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自由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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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埃斯湖，5月3日，星期四

清晨，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在旅店外呼吸新鲜空气，听到了远处飞机传来的嗡嗡低鸣。一架飞机飞过布拉埃斯山谷，掉下雪花一样的纸，好似一场暴风雪。他和其他几位名囚看到小纸片翩翩飞舞到树上、湖中。几人去追纸片，看到底是什么。

佩恩·贝斯特接过别人递来的一张纸，上面印着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总部写给德国军队的公报。公报称维廷霍夫上校已经投降，指导他们停下一切敌对行动，留在原地，等待进一步指示。

对于波兰名囚来说，这份消息简直恰逢其时。今天是波兰“五三宪法日”（Constitution Day，Święto Konstytucji 3 Maja），是一年一度举国欢庆之日。1939年，最后一位离开华沙的外交官乔根·摩根森（Jørgen Mogensen）是波兰荣誉国民，并承诺波兰保守贵族亚历山大·扎莫依斯基（Count Aleksander Zamoyski）会从尼德多夫搜寻食物，做一顿像样的庆祝晚宴。他正和波兰英国皇家空军裔简·伊茨伊奇一起踏着皑皑白雪回来，抓到一张掉下的单子，两人奔跑着走完剩下的路，冲进大厅，带来好消息。

消息很快传遍了旅店，名囚欣喜若狂。若他们对小圈子以外的形势情况了解更多，听到消息时就不会如此乐观、雀跃；如果他们了解了全情，则会害怕到根本不想庆祝。

从贝德及其手下离开尼德多夫那刻起，有些名囚变得过于安逸，其中就包括菲·皮罗兹奥–比罗里和亚历山大·冯·施道芬贝格。从尚贝格离开后，两人便从对方的陪伴中得到心灵的慰藉，抚慰了菲的母子离散之痛和亚历山大失去飞行员妻子梅丽塔之痛。他们一起沿着林中小路从旅店走回尼德多夫，在沿途可爱的小木屋和农场停下，和当地人聊天。菲是带有意大利血统的德国人，对自认为奥地利人、官方国籍为意大利的当地人兴趣尤深。

几位名囚意识到，国防军部队防御范围之外潜伏着危险。彼得·丘吉尔和博宁一样，认为不应有人离开旅店太远，但他却不觉得自己应该被这条规定所限。桑特·加里波第想要见他，因为他在尼德多夫需要丘吉尔做翻译。丘吉尔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特工朋友休·法康纳也非常忙碌；他感觉，自从1943年被俘以后，还有“很多账要和德国人算”。

法康纳和手下两人在突尼斯寻找安全处所时被捕。德国军队随即利用了他的传呼器发送虚假信息，请求部队支援，导致另外10名英国特别行动处特工被捕。法康纳被送往柏林盖世太保总部以后，经受了严刑拷打，常收到处刑的威胁。最终，他被转移到萨克森豪森。和杰克与彼得·丘吉尔一样，法康纳得以活下来，是因为德国人认为他和“重要人士”有关系，虽然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重要人士的身份。现在，他重获自由，便抓住机会采取行动，如果可能的话，寻求报复。

他和彼得·丘吉尔在旅店车库中发现了一辆破败不堪的两座跑车。法康纳以自己的机械师技术发动引擎，便压着积满白雪的主路驶向尼德多夫。路上，车在陡峭不堪、满是冰雪的道路上急转打滑，丘吉尔只能害怕地抓着车。驶进尼德多夫后，他们发现市政厅前的广场上挤满了游击队。在费雷罗的领导下，提洛尔人搜集到了很多德国武器，每位身着红色围巾的游击队队员佩有两挺MP40机关枪，吊挂在肩膀上。

大多数武器都是投降的德国士兵毫无反抗上缴的，好像检票处排队的人交票进场一样安然有序，不过有时也有人反抗。一个步兵连拒绝上缴，直接对费雷罗的游击战士开火，提洛尔游击士兵打赢了这场仗。后来，暴力的费雷罗亲自枪杀了活下来的德国士兵。他也召集了十几名军官，将他们带回市政厅做最后的军事法庭裁决，判处所有人死刑。加里波第发现后出面干涉，要求费雷罗取消死刑。“你们不会被处死的，”他对一名德国士兵说，“我们不会用你们党卫队的方式以牙还牙。”

法康纳和丘吉尔也搜遍了市政厅，发现了两间屋子，里面装满了俘获的武器，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两人选了几把枪套完好“闪亮的鲁格手枪”。法康纳被选出陪伴费雷罗，加入战斗队伍；丘吉尔则开始自己原本的任务。他们收到了美国军队已抵达旁边东部小城的消息，加里波第需要丘吉尔做口译。

两人带了几名随从战士，开出了城。路上，他们路过几拨游击队队员，队员认出伟大的加里波第，兴奋地挥手高呼。驱车10英里后，他们终于见到了全副武装的美国第339步兵团，更准确地说，见到了步兵团的前锋连。几人被引到指挥处，加里波第带着惯常重要人物的气质，向焦虑不安、筋疲力尽的美国指挥官介绍了自己。

加里波第称，自己已经控制住了整个地区，所以应该和他讨论此地的军事、民事事务。加里波第开始详细要求一系列军需、供给、行政组织和军队联络安排的时候，丘吉尔很快意识到，美国指挥官表现得很不耐烦，但加里波第似乎对此毫无察觉。

指挥官拒绝了加里波第的所有要求，除了能够给加里波第安排最基本的联络部署以外，他无权授权任何一项事务。为了执行特殊任务，他的军队比总部进军的速度快得多，也并不是占领军。从清晨到现在，他们已经行进了50多英里，大部分路程还是冰雪覆盖的山口，指挥官一路上遇到“无数”游击队向他提出援助请求。他和手下太过疲惫，只能着眼于自己的行军目标。

彼得·丘吉尔虽然并未过多参与交谈，只是翻译，却很同情美国指挥官。他理解小型军队远距离作战消耗很快。很显然，丘吉尔认为，就算说服军官来解放名囚也没有意义，即便这样的请求比加里波第的要求更重要，对方依然无法应允。

他和加里波第回到尼德多夫时，丘吉尔决定回到布拉埃斯湖，毕竟那里才是距离最近、最像家的地方，但即便是那里，形势也开始恶化。

当地游击队愤怒得愈发不可控制，一群游击队在旅店前疯狂、聒噪地庆祝胜利。有些名囚认为庆祝之下暗藏些许威胁意味，因此他们感到不自在和害怕。同时，尼德多夫的形势逐渐恶化起来。身着红围巾的年轻人挥舞着机关枪和意大利国旗，开车沿着主干道来来回回，漫无目的地开着枪。其他游击战士挨家挨户搜寻敌人的合谋者，随机射杀嫌疑人。

下午，一辆车嘎的一声停在旅店前，四名游击队队员下了车，挥舞着冲锋枪。他们要求见莱昂·布鲁姆和年轻的苏联军官瓦西里·柯科林。这群游击队队员不属于加里波第的军队，来自距离旅店以南20英里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滑雪场，一支共产党游击队在此驻扎基地。四人的头领自称鲁萨克（Lussac），是一名法国军官，他告诉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他获令将布鲁姆和柯科林接到安全地带。佩恩·贝斯特并没有被吓住，而是告诉他们，两人接受国防军队的保护。作为人质的领导，他不会允许任何人违背意愿被带走。这番话似乎点醒了不速之客。不过，佩恩·贝斯特还是允许他们见一见布鲁姆和柯科林。琼和莱昂·布鲁姆都不愿和游击队队员一起离开，但是瓦西里·柯科林却同意离开。

柯科林告诉佩恩·贝斯特，他很担心落入美英军队手中后命运未卜。“我不想被杀。”他说。佩恩·贝斯特试着安抚他，说他是莫洛托夫的侄子，定会安然无恙，但他好像非常惊恐，除了强加蛮力以外，根本无法控制他。就像其他俄罗斯人一样，他相信斯大林会处死所有遣返的战俘，他们没错。

柯科林离开旅店前和约瑟夫·穆勒博士道别，两人的友谊对他很重要。他拥抱穆勒，亲吻他脸颊两侧时，眼里满含泪水。

“瓦西里，你今天怎么了？”穆勒问他。

“我要和你道别了。”

“你要走了吗？为什么不和我们待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解放了。”

柯科林提醒穆勒，他曾属苏联特殊军队，在敌军前线战斗。“我是游击队队员，回到军队是我的责任。我要和自由战士一起去科尔蒂纳。”穆勒请求他留下，但柯科林还是非常固执。“我的叔叔莫洛托夫元帅，”他说，特指斯大林，“知道我被英国婊解放的话，是不会原谅我的。”

格布哈特·冯·阿尔文斯莱本也劝柯科林不要走。他很担心违背照顾囚犯的军令，便要求两个证人作证，确保他已经告知柯科林危险所在。苏联皮由特尔·普里瓦洛夫少将和捷克詹·斯塔内克少校签署了书面确定书。

佩恩·贝斯特看着这位可爱悲伤的年轻人和游击队队员一起消失在路尽头，内心沉重。佩恩·贝斯特想通过加里波第进一步了解这支游击队，却不可能。共产党是敌人，与加里波第的民主反抗法西斯势力是死对头。

没有一个名囚再见过瓦西里·柯科林。穆勒随后了解到，他与游击队在雪山里受尽苦难，脚上冻伤非常严重，已经形成了坏疽。据说，审判前，他就已经死亡。

***

博尔戈瓦尔苏加纳与维琴察之间，5月3日，星期四

坐在飞速向南行驶在高速公路的吉普车里，“翼”·戴抓紧帽子，对美国军车的势力感到惊讶。车队沿着大道蜿蜒地穿过提洛尔阿尔卑斯山南崖，延伸至威尼托平原：卡车、吉普车、人员装载车、坦克、炮车和更多卡车，首尾相接，一望无际。与他亲眼所见的德国撤军，从慕尼黑到布伦纳山口，从博尔扎诺高速路走下的混乱无序相比，美国军队不仅规模大得令他震惊，大型军事体系的秩序、顺利高效的运营也令他震惊。

吉普车接近维琴察时转了弯，进入一个满是帐篷和军队拖车的大型营地，路标标着第88步兵师总部。吉普车在指挥官拖车的旁边停下，戴被引了进去。

师指挥官保罗·W.肯道尔少将（Major General Paul W.Kendall）来自怀俄明州，身材魁梧、四方下巴，从北意大利战役（northern Italian campaign）以来就领导第88步兵师。肯道尔命令，美国陆军参谋部二部负责情报工作（G–2）的军官沃克尔上校听取戴的报告。沃尔克认为可以派一支武装纵队前去拯救人质。这消息鼓舞人心，却没有任何行动迹象。普斯特山谷和布拉埃斯湖距离第88步兵师任何一队士兵都很远，中间还相隔重重峦山和德国军事力量。比如，第351步兵团所在地博尔戈瓦尔苏加纳，离这里就有125英里远。第88步兵师的军官摇了摇头，这项任务还是要继续上报。

又回到吉普车上，戴和杜契亚又要从维琴察出发上报军令，这次是要去帕多瓦的第2军团。他们迎着黄昏开车，晚上9点左右到达。戴已经累得头昏脑涨，向一个又一个指挥官和G–2军官一遍又一遍解释他的任务，解释名囚所处困境让他有些迷糊。这次，是兵团指挥官杰弗里·基斯少将（Major General Geoffrey Keyes）接见他。

他们又提议派遣武装纵队。杜契亚很了解布拉埃斯湖地区的形势，被带走做特殊问询。他们离开之前，杜契亚抓着他朋友的手。“‘翼’，我的感激之情无以复加。”他说，“没有你，我是绝对不可能走这么远的，我会完全迷失，孤立无援。”

戴对安东·杜契亚也抱有同样情感，他们共同经历了太多，同志情谊深厚而紧密。戴精疲力竭，已经开始思念挚友，孤零零地前往总部食堂，即将在此度过一晚。他发现自己还有杜契亚的公文包，杜契亚一直带着它翻过多洛米蒂山脉，包里装着他宝贵的一瓶烈酒。“翼”拿出酒瓶，静静地抿了一口，为任务敬了一杯酒，陷入沉睡。

同时，第2军团开始了解名囚的困境，没意识到盖世太保和地方党卫军领导也有着自己的打算。第88步兵师无法提供帮助，但是军团中其他步兵队伍，比如第85“卡斯特将军”步兵师也许能帮忙。当天，一队士兵就被派遣出去，应该能到达指定地点开始援助。

***

圣坎迪多，1945年5月4日，星期三，凌晨4点45分

马尔文·G.阿什中尉（Lieutenant Melvin G.Asche）上下打量了一番一队卡车和吐着烟雾、嗡鸣着的吉普车，整条村庄街道都填满了噪音和烟尘。漂亮的小木屋在清晨昏暗的光亮下显得阴暗无比、毫无生气；日出时阳光照亮了山峰，刚刚开始倾洒而下，照耀在绿油油的山谷上。阿什中尉非常疲惫，整个师极速前进，一天之内就深入敌军领土65英里。现在，本以为战争刚刚结束，他们就被分到了风险极高的新任务。

阿什是第339步兵团第2营G连的代理指挥官，替进军延迟的约翰·阿特维尔（Captain John Atwell）指挥一天军队。

第339步兵团“一战”时曾在苏联打仗，代号“北极熊”。第339步兵团离其他美国士兵非常远。前一天早晨，他们就到了皮亚韦山谷（Piave valley）的贝卢诺（Belluno），与第2军团同样处于贯穿博尔戈瓦尔苏加纳的东西方向前线。5月2日停火开始时，大多盟军都在这条前线上，要么占领多洛米蒂山南部，要么占领威尼托平原。美军快速进军顶峰从亚平宁山脉延绵至波河。同天晚些时候，第85步兵师总部下达命令，派遣一支军队封锁奥地利前线，进入意大利东北部主路，将投降的德国军队留在意大利，防止不受停火控制的敌军制造麻烦。同一天，“疯狂杰克”·丘吉尔在博尔扎诺南部遇到的美国陆军第10山地师执行的几乎是同一任务。第339步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拿下从第49号高速公路。这条公路从普斯特山谷穿过尼德多夫，延伸至圣坎迪多以东的奥地利边境；这条公路还是从意大利东北部通往布伦纳山口的主路，所以第49号高速公路加倍重要。

5月3日黎明之前，特遣部队从师前线开始向东出发。这支部队军备完备，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第339步兵团是第9步兵战斗团（Regimental Combat Team 9）的核心队伍，步兵师中有不仅有步兵，还有炮兵营、工程连和医护营。整个战斗团都参与到任务中来。

一整天，战斗团沿着第51号高速公路从贝卢诺向北极速进发。他们半路分开，一营士兵向西北进军，希望在尼德多夫附近的多比亚科切断第49号高速公路（可能彼得·丘吉尔和桑特·加里波第遇到的就是这个小队的领导），另外两队继续北进，向圣坎迪多行进，过程极为坎坷，工程连取得了重大成功，河流大桥被炸断后临时搭建了过河装置，清除山口积雪。凌晨零点半，从贝卢诺出发21小时后，第2营的特遣部队就到达了圣坎迪多检查站，进军65英里，远超美国陆军第5军团任何一队。

第2营G连几乎还没找到机会设置路障，找地留宿，师指挥官约翰·T.英格丽许上校（Colonel John T.English）就接到第2军团指示，下达新军令。军令指示，基斯少将从一逃脱战俘处得知，德国人将130多名战俘人质关押在布拉埃斯湖的旅店。英格丽许上校命令第2营的指挥官约翰·黑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John Hesse）组织派遣“强壮的战斗巡逻队”迅速营救他们。

黑斯选择了G连执行此任务，因为G连有优秀的情报侦察队和无线电卡车。约翰·阿特维尔指挥官不在，巡逻队由马尔文·阿什中尉带领。黎明之前的一片漆黑中，他们聚集在仍然沉睡的圣坎迪多，做好准备，在第一丝光亮照下时出发。

在阿什的监管下，军队中士沿着队伍喊出号令，亚瑟·斐迪南列兵（Private Arthur Ferdinand）和同班士兵，还因为缺觉而睡眼惺忪，爬上军车的后车平板。斐迪南的挚友19岁，却已在前线打了一年仗，虽不能说久经沙场，却也称得上身经百战。他来自新泽西州，1943年9月，18岁刚满两个月就入伍。接受了基本训练后，他本应继续读一年大学，但前线军队的需求占了上风，1944年3月，他被派往意大利，代替另一战斗步兵。甚至在前一天向北极速前进之前，第339步兵团已经连续四天追赶德国剩余军队。斐迪南和同班士兵已经筋疲力尽，被中士叫起执行着次特殊任务之前只睡了几个小时。

听到任务职责后，几位士兵有种不祥的预感。正式停火可能已经生效，但前方和周围的乡村遍地都是顽冥不化的德国军队。他们对奥地利边境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的确，军团任务的一部分就是防守边境。东南方向的英联邦第8步兵师管辖区域，英国和辖属东南集团军群的德国军队之间发生了致命的冲突，该德国军队不受维廷霍夫上校指挥，所以和他的投降无关。除此之外，夹在敌对游击队之间，被激烈交锋误伤的可能性也很大。而且，还有关押人质的党卫队军队。

“我们对整个任务都感到很烦躁，”斐迪南回忆道，“因为我们知道战争马上就结束了，然而却可能要再打一仗。”没人想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成为最后一个死亡的人，对于已经历多场痛苦鏖战的军队来说，更是如此。

但是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前方有130多名人质，包括平民、女性、孩子，性命攸关。巡逻队获悉，“德国人逃跑之前，会屠杀所有囚犯”。凌晨4点50分，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向山间，阿什中尉就给出信号，特遣部队踩下油门，驶上第49号高速公路，向西行进。

但是这次紧急下达的任务的情报不仅不充分、不全面，而且完全错误。“翼”·戴的报告刚从兵团总部发出几小时就全错乱了。不稳定的党卫队和保安局守卫已经不在那里，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武装更为完备的国防军步兵。虽然德国士兵是为了保护囚犯直至其解放，但他们没有预料到做好完全准备的盟军会突然在黎明出现，一点提前预警都没有。太阳升到半山腰，布拉埃斯湖日出更晚，睡眼蒙眬的德国机关枪手或哨兵很容易错把美国战斗巡逻队的人认成前来俘获、处死名囚的党卫队或盖世太保。

G连没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危险，穿过尼德多夫，到达半英里外的交叉路口。那里有一队卡车、吉普车、和装甲运输车向左转，跌跌撞撞地驶过铁道交叉口，驶过铁路职工的村庄。

盛夏，山谷风景如画、绿茵葱葱，然而5月初，这里成为冬天最后的避难所。狭窄冰雪覆盖的公路要么笔直向上，要么蜿蜒曲折，穿过与世隔绝的村庄、开阔的田野、森林、孤零零的教堂，以及坐落于路边和冰雪山顶的农场。山谷一会儿极狭，一会儿开阔，两侧的山坡陡峭至极，山间的石头波峰甚至盖过了树冠。行军最后一段最危险，特遣部队小心翼翼地沿着山路向目标走。

旅店不远处，阿什中尉向军队下令停下，他选了一排士兵，命令他们离开军车跟着他走，不仅是被选中的亚瑟·斐迪南等人，所有士兵都越来越紧张。他们离开留在原地的军队，偷偷地沿着主路步行前进，武器保险栓都打开，时刻做好准备。最后，透过幽暗的树木，在巨大塞科费尔山的衬托下，终于能看行旅店的轮廓。旅店似乎仍在沉睡，只有几扇挂帘小窗后闪着光亮。几位士兵突然发现前方公路旁有一个架着德国机关枪的哨所，他们已经做好掩护，准备开枪。

一片紧张寂静中，德国机关枪手和美国步兵相互对视，手指扣在扳机上，等待对方先做行动。双方每人都疲惫、紧张，不确定太阳升起之后会在树下看到什么。只要一人慌乱，紧张的手指扣动扳机，就会血流成河。

几分钟后，国防军哨兵发现接近的士兵是他们一直等待的美国人。他们放下武器，主动投降。阿什中尉和手下放下掩护，留下一人看守德国士兵，继续向旅店前进。

德国哨所一个个被发现占领，几分钟之内，格布哈特·冯·阿尔文斯莱本在内的80名士兵全部投降，卸下武器。G连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达成目标，布拉埃斯湖已在美国人掌控下，所有人质都平安无事。

阿什中尉下令军队剩余士兵向旅店行进时，斐迪南第一次遇到了重获自由的囚犯，他们欣喜若狂地迎接斐迪南等士兵。而他只想睡觉，便问道有没有可以小憩的地方。“睡我的房间吧！”一位男士说道，并将斐迪南和士兵引到他的房间。他们瘫倒在床上，昏睡了过去，睡了整整20小时。

***

G连到达占领布拉埃斯湖的行动太过隐蔽，有些名囚在旅店餐厅吃早餐，看到泥点斑斑的军车上挂着画有清晰白星的美国军旗时，才意识到他们得到了援助。

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刚穿好衣服，自愿侍奉他的安德鲁·华尔士下士冲进来，说整个旅店“都是意大利人”，他们进入卧室，用枪威胁女囚犯。

佩恩·贝斯特以为一直担心的游击队袭击开始了，便冲下楼。他发现大堂中站着五六个美国大兵，站在桑特·加里波第旁边和他聊天。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游击队员，吵吵嚷嚷、冲进不同房间。佩恩·贝斯特很困惑，向美国军官说他是这里的负责人，并向他询问发生了什么。军官介绍自己是第339步兵团G连的马尔文·G .阿什中尉。他的军队刚刚连夜赶到这里营救人质。

如果阿什中尉期待这位板着腰的英国军官感激他，那他会很失望。佩恩·贝斯特了解情况后，解释道名囚迄今为止“过得挺好”，“如果你能赶走这些游击队员的话，我会非常感激。他们打乱了所有计划，还打扰这里的女人和孩子”。

显然，佩恩·贝斯特以为是美国士兵带来了意大利游击队，然而游击队员不知怎的听说了美国援助行动，可能是知道车队通过了尼德多夫，便跟了过来。阿什中尉理解佩恩·贝斯特，便开始命令手下士兵赶走这些不速之客。

这一切发生时，“吉米”·詹姆斯等天主教徒在湖边小教堂做弥撒，回到旅店后看到一片欢乐的景象，美国军车停在门前，士兵和名囚交谈。营中其他士兵也到达旅店，和G连会合，包括约翰·阿特维尔。

伊莎·维尔梅伦也刚做完弥撒回来，她对挤满旅店的美国士兵感到很好奇；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痛苦鏖战后肮脏不已。因为太累，他们瘦长的身子慵懒地摊在椅子和沙发上，长腿要么伸展出去，要么架在咖啡桌上。有些士兵双手插兜，显得很随意，有些嘴上叼着香烟，来自新大陆的士兵的慵懒行为让她非常惊讶。“他们唯一的动作就是嚼口香糖时上下咀嚼。”她观察道，“他们不吵不叫，就算是互相说话，也从来不说整句话，要么咕哝一下，要么简单评价，外国人很难听懂。”

菲·皮罗兹奥–比罗里和亚历山大·冯·施道芬贝格连夜“远足”，回到旅店发现美国大兵正驱赶游击队员。意大利游击队员荒唐地坚称整片区域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美国大兵很快不耐烦起来。

佩恩·贝斯特很想展现权威，扮演主人角色，便向阿特维尔介绍了一些国防军军官，包括现在已变成战俘的阿尔文斯莱本两兄弟。佩恩·贝斯特建议阿特维尔好好对待两人，他们欣喜若狂。

介绍完，佩恩·贝斯特决定用一顿早餐款待饥饿的美国大兵。他们打开红十字会的包裹，以为囚犯饥肠辘辘、处境绝望的美国大兵惊讶地发现旅店的早餐“非常丰盛”，奉上早餐的旅店服务生“非常漂亮有魅力”。佩恩·贝斯特很自豪地看到他和同伴能“给救助者提供丰盛的三餐，甚至香烟”。

佩恩·贝斯特一改最初对美国士兵的冷淡态度，现在非常感谢他们的到来，因为他们减轻了自己肩上的重担，“我健康状况很糟，差点就应付不下来了”。平时，他很少喝酒，但自从到了布拉埃斯湖旅店后，他每天几乎都要喝掉一整瓶维廷霍夫带来的白兰地。几年后，再回首那些日子，他写道：

美国军队对我们太好了，他们不辞辛苦地确保我们舒适、安全，令人大开眼界。士兵们人也很好，我们看到士兵淳朴、近乎天真的慷慨和善良……在他们的眼中和口中，一切都是美好的，显然也愿意陪伴我们。美国士兵心中似乎没有家国仇恨……他们好像都来自不同国家，说德语、法语甚至俄语，然而，所有人都带着美国公民的独特气质，也为此自豪。

库尔特·冯·舒施尼格也有类似感受。那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人来了！……我们自由了！”

文字无法表达我的心情，我激动得无以言表。有谁能描述自由的样子呢？

美国军队让我们非常敬佩。除了在我们看来先进无敌的装备和军需以外，军队还秩序井然，军兵之间的关系宛如楷模。他们尽其所能帮助我们，一个个乐于助人、极富同情心、善解人意又不招摇惹眼。简单来说，都是正常的人。

原来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纳粹报纸上常咒骂的那些毫无军人精神、机器般冷酷无情的“堕落之国”。嗯，纳粹战败的原因不言而喻。

当天，百代（Pathé）摄影团队到达旅店，拍下美国士兵和名囚在旅店湖畔露天平台一起交谈的影像和照片。那时，第339步兵团指挥官约翰·英格丽许上校、师指挥官约翰·B.库尔特少将（Major General John B.Coulter）等美国高级军官也来到这里，沾沾授权同意解放名囚的光，一起合影留念。

然而，那个促成营救行动，主动献身、饱经磨难地把名囚受苦之消息带给盟军的人却不在现场。那天早晨，安东·杜契亚正坐车赶回布拉埃斯湖，英国皇家空军中校哈里·“翼”·戴已经被带到位于博洛尼亚的第5军团总部。一位名副其实的高级情报军官采访了他。下午，他坐轻型飞机前往佛罗伦萨再次接受采访。当晚，他住在一幢美丽的别墅中。“真是美妙的经历，”他后来回忆道，“在温暖的夜晚坐在露天平台上，用自己的母语和别人交流，吃一顿正经饭。”

他从英格兰来到这里，经历了漫长而奇怪的一程。他在战争开始不到几个星期就被拘捕，从那天起，他在战俘营中度过多年，做大逃亡的领袖，被关在集中营，被党卫队和保安局压为人质，受处死恐吓；当然，还有阿尔卑斯山的长途跋涉。每个名囚都有独特的经历，有的被其他特工背叛，有的在战斗中被俘，有些在设谋反抗希特勒时被捕，有些在家中突然被盖世太保抓走。自从柏林下达命令利用名囚做人质，要么用做筹码要么被杀以来，每个囚犯都对自己经受的苦难有独特的见解。

对近乎所有人来说，苦旅终结于布拉埃斯湖旅店，俯视着像镜子一般平静的露天平台，站在平台上对着新闻摄像机微笑，和美国大兵轻松地聊天，仿佛再自然不过。至少，苦难是终结于此了，但是要等他们回到家，和挺过战争的家人团聚以后，苦旅才算真正结束。

如果盖世太保长官汉斯·菲利浦真的下令集合人质，带到奥地利执行死刑，并且顺利完成任务的话，苦旅的结果会完全不同。但他没有，三天后，当名囚庆祝得救时，他自杀了。党卫军副总指挥卡尔·沃尔夫手下的党卫队和保安局队伍也并未组织起来。他下达处理人质的消息传到元帅亚历山大那里时，名囚已经重获自由。

***

布拉埃斯湖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5月8日开始撤离，大批装甲车掩护、多架飞机翱翔上空形成保护伞，自由的人质先向南走到达维罗纳，再去往卡普里岛，并在岛上就人质经历接受正式采访。随后，他们便各奔东西，有的回到满目疮痍的德国，有的回到自己解放的祖国，有的去寻找以往生活的蛛丝马迹，还有的被送入盟军监狱。而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几位名囚，包括几位苏联囚犯和其他同谋者，回国之后难逃被处刑的命运。

欧洲有些地方仍然处于战乱之中。库尔特、薇拉·冯·舒施尼格和小女儿茜茜在卡普里度过了5月。这里的田园风光美如画，美国人也善良、慷慨，仔细地照顾他们，但舒施尼格一家人却不能开心地回家。奥地利东部，包括维也纳被苏联占领，而且会被占领几年。这位前总理和家人现在只是上百万流离失所之人中的桑海一粟。“为了知道家中的情况，我们倾家荡产都愿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哪个朋友还活着，谁没挺过这几年可怕的岁月？”有时，他和薇拉也会和去过奥地利的盟军军官见面。“每当这时，如潮涌来的乡愁会牵绊着我们的心。”

曾经的大逃亡士兵“吉米”·詹姆斯和悉尼·道斯与老友重聚，而领袖“翼”·戴乘坐英国空军飞机于5月13日飞回家。当他在明媚、晴朗的天空中飞跃英国海岸线时，好像一切苦难都是一场噩梦：“可能我只离开英国几个小时，而不是六年那么长。”但到达英国后，他要重新面对现实。他被安排进位于什罗普郡科斯福德（Shropshire, Cosford）归国战俘英国皇家空军康复营，没有心思做富有诗意的反思：“给夫人打了电话，母亲死了，喝醉了。”

降落后，“吉米”·詹姆斯有更多思绪。“当我们踏上祖国土地的一刹那，心中充满着解脱的轻松和欢乐，尽情呼吸自由的空气。”他随后回忆道，“过去几年，我们都曾多次怀疑，这一刻究竟会不会到来。不论和平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会面对。我们所经历的，是任何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都会出现的噩梦。”

希特勒死了，第三帝国消弭于烟雾之中。被希特勒的仇恨和绝望聚集起来，面对共同的恐惧和苦难团结一心的男男女女，来自不同国家，却在未来天各一方。

“吉米”·詹姆斯余生会一直记得1945年5月6日，他在布拉埃斯湖写给佛罗伦萨的姨母的信中有这样三行字：“我都不知道该从何写起，好消息是美国人来了，我们自由了。我还没意识到，五年漫长的等待好似一场梦。我以为梦永远不会醒。”5月13日离开布莱克布施机场（Blackbushe Airport）时，“吉米”破破烂烂的英国皇家空军军大衣口袋里装着两页皱巴巴的纸，上面写满了各式各样、男男女女的签名，显得非常奇怪。他们曾共同穿越死亡之廊，走过苦旅，饱经磨难。看着这些名字，他知道，虽然一切似乎无法想象，却肯定不只是一场梦。

第二十三章 自由解脱

第二十三章自由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