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开始撤离

《希特勒最后的阴谋》第十二章开始撤离,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虽然现在转移的流言四起，党卫队似乎更倾向于将名囚留在达豪。

掩体中，洛塔尔·罗德向佩恩·贝斯特讲述他从小道消息听到了三种不同的情况，每个的可能性都极高。第一，名囚会被带到瑞士，随后交到国际红十字会手中；第二，他们最终会被送到位于德国和瑞士边境的博登湖（Lake Constance）；第三，有流言称，他们会穿过奥地利，穿过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这些理论都不涉及处死，因此既令人安心，又令人困惑。

同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会被转移，而留给党卫队的时间已经不多。名囚在萨克森豪森走过的通道已经越来越窄。柏林已经被包围，俄罗斯人也接近德累斯顿。他们穿过的很多地方已经落入了盟军手中：开姆尼茨、拜罗伊特和普劳恩在美国人手中；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已经在4月11日被乔治·巴顿将军（General George Patton）的第3集团军第6装甲师解散。现在美国第7集团军正向南进军，巴顿将军向东南进军，两军穿过了图林根（Thuringia）、萨克森（Saxony）和巴伐利亚。纽伦堡和斯图加特（Stuttgart）受到了威胁，只要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光景，美国人就会行军抵至达豪和慕尼黑。

德国军队的行动自由在东部也越来越受限。红军已经占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正在横扫奥地利。他们已经占领维也纳，很快就会向奥地利西部山区行进。同时，意大利盟军也向北部的提洛尔地区进军。现在，党卫队处理名囚的方式越来越少。

***

名囚尽其所能在囹圄中生存。转移的流言四起，有些囚犯尝试在盟军到来之前原地待命。佩恩·贝斯特想要说服斯蒂勒违背军令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其他人将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其中之一就是“翼”·戴。

这位经验丰富的大逃亡逃犯总是留意逃跑的可能性。在达豪妓院的第一晚，附近有两场空袭：其中之一在北部的机场，另一场在慕尼黑。“吉米”·詹姆斯太过疲惫，已经无暇关注，整幢大楼随着远处爆炸声而震动的时候就睡着了。戴欣然地看到党卫队对美国空军的接近表现出明显的恐惧。

睡觉之前，戴与“疯狂杰克”·丘吉尔和英国特别行动处的彼得·丘吉尔私下开了会。他说，他不会再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了，如果党卫队再准备转移的话，戴会躲藏起来，等待解放。他在厕所的天花板找到了活动天窗，能够通到屋顶椽子下方的阁楼，虽然阁楼里没有窗户也非常狭小，但足够让一个人躲起来。

***

达豪，4月17日，星期二

他们到达达豪的第二天早晨，戴和其他人开始和住在牢房里的其他囚犯交谈起来，其中，有从掩体中转移出来的爱尔兰中尉约翰·麦克格拉斯，还有几个贵族，如普鲁士王子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Prince Friedrich Leopold of Prussia）和波旁–帕尔马的哈维尔王子（Prince Xavier of Bourbon-Parma），以及一组违抗希特勒的神职人员，如克莱蒙费朗主教、慕尼黑副主教约翰·纽豪斯尔（Canon Johann Neuhäusler of Munich）和一位信义宗牧师马丁·尼莫拉。

“吉米”·詹姆斯和尼莫拉握了手，深感他“性格温暖，非常坚强”。他身材矮小，体格普通，年龄50来岁，充满活力的脸上发际线靠后。戴着钢丝框眼镜，生着一双大耳朵。尼莫拉很晚才任神职：他在“一战”时是U形潜艇军官，后来才变成信义宗牧师。他是保守派人士，曾经支持希特勒，随后才慢慢对其迫害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行径大失所望。深刻反省之时，他写下一小段话，世界也因此记住了他：

当他们关押社会民主党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民党员。

当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出声——我不是工会会员。

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来抓我——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

为腾出更多空间，还有一位掩体中的囚犯转移到了这里，有佩恩·贝斯特的朋友玛戈和埃里希·赫伯莱恩，还有曾试图炸掉希特勒飞机的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几个丹麦人也和英国人一起，从弗罗森堡来到大牢房；除了在弗罗森堡被关在卡纳里斯上将隔壁的汉斯·马蒂森·隆丁上尉外，还有几个丹麦反抗人员，外加四位英国特别行动处丹麦分处官员。

囚犯中，最让英国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桑特·加里波第将军（General Sante Garibald）和大卫·费雷罗中校（Colonel Davide Ferrero），两位意大利军官极富人格魅力，宗教信仰坚定，也有着同样热忱的爱国情怀。桑特·加里波第69岁，是统一意大利的传奇革命家，也是意大利国父朱塞佩·加里波第的孙子。战争开始前，加里波第是一位反对墨索里尼的创业家和政治家。他在法国试图组建加里波第军团，却失败了。盖世太保监视他一段时间后，在1943年送他进入达豪。

大卫·费雷罗是个强硬的意大利老兵。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面色红润，留着一头黑色卷曲的头发。加入意大利游击队之前，他曾服役法国外籍兵团（French Foreign Legion），获得过很多勋章。彼得·丘吉尔很欣赏他在喧闹拥挤的妓院中平静抽烟的样子，“好像全世界都耐心挤在拥挤的俱乐部中，等待世界高尔夫冠军开球一般”。

同一个清晨，新来的囚犯还在熟悉环境时，副主教纽豪斯尔和其他神职人员得到命令，立即转移。吃过早饭后，纽豪斯尔主持了大弥撒，其他神职人员开始准备离开。

然而，马丁·尼莫拉拒绝和他们一起走。他反抗情绪强烈，固执地坚持，不能被带到自己的“卡廷惨案”中（惨案指的是1940年，苏联对2.2万名波兰战俘进行的有组织大屠杀）。尼莫拉已被囚禁了八年，他的一个女儿去世，一个儿子也被残杀。那天星期二早晨，他神经紧绷得好像钢琴线一般。他的妻子艾萨（Else）会在星期四抵达达豪，也会非常担心他被突然遣离。尼莫拉坚持留在达豪。

其他人也开始紧张起来，有流言称，离开掩体的匈牙利名囚已被集体屠杀。原妓院中囚犯的紧张情绪并没有缓和，因为他们时不时从集中营其他地方听到枪声。很多人由此认为，大家一直以来害怕的大规模集中营囚犯屠杀已经开始了。

南斯拉夫空军军官辛科·德拉吉克–哈乌尔特别害怕，1941年，南斯拉夫惨遭纳粹德国侵略，变成轴心国，之后他就反抗纳粹，曾因告发一位德国特工而赢得很高的荣誉。德拉吉克–哈乌尔曾经尝试加入纳粹党，加入党卫队军队，但悬在他头上那个大大的问号一直没有散去。1943年，意大利与盟国停战后，他因胃溃疡报告生病。德国人认为，他只是想要等待盟国战胜后战争结束寻求安全，于是逮捕了他。现在听到枪声，他央求“翼”·戴给他件英国空军外套。戴同意了，但这位南斯拉夫人认为这件破旧的衣服能保护他，戴感到好笑。戴和所有人都说不要担心，他敢肯定，枪声是左轮手枪练习。但随后焚尸炉上空吐出黑烟，不能安抚众人之心。

下午5点，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来到了妓院，宣布囚犯必须准备转移。斯蒂勒那天要从尚贝格迎接亲属囚犯，而集中营早已人满为患，他想让名囚们住得舒适的压力越来越大。空间已经快要耗尽，佩恩·贝斯特观察到，斯蒂勒非常担心盟军的到来。将囚犯转移到德国领地更深处的达豪分营地行动已经开始。

戴知道，如果想要避免转移，就必须尽快执行计划。悉尼·道斯请求加入他。在彼得·丘吉尔和“疯狂杰克”的帮助下，戴和道斯搜集很多面包碎渣，能让他们撑过躲避的日子。妓院早已陷入一片混乱，囚犯们收拾行李，戴和道斯进入了厕所。爬上洗浴隔间就可以进入活动门。里面非常安全，两个空军士兵躺在黑暗的托梁上，等待着自由的到来。

当意大利游击队员大卫·费雷罗听到他们的计划之时，一向处变不惊的泰然态度不见了。两人已经躲了起来，令他极为震惊。“老天啊！”他向彼得·丘吉尔说，“让他们下来，狗一下子就能闻出他们在哪儿，就算没发现，他们也会因斑疹伤寒流感病死的。告诉他们，我们要去意大利。我向他们保证，那里我们很安全。只要跨过边境，游击队就会给我们自由的！”

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尚贝格来的亲属囚犯已经到了集中营大门，而被选中离开的名囚，大多是英国、意大利和希腊战俘，已经集结起来。彼得·丘吉尔被费雷罗的警告吓到了，意识到了戴所订计划的疯狂。该计划不只对他和道斯非常危险，对名囚们也一样。谁知道斯蒂勒要是发现两个囚犯消失了，会做出什么报复行为呢？

丘吉尔冲到厕所，爬上隔间，将活动门升起。他看到“翼”·戴和悉尼·道斯苍白的面孔，二人蜷缩在一起。他重复了费雷罗的话。二人拒绝出来，也十分厌烦计划被一个曾不知情的外国军官阻挠。在丘吉尔的辩解劝说下，两个人最终极不情愿地离开了躲藏地，加入了其他囚犯的队伍。

对于戴来说，让他动摇的理由是费雷罗保证前往意大利。他能与游击队员取得联系，并且立刻获得指挥官的营救。

在妓院外集结后，名囚们走过前一晚的同一条路，沿着点名广场的大街走出。现在这个广阔地带慢慢站着成千上万名穿条纹囚服的战俘，为了晚间点名依军衔排成队。他们走过的时候，英国战俘向那些瘦弱不堪、眼窝深陷的囚犯竖起大拇指。突然，中间有一人大喊：“鲁尔！”

彼得·丘吉尔的心跳漏了一拍——“鲁尔”是他在英国特别行动处法国分处时的代号。这群人里面有人认识他，是那时的法国或者德国特工。丘吉尔疯狂地搜寻那些面孔，希望能在人群中看到认识的人，希望那人再叫一次他的名字。但是囚犯被这吼声扰乱，众人低语的声音盖过了任何其他声音。丘吉尔又气又恼，脑海中只能浮现出他的朋友在人群中绝望消失的样子。

三辆巴士早已在门口等待多时，里面坐着的显然是刚从尚贝格到达的亲属囚犯。这里，又有30名从掩体中转移出来的囚犯，加入了住在妓院的战俘队伍。

站在巴士旁边的是负责转移的士兵，领导人是熟悉的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他会亲自监管转移行动；还有一个新面孔：党卫军中校路德维希·罗特梅尔。陪同他们的是贝德麾下20名保安局士兵。他们全副武装，包围了囚犯，开始将他们带上巴士，整个过程对他们大吼大叫。上车、抬行李只花了几分钟，巴士就启程了。很快，他们就离开了集中营外围，驶向了慕尼黑大道。

“吉米”·詹姆斯想到，今天是他30岁的生日，也是他作为战俘的第五个生日。他思索着还能不能挨到31岁。他坐在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旁边，开始交谈起来。这个嘴巴紧闭的德国人透露了他的过去，称涉嫌设计害死希特勒。詹姆斯觉察到“他那富有贵族气质的矜持藏匿着一段苦难的过去”。

车队开过慕尼黑时，囚犯们被一片荒凉震惊了。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只有废墟之中炸成锯齿状的断壁。纸板盖住窗户的电车仍在废墟之中行进，人们在车站排起队。对于囚犯来说，能在这片废墟之中生存简直是奇迹。彼得·丘吉尔心想，这些人住在哪里？登上电车以后又要去哪里？

白天过去了，夜色被盟军的飞机划破，车队两次停下，在树中寻求掩护。当夜幕真正降临时，火焰和爆炸的亮光再次点亮地平线。可以说，巴士是向南行进，又有人说他们要去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Innsbruck）。费雷罗保证的目的地可能性越来越渺茫，盟军的进军也离北部地平线越来越远，“翼”·戴非常后悔他离开了原来的躲藏地。而且，费雷罗都不在这里，尼莫拉、几位其他神职人员、加里波第和他都被留在了妓院。

黎明时分，巴士离开了巴伐利亚州来到奥地利。第一线光亮照亮了弥漫着雾气、宽广深陷的山谷，陡峭的绿色丘陵被一片松林覆盖，山顶戴着雪帽子。这是水流湍急的因河（Inn）河谷。北边就是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这片区域就是阿尔卑斯要塞，即疯狂的党卫军和纳粹政权给他们安排的最后居所。

***

在达豪，余下的名囚继续被集中营管理人员调换住所，以便解决人员过剩问题。他们看到新的面孔，也很难分辨出他们到底是新到的囚犯，还是在某个遥远、拥挤、臭气弥漫的牢房秘密关押的囚犯。

佩恩·贝斯特很开心地看到赫伯莱恩一家与休·法康纳、西格蒙德·拉舍尔和谜一般的海德·诺瓦克斯基一起从妓院转移回了掩体。

所有人中，拉舍尔博士肯定最不希望回到这个犯下违反人道恶行之地。佩恩·贝斯特发现，和其他被关起来的名囚不同，拉舍尔和海德被带到掩体主走廊中的牢房中。佩恩·贝斯特还发现，瓦西里·柯科林爱上了小海德，看到她又回到掩体的时候“高兴坏了”。但是他完全无视了柯科林的问候。看上去她和拉舍尔已经成为恋人。

柯科林陷入了绝望之中，佩恩·贝斯特认为那对恋人还是和其他人分开比较好。他本来很担心柯科林，因为他在萨克森豪森曾几次试图自杀。但在晚上，当佩恩·贝斯特到走廊去看柯科林的时候，发现他睡得像婴儿一样熟。第二天，柯科林已经完全恢复过来，心情愉悦。不过究竟是他已不再爱海德了，还是他有自信能够赢回她的芳心，却无从而知。

柯科林像个小孩一样，佩恩·贝斯特很喜欢他。英国特工佩恩·贝斯特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他的情绪好像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他说话也像个孩子：“斯大林长得特帅，很爱我的妈妈。”事实上，他的母亲好像是斯大林众多情妇之一，而且还是他最愿意信任的人。“她每天都找他吃完饭，”柯科林曾说过。整家人住在红场，有八间房和两个仆人。如果他们想用车，克里姆林宫就会给他们派车。柯科林形容斯大林是个“懒惰”的人，喜欢好吃的食物和酒，还喜欢美女，是个爱笑的“帅哥”。柯科林的舅舅莫洛托夫却很忙，“他做的事情斯大林都不喜欢，所以不喜欢他的人喜欢斯大林”。

佩恩·贝斯特问他为什么斯大林要让朋友的孩子去冒战争的风险。柯科林答道，斯大林几乎谁都不信，只能依赖他的家人和最忠实的副手来执行最困难的任务。然而，柯科林失败了，“斯大林对于我被捕非常气愤，”他说。他也解释道，他本应战死疆场。与其他的俄罗斯人一样，他的未来和其他囚犯相比更不可预测，因为自由就意味着危险。他很可能会被送到劳动营枪决。

亲属囚犯在铁丝网外面的营房之中，没有经受过在其他营房内的房间调配。然而，菲·皮罗兹奥–比罗里一天比一天悲观。她和脾气暴躁的玛丽亚·冯·哈默施泰因喜欢在空袭之中躲避党卫军看守，以示反叛。玛丽亚和菲不去寻求庇护，而是躲到营房后面。但她们的反叛也渐渐消失了。一次空袭之后，玛丽亚自己主动去了掩护所，让菲自己一人躺在床上。大炮在耳边轰鸣之时，菲的勇气消失了。声音和孤独令人无法承受，她吓坏了，慌忙穿上衣服，跑到掩护所去。里面一个守卫看到了她狼狈的样子，明白了一切，只是残忍地对她微笑。她只能呆呆地盯着地面，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

随着战争升级，她对孩子的担忧愈发严重。德国已经变成了废城、残村和燃烧小镇的地狱，上百万人被杀害。在这片地狱中，她的两个孩子还有希望吗？他们那么小，那么无辜脆弱。菲必须压制住她逃跑去寻找孩子的欲望。她感到被困了起来，孤独无助，对希特勒给德国和她的家庭带来的一切痛苦感到极为愤怒。

有时，达豪以外的梦魇也会回来。一天早上，菲和朋友在营地外的庭院之中，看到布痕瓦尔德的女守卫。拉佛特小姐曾是个残忍的狱卫。现在，这个骄傲、专横的女人已经瘦骨嶙峋，她的制服也破烂不堪，脸非常憔悴。她向菲描述布痕瓦尔德落入美国人手中时，眼中透露着恐惧。

掩体封闭的环境中，尽管很多人都已经绝望，但有些名囚的生活仍然脱离现实，特别是那些身份最高，活在最舒适宽敞的牢房、装潢得和普通房间没什么区别的人。最为舒适的就是两个政治家——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和莱昂·布鲁姆·舒施尼格，他们的思绪还停留在重大事件上。掩体中的生活多姿多彩，也和谐安详。“没人问太多过去的事情，”他在日记中写道：“没人担心当下，但所有人都担心未来。”而萦绕在他思绪之间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整个世界的未来。“我们深知，除非各国人民能够抛下仇恨，放下胜利复仇的情结和谐相处，否则所有的一切都将是徒劳。”

他和德国囚犯相处得很融洽，和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佩恩·贝斯特4月14日生日时，他和舒施尼格、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和法肯豪森上将一起在花园当中静坐，享受落日的最后一丝阳光。沙赫特突然开始用流利的希腊文吟诵荷马《伊利亚特》的片段，四个经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高雅人士都听得懂。他们一同和着，又吟诵维吉尔和歌德，“直到我们停下来，才发现又回到了现实——达豪和阿道夫·希特勒”。

舒施尼格认为，亚尔马·沙赫特是他“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也揣摩过其内心，他现在一定非常后悔给希特勒创造了经济条件，助他发起世界战争。

所有的同伴中，舒施尼格对莱昂·布鲁姆感到最为好奇，也最为欣赏。他们曾在1935年见过一次面；那时，舒施尼格还是奥地利总理，到法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时，布鲁姆是个激进的社会民主人士，还没当上总理。如果那时告诉舒施尼格，布鲁姆会以达豪（那时达豪更为臭名昭著）囚犯的身份见到这位右翼总理，甚至成为朋友，似乎都显得太过不可思议。不论如何，库尔特和薇拉·冯·舒施尼格与莱昂和琼·布鲁诺花了很长时间交谈，谈话也总会回到政治。虽然两人都对政治饱含浓厚兴趣，却很少能有共通的观点。“必须承认，我必须感谢盖世太保，让我认识了莱昂·布鲁姆，”舒施尼格说道，“我遇到的是一位伟大的欧洲人，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遇到了一位优秀高尚的人物。也许两者可以画等号。”

舒施尼格最想念、最渴望的就是书籍，也是唯一一件纳粹禁止他在监狱中获得的物品。佩恩·贝斯特给了他一本《简明牛津词典》时，他极为感动，这是他多年未看书之后的第一本书。他和佩恩·贝斯特第一次见面就认出了彼此，20世纪30年代，舒施尼格的脸庞和肖像在常常出现在媒体刊物上，纳粹报纸也在贝格勃劳凯勒刺杀行动之后，经常印刷被捕的英国特工照片。

4月18日，名囚被带上巴士的第二天，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及其手下罗特梅尔回到达豪。他们在奥地利安置名囚的地方暂时还不为达豪的囚犯所知。两人是应罗特梅尔的要求回来的，谁都不想被派到阿尔卑斯要塞。

掩体中，有两位新到的重要人物：约瑟夫·穆勒和弗朗茨·利迪格。他们自从弗罗森堡转移到此以后就被关到了其他地方，穆勒也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梵蒂冈才得以获救，仍非常困惑为何没与卡纳里斯、潘霍华等人一起被处死。他和利迪格穿得都更为残破，忍受了饥饿和殴打，穆勒经受的残害尤甚。佩恩·贝斯特可怜这几个人，将罗德夫人给他的半瓶鱼肝油给了他们，罗德夫人原本担心佩恩·贝斯特太瘦。他们的食品中油水太少，“油吃上去就和蜜一样”。穆勒和利迪格五分钟内就喝完了鱼油，称这是他们“喝过味道最好的饮品”。

达豪的情况越来越糟，越来越拥挤，疾病蔓延，缺医少药，食品也越来越紧缺。慕尼黑副主教约翰·纽豪斯尔和随行神职卡尔·康克（Chaplain Karl Kunkel）从妓院营房走到行政楼中的图书馆，惊讶于短短的距离中遇到的尸体数量。他们大多都因斑疹伤寒而命丧黄泉，脚趾上系着名牌。

随着一切的崩塌，党卫队变得越来越紧张，他们很怕盟军到来，害怕愤怒好斗的大群囚犯。4月19日，星期四，名囚们意识到了党卫队残存的那丝无法预测的残酷。其中一名神职囚犯，曾经的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主教加百列·皮戈（Gabriel Piguet）正主持弥撒。当天早晨，教徒有查理·德莱斯特兰将军（General Charles Delestraint），一位曾是戴高乐流亡政府的副手的勇敢老兵。德莱斯特兰在组织里昂法国反抗行动时起了关键作用，直至被发现反叛了盖世太保。举行弥撒的过程中，斯蒂勒的高级副官，即党卫队突击队领袖弗里茨·蒂森突然冲入，身旁还有其他党卫队士兵。弗里茨下令，德莱斯特兰做好准备，半小时内离开集中营。他会和另外六名囚犯乘车去因斯布鲁克。

在大多教众看来，强闯很是冒犯，而且有的人抱怨他们打断了宗教仪式。德莱斯特兰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每天都去参加弥撒，弗里茨允许皮戈给他行圣餐礼，让他可以带着上帝的祝福出发。

卡尔·康克帮德莱斯特兰收拾好两件行李，党卫队突击队领袖弗里茨拿走他的一件行李，说他会两小时之后拿第二件的时候，卡尔已经开始怀疑，因为和德莱斯特兰半小时离开的命令互相矛盾。弗里茨什么都没解释，便带走了德莱斯特兰。

随后几个小时，满心忧虑的神职人员一直在询问集中营领导，但都一无所获。当天晚些时候，掩体花园工作的小丑威廉·维辛泰纳告诉他们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德莱斯特兰被带到焚尸炉，执行了枪决。

德莱斯特兰的死让剩下的名囚感到更为不安恐惧。他们随时准备接受死刑。两天之后，斯蒂勒告诉他转移之时，佩恩·贝斯特也以为他的大限已到。他想，是不是他与理查德·史蒂文斯的不当交谈引起了怀疑。当他与朋友道永别时，所有人都以为再也看不到他了。

佩恩·贝斯特回到牢房中收拾行李，见到了马丁·尼莫拉，他向佩恩·贝斯特保证只不过是回到了原来的妓院营房。佩恩·贝斯特刚要回新的住所，空袭警报就响了起来，强迫他去寻求庇护室。在这次空袭中，111架美国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向慕尼黑的铁路货运编组站投掷了成百上千吨炸弹。这是一次不精准的临时空袭，炸弹是通过地面雷达辅助，穿过厚云层投掷的。炸弹的威力如此之强，庇护所像暴风雨中漂泊的小船一样来回摇动。佩恩·贝斯特差点失去了双脚。这已经是48小时内第二次重大空袭。

随后，他就在党卫队的看守下出发，一位囚犯拿着他的行李。在走向原来妓院的路上，他们经过了很多被铁丝网环绕和被携带机关枪的哨兵看管的营房。他的党卫军守卫解释道，这些是为斑疹伤寒采取的防治措施。营房里躺着几个皮包骨头的人，但是佩恩·贝斯特看不出他们是死是活。

在他新的住所中，佩恩·贝斯特怀念掩体花园的自由。被铁丝网绕起来的妓院只能容下两人并肩行走。他也很快和这里的名囚熟络起来，有苏联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意大利人。其中包括加里波第将军和极富人格魅力的费雷罗中校。苏联人非常友好、慷慨，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较喜欢独处，但也很友好。俄罗斯人听到柯科林在达豪出现的消息时非常兴奋，还告诉佩恩·贝斯特，斯大林的儿子已在萨克森豪森死亡。

莱昂和琼·布鲁姆也被转移到了妓院大楼中。佩恩·贝斯特被他们展现出的庄重、慷慨和勇敢所折服。他们对其他囚犯非常友好，行为举止也好似看守是透明人一般。“两人从没显示出一丝一毫的恐惧，甚至好像没意识到自己是囚犯。”

所有其他名囚都清楚自己身处何种境地，许多人很恼怒，盟军方面好像没人担心他们。营救去哪了？士兵们很确定，如果有一营伞兵降落到了达豪或者慕尼黑周边地区，那他们很容易就能杀出集中营。然而佩恩·贝斯特知道，集中营守卫是唯一附近的军队，他们并不是士兵。

佩恩·贝斯特和洛塔尔·罗德博士讨论过和多瑙河的美国军队建立联系的可能性。罗德声称，自己认识愿意帮助他们跨过边境的德国人。如果佩恩·贝斯特能够写封信，就可以向美国人证明德国密使的真实性。佩恩·贝斯特很是怀疑。罗德值得信任吗？佩恩·贝斯特只知道罗德的一面之词。最后，他们达成了妥协，佩恩·贝斯特允许他使用自己的名字，并且提供能够确定其身份的SIS代码。

转移到妓院不久后，他就从罗德那里得知，他的人已经“几乎肯定”联系上了美国人。罗德也打算出发。在斯蒂勒的手下党卫队中校路德维希·罗特梅尔的陪同下，罗德可以出入集中营。他与罗特梅尔交谈，罗德梅尔很怕被派到前线，因此同意和他走一遭。两人一起就很容易跨过边境。罗德只能默默地等待，静候机会的到来。

同时，罗德的人到达美国人那里后，佩恩·本斯特发现飞过的盟军飞机多了，明显是在做空中侦察。所有的名囚都很兴奋，认为离脱困已经不远了。

第十二章 开始撤离

第十二章开始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