔男爵也同家人移民美国。

反抗领袖桑特·加里波第将军移居到法国城市波尔多，1946年因在纳粹手中接受过的治疗而病故，享年60岁。

23名德国名囚中，9名被盟军当局判为可逮捕罪行或潜在战犯。虽然乔治·汤玛斯参与了反抗活动，却一直受美国监禁，1946年在狱中去世，年仅56岁。希特勒陆军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大将于1947年被释放，后被美国陆军聘为战争历史学家，同时负责战后西德军队的重建工作，1972年去世。

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却没有此等运气。他一直被监禁，直到1951年3月，因将3万犹太人从比利时发配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布鲁塞尔接受庭审。尽管有许多人为他游说，包括莱昂·布鲁姆、休·法康纳和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提供的证明信，他仍被判处20年苦役。不过，服了三分之一刑期后，他被释放，回到西德。1951年7月，他被康拉德·阿登纳总理（Chancellor Konrad Adenauer）大赦，1966年去世，享年87岁。

前情报官员，抵抗纳粹指挥官弗朗茨·利迪格因其阿勃维尔的关系被监禁。1945年8月做出判决，利迪格将加入英国MI5和美国战略情报局（OSS）联合组织的美国军方特殊反情报组织，被聘为间谍，打入组织内部。约瑟夫·穆勒博士成立新党派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时，利迪格也是创始人之一。随后，他重拾律师职业。1950年，佩恩·贝斯特再见他时，认为利迪格“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活在“一片糨糊中”。两人在布痕瓦尔德和整个苦旅中，“他一直是坚强之塔”，而现在的样子“令我悲痛欲绝”。1967年，利迪格去世。

黑森家族卡塞尔支族长菲利浦因纳粹统治期间做黑森–拿骚省省长被拘留，他涉嫌参与安乐死项目，被指控谋杀罪名，但最终撤诉。随后，他成为室内装潢设计师，兼全黑森家族族长。

曾经支持希特勒的金融家弗里茨·蒂森因支持纳粹党，在公司不正当对待犹太人而接受庭审。他同意为此支付罚金，其他指控被判无罪。1950年他和一直陪伴他的妻子艾米丽移民至布宜诺斯艾利斯，1951年去世。艾米丽1965年去世。

曾担任德国央行行长、希特勒政府经济部部长的亚尔马·沙赫特博士被判“重大罪犯”罪名，成为纽伦堡接受庭审的21位纳粹领导人之一。虽没被指控战争罪行，却被指控“危害和平罪”，他随后被判无罪，但西德非纳粹化法院（West German denazification court）后来判处他服苦役，1948年反诉，1950年洗脱所有罪名。1953年，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成立私人银行。1970年去世。

直至1947年，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仍被当作战俘拘留。监禁的生活给他带来严重影响。这位温文尔雅的帅气上校是在尼德多夫拯救名囚、摆脱党卫队控制的功臣，瘦得如同原来的影子一般。佩恩·贝斯特1950年1月见到他，被他瘦弱、衰老的外表惊呆了。博宁被释放后，短暂参与劳作。在莱昂·布鲁姆的影响下，他在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定居，随后在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 Benz）谋得一职，后在1952年加入西德政府，负责新军队的军事部署，因与阿登纳政府意见相左，1955年卸职后成为记者，1980年去世。

1945年5月卡普里审讯后，大多德国名囚没有被监禁，农场主威廉·冯·弗鲁格后来没世无闻，1953年去世。

律师兼抵抗运动英雄约瑟夫·穆勒，作为第一个联合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国政治党派基督教民主联盟创始人之一，1946年至1959年任党主席，1947年成为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部长，随后就任副总理。1979年去世。

天主教政治活动家和记者约瑟夫·诸司1949年回到西德，但没有重新获得1938年被纳粹取消的德国公民身份。他为富尔达（Fulda）天主教男士组织做咨询，生病后乔迁瑞士，1965年于此辞世，享年86岁。

外交官埃里希·赫伯莱恩博士和妻子玛戈回到西班牙托莱多（Toledo）农场。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玛戈一直与很多名囚保持通讯。埃里希不再就任公职，但因1951年颁布的抵抗歧视反纳粹公务员法律，1954年他接受了外交部的工作。1980年，埃里希和玛戈·赫伯莱恩去世。

抵抗运动战士和未遂刺杀希特勒的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接受美国反间谍部队（the US 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的全盘审讯。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副手盖罗·冯·舒尔茨–盖福尼茨（Gero von Schulze-Gaevernitz）也来看望他，他负责卡普里拘禁期间德国名囚的质询工作。这个战略情报局军官对施拉布伦多夫非常敬佩，甚至获得批准，将他带回瑞士办公室，以便完整地陈述反抗德国历史。最终，1947年舒尔茨–盖福尼茨将施拉布伦多夫的经历出书，名为《他们差点杀掉希特勒》（They Almost Killed Hitler）。施拉布伦多夫后任西德宪法法庭法官，1980年去世。

副主教约翰·纽豪斯尔被释放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写了一本天主教抵抗纳粹政权的书。他也在达豪战争罪行审判出庭作证。虽然他饱受苦难，1949年却与他人联合成立了前纳粹军人神职组织，服务人群包括党卫队士兵。纽伦堡审判后，他发起了“慈悲对待定刑战犯运动”。1951年，他也助力秘密成立的援助德国前战俘组织，帮助的人中也有许多党卫队战争犯。1960年，他为原达豪集中营上建立第一座宗教纪念碑。1975年，纽豪斯尔去世，享年85岁。

1945年10月，马丁·尼莫拉牧师推动斯图加特宣言（Stuttgart Declaration of Guilt）的签署。新教教会高层签署的这份宣言承认教会在反抗纳粹中没有采取充分的行动。1954年，他成了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和反核运动倡导者。他在越战期间会见越南北方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引起国际骚动。1961年他成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席，1966年荣获国际列宁和平奖。1984年与世长辞，享年92岁。尼莫拉的忏悔诗“最先他们逮捕共产党员……”被刻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的墙上，作为对“被动参与法西斯主义”的警告。

年轻的神职卡尔·康克无法回到祖国东普鲁士，因为已经被苏联和苏联控制的波兰分裂。1945年7月，他在巴伐利亚州的施莱多夫教堂（Schlehdorf Abbey）任职；1977年退休后，继续尽牧师义务，积极基于个人提供有关集中营体系信息。2008年，他成为祭司，庆祝了70岁生日，2012年去世。

“意外”被捕的俄罗斯出生的英国公民沃迪姆·格林威治，在弗罗森堡被“翼”·戴、“吉米”·詹姆斯和悉尼·道斯拯救。他回到伦敦，与妻子获得联系报平安。他在战争期间效力于耶路撒冷英国特别行动处，1943年被撤到肯尼亚。据称，战后格林威治继续任职英国秘密情报处。1954年，他的妻子去世，1982年格林威治去世。

六名俄罗斯名囚中，无人希望遣返，特别是曾经的纳粹合谋者。斯大林通过一项法律，任何被德国逮捕的士兵都是潜在叛国贼，而叛国贼要被判处死刑。根据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英国和美国必须遣返本国所有的苏联囚犯。两国政府都决定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100万倒戈为德国军队效力的士兵，深知日后命运多舛。

1945年5月，布拉埃斯湖旅店中，所有俄罗斯名囚都考虑过未来。美国军队到来之前，贝索诺夫将军消失在群山中，不过，同年5月他被盟军抓捕，随后遣返苏联，一落地就被逮捕入狱。1946年10月，他被正式驱逐出红军队伍，1950年前一直未经审判被关在监狱，1950年被判处并执行死刑。

皮由特尔·普里瓦洛夫少将遣返被捕，1946年12月被红军解除军衔，1951年执行死刑之前在狱中拘留。1968年，普里瓦洛夫得以正式平反，然而平反决定对于去世已过16年的他来说早已于事无补。

据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柯科林1945年5月于南提洛尔撒手人寰，死于冻伤。然而，随后揭露的事实却没那么简单。大多发表的国家政府文件都认定他是苏联外交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侄子，实际上，柯科林并非莫洛托夫侄子，也没有死于1945年。瓦西里·柯科林是个冒牌货，欺骗纳粹和囚犯的手段之高明，令人惊叹。

柯科林没有与游击队同志一起死于山中，5月末他坐上了前往罗马的苏联军事任务军车，无法确定他的决定是否为自愿。执行任务的问询中，柯科林没有提及他与原来声称的家庭联系。相反，他只说了自己和曾经关押过的集中营名字。当局对他毫无兴趣，便遣返回国。柯科林抵达敖德萨（Odessa）后随即被捕。虽然这对于遣返囚犯来说是惯例，但一定有人发现了柯科林的阴谋诡计，因为他随后被送往臭名昭著的墨色科卢比扬卡监狱（Lubyanka prison），由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施密尔”（SMERSH）局长亲自审问。柯科林被判处叛国罪，被指控犯有假扮莫洛托夫侄子罪名。

实际上，他是贫农之子，曾任俄罗斯空降军第1旅（1st Soviet Airborne Brigade）中士，1942年潜入德国前线。德国士兵发现了潜入行动，武装党卫队便坐等其成。尽管空降兵损失惨重，但有一连士兵与党卫军进行肉搏战。柯科林是幸存者之一，脚却严重冻伤，无法逃脱抓捕，便被德军俘虏。

绝望中为了自保，柯科林开始欺骗行径。他声称自己是莫洛托夫的侄子，接受十几名德国军官的审问。他们比对了柯科林和莫洛托夫的照片，结论是两人长相的确相似。杰克和彼得·丘吉尔的例子显示，德国人非常倾向于相信他们抓捕的都是地位很高的囚犯，虽然柯科林的说辞漏洞百出，但他们仍然相信。1943年1月，他被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特殊仓A中，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Yakov Dzhugashvili）也被关在同一楼中，但是拒绝与纳粹合作，尽量不和别人接触。德国士兵私下很怀疑柯科林的说法，但是意识到他对盖世太保提供消息是非常有用的。1943年4月，朱加什维利和柯科林共用一间卧室。他随后自杀，所以他是否清楚柯科林是冒牌货，或者以任何方式促成朱加什维利的死亡也不得而知。苏联随后判处他同谋罪。瓦西里·柯科林在1952年3月被处死。

约翰·麦克格拉斯中校曾负责弗里萨克爱尔兰集中营，所以因此接受了大量审问。他描述在此期间为爱尔兰囚犯阻挠德国计划的种种努力，但是他的说辞无法得到证实。虽然军方倾向于相信麦克格拉斯，但怀疑弗里萨克的另外四名爱尔兰人，他们被人称为“英国叛徒”。四人被严加防范，逮捕起来，但是缺少确凿证据，随后被无罪释放。同时，麦克格拉斯回到博林，重任皇家剧场的管理员。他身陷囹圄时所受的精神创伤和身体折磨太严重，从未痊愈。1946年11月去世，年仅47岁。

1964年，西德政府同意给经受纳粹迫害的英国国民分发100万英镑的补偿。13位英国名囚申请认领补偿金。最初，他们都被拒绝，因为他们是“特殊囚犯”，没有受太多苦。身为议会议员的艾瑞·尼夫（Airey Neave，他自己就是科尔迪茨城堡高安全战俘营战俘，也是成功的逃脱者）于1966年审理此案。尽管他亲自上报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却并没有成功。但是，公众非常同情原来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犯，英国政府因此付给萨克森豪森的囚犯2.5万英镑。爱尔兰囚犯每人都分到一些，虽然英国名囚强烈怀疑炮兵约翰·斯班斯（Gunner John Spence）和爱尔兰士兵安德鲁·华尔士下士都是叛国贼。

空军中队队长休·法康纳和英国特别行动处同僚彼得·丘吉尔一同飞回英国。他随后任职于西德英国控制委员会（British Control Commission）。离开英国皇家空军以后，他接受了工程师培训，1954年和妻儿去往印度。1968年法康纳获得了2293英镑的萨克森豪森赔偿金。最终定居罗得西亚（Rhodesia），1980年因患无法手术治疗的脑癌病故。

彼得·丘吉尔与战期特别行动处情报员爱人奥黛特·桑逊重聚，1947年结婚。奥黛特虽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饱经虐待，却存活下来，主要因为她用了丘吉尔的姓氏，假装首相亲属。1949年，她发表了回忆录《奥黛特》，随后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安娜·尼格尔（Anna Neagle）饰演主角，特瑞沃·霍华德（Trevor Howard）饰演彼得·丘吉尔。20世纪50年代末，他定居法国里维耶拉[1] （French Riviera），做房地产商。1968年从萨克森豪森补偿金中获得1284镑。1972年去世，享年63岁。

战争结束后，“疯狂杰克”·丘吉尔对于他从尼德多夫逃脱的事实守口如瓶。战后的文章，包括《每日电讯报》的讣告，都暗示他逃脱的是奥地利战俘营，而非防守松懈的村庄。他回英国后，很快被派去一旅突击队，送往印度，准备对日战争。由于还没来得及进攻日本，战争就结束了，所以他参与降落伞课程，在40岁生日的时候执行了第一次降落。随后成为降落伞团中的营指挥长，也成为唯一一位指挥突击队和降落伞营的军官。1948年，他在回英国之前，看到了耶路撒冷军事行动，开始在不同的军事培训场地服役。1959年退休后，他致力于在泰晤士河上购买和翻修蒸汽船。丘吉尔是萨克森豪森补偿金主要推动人员，收到1009英镑，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期间活跃于举办萨克森豪森重聚活动。丘吉尔1996年去世，享年89岁。

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短暂地住院后，1945年5月末回到英格兰。他消瘦的身躯更加凸显了多年囚禁期间体重大幅下降。他与英国秘密情报处前任长官克劳德·丹西（Claude Dansey）会面，后者告诉贝斯特，8月前他还会正常收到每月60英镑的薪水，但8月他将因身体原因被辞退。随后他将收到被监禁期间积累的总计1200英镑的薪水。同时，得知佩恩·贝斯特在意大利接受媒体采访以后，他半信半疑地建议贝斯特写写被捕监禁的经历。最终，佩恩·贝斯特写了一本书，1950年出版，名叫《芬洛事件：充满奸诈、囚禁、谋杀的纳粹阴谋真实故事》（The Venlo Incident : A True Story of Double-Dealing, Captivity, and a Murderous Nazi Plot）。

佩恩·贝斯特一丝不苟，不会忘记细节。“翼”·戴和安东·杜契亚出发执行寻找美国前线的任务时，佩恩·贝斯特给了戴一件时髦又昂贵的大衣，遮盖戴的制服。贝斯特没有忘记，现在想要回大衣。从丹西那里得到戴的地址后，他写信请求寄回大衣。至于最终他究竟是要回了大衣还是得到赔偿，便不得而知了。

据其妻子称，佩恩·贝斯特收到了500英镑的稿费，报纸连载又收到500英镑；1953年12月，她和贝斯特闹得不可开交后离婚。1952年夏天西德政府在波恩接待了他，给了他一辆梅塞德斯奔驰汽车作为战争的补偿。她还称，贝斯特被聘为一家英国公司的董事，却在八个月后被开除，“因为他干了错事”。他还总说要开枪自杀，在医生的建议下，妻子把家中的枪拿走了。

1958年1月，佩恩·贝斯特因负债被提起破产诉讼，据妻子称，债务可追溯到1931年。1963年，他是第一个根据协议申请补偿金的人。在萨克森豪森囚犯的补偿金申请被拒绝后，“翼”·戴写信给德国外长，“很遗憾地看到您的观点深受佩恩·贝斯特队长的影响。他从来没被囚禁于‘特殊仓’。贝斯特支持德国人，操一口流利的德语，也为自己和监守谈妥了条件”。显然，两人的嫌隙不仅因为借走的大衣。1968年，佩恩·贝斯特收到了14位萨克森豪森赔偿金申请者中最高（也是数额最大）的赔偿金，总计4000英镑。由于他比其他英国囚犯监禁在萨克森豪森的时间长得多，数额分配比较公正。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1978年去世，享年93岁，死后将所有相关文件捐赠给皇家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

皇家海军中校哈利·梅维尔·阿尔伯特诺·“翼”·戴回英时已经46岁。落地几小时内，他就得知母亲去世、妻子离去的消息。1945年12月，他因杰出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同时由于在身为战犯期间参与大逃亡的贡献，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946年，他晋升为上校，1950年从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同年再婚。毫无疑问，他是英雄，也是名副其实的英勇冒险家；他职业生涯的成就得到了应有的奖赏，除了一件事。他与安东·杜契亚一起寻找美国军队，派遣特勤小队援救解放人质中承受巨大危险，做出的无价贡献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当时领导太过混乱造成困惑，一部分因为佩恩·贝斯特决心将所有功名归于自己。

1956年，戴成为电影《触摸苍穹》的技术指导。这部由肯尼斯·莫尔（Kenneth More）领衔主演的电影讲述了王牌飞行员道格拉斯·贝德（Douglas Bader）的故事。戴作为贝德的飞行指挥官，同为第23空军中队的特技飞行员，戴的角色由迈克尔·华尔（Michael Warre）扮演。1961年11月，戴被选作英国电视节目《你的人生》的主角，剧中他与安东·杜契亚重聚。1963年《大逃亡》在英国上映，但是这部电影是虚构的版本，多人的特质融合在角色之中（电影主演是史蒂夫·麦奎因和詹姆斯·加纳，虽然真正的大逃亡中没有美国人），因此认不出“翼”·戴。

1968年，戴获得了1192英镑的萨克森豪森赔偿金。同年，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撰写名为《“翼”·戴》的人物传记得以出版，书籍由于描述其他囚犯而陷入诽谤的争议。1969年，佩恩·贝斯特联系了当时还因战争罪接受审判的党卫队军官库尔特·艾卡里乌斯（Kurt Eccarius），称史密斯诽谤了他的客户。

几乎同时，“翼”开始受帕金森病魔的困扰。他搬到了马耳他，直到病重到不得不回国接受治疗才搬回英国。1975年，他开始出现妄想症的症状。即便如此，他还是设法回到了挚爱的马耳他，1977年12月在那里与世长辞。

悉尼·道斯因其被俘战犯时的英勇行为而被授予军工十字勋章（Military Cross）。短暂担任乔治六世国王王室侍从官后，1946年从英国皇家空军退役。随后搬往英属马来亚，成为殖民地行政人员和橡胶种植园管理员。据消息称，他有时住在蒙特卡洛（Monte Carlo）的豪华居所，有时住在切尔西的优雅宅邸。他与许多富家女共度美好时光，年迈之际驾驶莱斯莱斯和跑车。1993年，道斯和“吉米”·詹姆斯因为大逃亡50周年纪念日安排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随后化解了矛盾。21世纪初，道斯开始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一位与他多年保持非正常关系的已婚女性朋友照料他。2008年，道斯去世，并在埋葬他的墓地两边为这位女性朋友和其丈夫预留了墓地。

最后一位大逃亡逃犯伯特伦·“吉米”·詹姆斯，1945年回到英格兰后休息了一段时间，随后重新回到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等待复修飞行课程时，他被送回德国，主要因为他会说德语，任职于英国占领区空军（British Air Force of Occupation）总部。1946年4月他在德国一场派对上遇到了未来的妻子马奇（Madge），两人至死不渝。因为大逃亡，他也被授予军功十字勋章。1948年他加入了第540空军中队，利用“蚊式”机执行照相侦察任务。1958年，他从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尝试举家搬往加拿大生活，失败后回到英格兰。1960年，他成为大不列颠苏联协会秘书长，负责组织文化交流活动。1964年，他进入外交部，在不同国家的英国领事馆任职。

1975年退休后，“吉米”·詹姆斯开始记录战时活动。最终，这些记录让他当选国际萨克森豪森委员会主席，委员会主要致力于教育近几代人关于集中营的恐怖行径。他写了自己的战争回忆录，1981年出版《无月之夜》（Moonless Night），随后给退役军人协会和各大学校做演讲，其中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母校坎特伯雷国王学校（the King’s School at Canterbury）。2004年，皇家战争博物馆庆祝大逃亡60周年纪念日时，他和朋友悉尼·道斯吸引了大量媒体目光。终于，时光带走了“吉米”·詹姆斯，2008年1月他与世长辞，享年95岁。

139位名囚中，仍有一位特别神秘的囚犯，对所有人质来说都是个谜。她就是致命女郎海德·诺瓦克斯基，有些囚犯认为她是盖世太保间谍；1945年起，她便人间蒸发一般，没有出生证明，毫无背景，亦无过往可循。现在，新的研究揭露有关她的真相。

“海德”的真名是约翰娜·诺瓦克斯基，1914年8月18日出生于波兰的布尔泽夫（Brzeznica）。“二战”时，德国占领波兰以后，约翰娜通过德国移民控制中心（Einwandererzentralstelle）申请加入德国国籍，中心执行占领地区的德国民族人民安置计划。在书面申请中，她注明掉了几颗牙齿（掉牙可能是事实，她曾向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表示，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受过拔牙的酷刑，当时贝斯特对此表示怀疑）。职业一栏中，她写了“工厂工人”。

1945年3月，她第一次以“海德”的名字出现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记录中，但无法获取之前的战时准确信息。她与党卫队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苏联冒牌货瓦西里·柯科林和莱蒙德·梵·维米尔茨中尉的一系列风流韵事后，在人质被援助之前（和梵·维米尔茨一起）消失了。

虽然名囚认为海德·诺瓦克斯基是盖世太保间谍，却查无证据。她成为名囚可能出于运气或者为了逃离集中营耍了小聪明，沃迪姆·格林威治也在弗罗森堡做了同样的事。没有证据显示她犯了叛国罪，也没有证据显示她有资格成为亲属囚犯。

囚禁期间，海德给了佩恩·贝斯特两个都在埃森（Essen）地区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她曾告诉休·法康纳她来自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与埃森很近。调查这些地区后，我们得知，约翰娜·诺瓦克斯基战后住在埃森，1946年生下女儿。1953年7月在芒茨（Rünthe）和名叫哈罗德·凯撒（Harold Kaiser）的男士结婚。1955年6月离婚，1956年4月在多特蒙德和汉斯·古特尔·利尔（Hans Gunther Liell）结婚。1957年，一份报告显示约翰娜·利尔，原名诺瓦克斯基，以“海德·冯·德·马尔韦兹”“炎森”“施道芬贝格”和“史密斯”的化名判处八次诈骗罪。另一份报告显示，多特蒙德警察调查利尔女士，她为了帮助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被捕、被囚禁、受影响的人而试图建立基金会，以此寻求经济赔偿，可能因为这次诈骗行动才让她使用了“施道芬贝格”的化名。

很多记录显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弗里德里西·贝德和下属的结局悲惨，可能死于意大利游击队之手。不过，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肯定不包括埃德加·斯蒂勒。

在尼德多夫被剥夺了国防军指挥之位后，斯蒂勒和剩下的手下犹犹豫豫，不知如何是好。他随后承认，名囚中有人想要杀死他和他的属下，不过加里波第将军组织了行动。他在一份战后声明中称，他和手下最终步行离开尼德多夫，开始向北部的奥地利边境走去。5月12日，他们被一支美国军队抓获，关在大格洛克内斯特拉瑟地区布鲁克（Bruck an der Großglocknerstraße）一所监狱中。为逃脱罪行，斯蒂勒假装军士；虽然他从1926年开始就任警察，但他称原来的职业是农民。最终，他被关在巴伐利亚州莫斯堡（Moosburg）的平民拘留所中，直至1945年10月。随后，他被确认战争嫌疑犯身份，在1947年8月美国军事法庭出庭，面对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Mauthausen-Gusen concentration camp）的工作人员。他的文档被标为“敌对目击证人”。1945年10月，他回到达豪，最终被关到曾经看守的地堡当中。

1947年3月，斯蒂勒等三人被美国军事法庭传讯，被诉战争犯罪。他被指控参与残酷或不当对待战争犯和平民，还涉嫌参与谋杀查理·德莱斯特兰将军。他出庭作证，称得知德莱斯特兰死亡的时候，与囚犯车队一起在赖兴瑙岛劳动教育营，德莱斯特兰死于4月19日。卡尔·康克确定斯蒂勒当时不在达豪。虽然洛塔尔·罗德博士帮助他做了一番激情澎湃的证词，斯蒂勒所有罪名还是成立，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再诉缩减到五年。斯蒂勒1949年被兰斯堡监狱释放（Landsberg Prison）。后来，伊森堡公主海伦·伊丽莎白聘用他为私人秘书，公主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建立了帮助党卫队的秘密组织，包括为战争罪囚犯提供资金和法律援助，曾帮助过安排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和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的逃脱安置。1951年，该组织成了非营利福利组织后部分合法化，接受了教会的援助。约翰·纽豪斯尔就是主要推动者之一。

离开海伦·伊丽莎白公主后，斯蒂勒成为慕尼黑罗德史瓦兹公司的车辆控制员。因为斯蒂勒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一直保护他，所以不论当时斯蒂勒目的是否单纯，即便在战争罪法庭上帮过斯蒂勒作证，罗德博士还是欠他个人情。1985年去世的罗德享年75岁，从未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记录战争经历。斯蒂勒在罗德史瓦兹的职业生涯很短暂，仅仅几周以后，他就被西德警方逮捕，被指控涉嫌谋杀格奥尔格·艾尔塞。真正的谋杀者党卫队上级小队领袖西奥多·博戈尔兹在1945年5月被美国军方囚禁时自然死亡。

调查艾尔塞案件的地方执法官好像更关心斯蒂勒指挥人质车队的角色。地方执法官很想获取更多有关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弗里德里西·贝德的信息，不论他是否曾是保安局士兵。斯蒂勒自己从没有提及过贝德。可能他担心贝德会引向更严厉、尴尬的问题，问出处死名囚的提议和车队的性质。根据案件记录来看，贝德从来没被追踪到。此后斯蒂勒从事什么职业不得而知，并于1978年去世。

弗里德里西·贝德并没有消失。他和手下离开尼德多夫以后，就算他们真被游击队突袭，贝德也肯定活了下来。5月2日，他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梅拉诺（Merano）被美国军队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盖世太保成员。他被送到巴伐利亚州的巴特艾布灵（Bad Aibling）监狱，随后转移至达豪的重要战争罪行嫌疑人和目击者拘留所（War Crimes Central Suspect and Witness Enclosure），1946年收到正式指控。

贝德尽责地完成了强制性“审查问卷”（Fragebogen），问卷包括131个总结调查对象生平和职业政治活动的问题。贝德曾试图假装成默默无闻的警察，承认1932年加入纳粹党，还提供了党号。他称自己是一般党卫队（Allgemeine SS）成员，一般党卫队在纳粹德国主要协助警察维持秩序。他也确认自己取得了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称号。但他将自己描述成了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声称盖世太保1944年因反抗纳粹活动逮捕他，被党卫队和纳粹党去除党籍。实际上，贝德一直是当地盖世太保反侦查小组（Nachrichten-Referat）的头目。这个极其隐秘的部门招募当地间谍，派去潜入政治组织或者反对派组织中。集资一直是个问题，但贝德通过允许特工参与黑市交易和外汇走私筹集了足够资金，也因此与上级产生了分歧。

1947年2月，贝德成功摆脱一切罪名，从美国监狱释放。但是同年7月，他又被要求重写一份审查问卷。这次，前后矛盾的地方非常有趣。他记不住自己的党号，也漏掉了自己曾效力于一般党卫队的经历。他还漏掉了“国外旅行居住经历”栏中的重要内容，去往南提洛尔的旅行经历消失了。这一案件上交德国非纳粹化法院，判处贝德为第三类别罪犯，即行为受到限制和有两到三年保释期的“轻罪罪犯”。但是，不会继续监禁。终于，1950年11月，杜塞尔多夫非纳粹化理事会判决贝德被降为第五类别罪犯，贝德自由了。随后他在何处任职已不得而知，但可能继续在奥伯豪森（Oberhausen）当警察。1972年，72岁的贝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