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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终极集结

书籍名:《希特勒最后的阴谋》    作者:伊恩.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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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森堡集中营,4月15日,星期日

“翼”·戴静静地听着远方大炮的轰鸣声,每天都好像更近一些。前一天他和年轻体面的党卫队行刑官一起在活动场中站着,看到了美国B–17空中堡垒轰炸机飞过上空,留下一条长长的白烟。“你看!”戴说道,“美国人马上就来了。”

这位党卫队军官什么都没说,只是望着上空敌军飞机留下的一条大大的白色尾迹,在蓝天的衬托下甚是引人注目。“美国人可不喜欢党卫队,”戴淡淡地对他说道,向处刑兵点了点头,“要是我们这里一切顺利的话,美国人来的时候我们也许还能给你们说说好话……”

党卫队军官看了看戴,耸了耸肩说:“我也不愿做我的工作,但职责就是职责。”

这一切都在前一天,那时戴敢肯定,自由不远了;但今天,一切都变了。夜幕刚降临,英国名囚得令准备好,马上转移。他们走到外面,发现庭院中停着三辆车:两辆三吨篷布卡车和一辆绿色囚车。英国囚犯到了后,来自萨克森豪森的希腊和俄罗斯囚犯也来了,还有15个一直在牢房中关押的囚犯,弗罗森堡其他牢房的囚犯也来了,包括黑森家族卡塞尔支族长菲利浦和被盖世太保打得鼻青脸肿的约瑟夫·穆勒博士。

夜幕即将降临,现在大炮的隆隆声已经非常近。弗罗森堡在24小时内即将变成战场,党卫队士兵已经开始疏散集中营人员了。

“翼”·戴认为,现有情况下应当反抗,他便与面色凶恶、负责监狱疏散的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SS-Hauptsturmführer)直接对峙。“简直卑鄙,”他是指那些停着的车,“我是由德国空军逮捕的囚犯,从未乘坐过如此低级的交通工具。你要和指挥官说我拒绝,我们又不是罪犯。”

尽管“吉米”·詹姆斯、悉尼·道斯和莱蒙德·梵·维米尔茨这些戴的英国皇家空军伙伴也发声支持他,但他们因这次草率的对峙得到了警告。然而,党卫军军官看上去十分欣赏戴自信的领导力,便同意与指挥官协调。

一切发生时,“吉米”·詹姆斯的注意力被另一位身着条纹囚服的囚犯吸引住了。这名囚犯一直观察着牢房的疏散情况,现在正慢慢接近名囚。党卫队军官一走,他便来到英国人面前,小声低语道:“我是来自英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沃迪姆·格林威治(Wadim Greenewich)。”他很快解释道,为了不让他落入盟军手中,党卫队本来要将其枪决。戴、詹姆斯和道斯想都没想就将他拉了进来,给他穿上一件波兰军队大衣,盖住囚服,用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帽盖住了他剃秃的头发。不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放弃一位英国公民。

那位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带着指挥官的答复回来了:“如果你们不立刻上车,我们就会动用武力。”

罢了,至少值得一试。囚犯们开始上车,戴和詹姆斯想要通过开放的车尾看清他们的位置和路线,因此爬上了一辆卡车。这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绿色囚车是燃木动力的。

三辆车一同从弗罗森堡出发,沿着国道驶向魏登。接下来的五天里,数以千计的囚犯将会被残忍地逼上同一条路。名囚离开八天后,美国军队4月23日到达弗罗森堡时,只有1500名因病重无法转移的囚犯还留在集中营。

向南之行漫长难耐。夜晚,一辆卡车坏掉了,上面的囚犯必须要上另外两辆车。21人挤在容载量8人的绿色囚车里,英国特别行动处特工彼得·丘吉尔也是其中之一,坐在了车辆燃木堆上,闷热至极,木堆包裹里满是又硬又尖的三角形木料。即便是10分钟换一次姿势,坐着也十分痛苦,所以他半蹲半站,心里暗暗希望不要随着车辆的颠簸撞到头。

卡车里的情况也不乐观,囚犯浑身发冷,身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几个带着机关枪的守卫坐在他们中间,因此不可能逃跑。无论如何,彼得·丘吉尔现在坐在“吉米”·詹姆斯旁边,给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电话号码和他被党卫军从萨克森豪森转移出来时一起的囚犯信息,随着车向前开,时不时把纸片扔到车后。

黎明时分,空袭再次开始。他们选择的路恰巧经过从西边撤离的德国军队队尾,遇到了军事交通堵塞。喷火式战斗机和“野马”战斗机在上空巡视道路,低空轰炸行驶缓慢的车队。每当战斗机从树上掠过时,党卫队士兵就从卡车中冲下来,在路旁的矮沟中寻求庇护。他们的确恪尽职守,即便是在寻求庇护时也不忘用武器看管车辆。囚犯们只能承受被机关枪和空中火炮枪击轰炸的双重危险。

车队通过雷根斯堡时,上空倾下的威胁变得更危险。他们刚刚离开小镇,大规模空袭就开始了。从车的尾部,“吉米”·詹姆斯看到了400架B–17空中堡垒轰炸机,旁边还有250架“野马”战斗机,轰炸了小镇中的铁路货运编组站和火车桥;随后战斗机又转向轰炸附近的机场。“吉米”发现很多德国空军飞机因缺少燃料停在机场,变成了一堆废铁。

夜深时分,距离车队离开弗罗森堡已超过24小时,卡车和绿色囚车停在了一幢“外观不妙的庞然大物”之前。詹姆斯抹掉了眼睛上的灰,看到了一幢由泛光灯照亮的白色建筑,两旁树立着高耸的铁丝网,远处还有看守塔。

他对两位看守中一位更和善的士兵问道:“这座集中营叫什么?”他用德语问。

那人开心地回答道:“达豪。”

弗罗森堡的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安排接洽,花了很久的时间。在他们等待之时,“吉米”听到了绿色囚车里传来的反抗歌声。他们虽然十分痛苦,累得半死不活,但是精神上仍然不屈不挠,彼得·丘吉尔、一位名叫汤玛斯·库什(Thomas Cushing)的爱尔兰士兵幸运儿和南斯拉夫空军指挥官辛科·德拉吉克–哈乌尔(Hinko Dragic-Hauer)等囚犯开始唱起了老歌大串烧。

终于,大门打开,车开了进来。囚犯们下车时,有很多党卫队骑兵带着机关枪和狂吠不止的警犬看守。一片黑暗之中,彼得·丘吉尔与约瑟夫·穆勒说了话。穆勒虽然侥幸逃过了弗罗森堡,但心中仍然满是不祥的预感。“我不会和你们一起过去,”他说,“他们会把我关进特殊牢房之中。我只想告诉你们,一旦我像预料的一样被处死,我将永远怀念你和你朋友美妙的歌声。”他看上去苍老而悲伤,抓住丘吉尔的手又说:“再见了,我的朋友。”

他们分别之时,丘吉尔猛然意识到,就算集中营中关押着数以万计的囚犯,“也会孤独地死去”。

新到的囚犯没前往掩体,而是去了相反的方向。他们沿着点名广场,走过排着两排树的中央大街。在集中营的最北端,有一片伫立着几座建筑的地带:左边是菜园,右边是矩形营地,比其他的建筑都小,而且有铁丝网围着。他们走向这座建筑。

目前为止,这座建筑是第31号营房,也是集中营的妓院。希姆莱最初为鼓励工作,1943年在几座集中营中设立了妓院。努力工作的囚犯能赚取分数,购买烟草,享受其他奢侈的待遇,其中就包括召妓(但犹太囚犯不享有此项特权)。在此工作的女性得到随后被释放的承诺,起初以“志愿者”的身份被骗入妓院,然而通常承诺都无法兑现。

达豪的妓院营房现在已经停止运营,变成了关押特殊囚犯的牢房。已经有囚犯住在这里了,大多数都是从掩体转移出来的德国名囚。

戴及其伙伴被安排到一间很小的隔间,戴感到有人将手放在了他的胳膊上。他回头看到了一位党卫队军官。他瘦长的下巴棱角分明,眼窝深嵌,嘴巴紧闭。这就是戴对于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的第一印象。与佩恩·贝斯特不同,戴认为他气质凶残。

斯蒂勒看向戴的制服,说道:“你是英国中校,没错吧?”

“是的。”

斯蒂勒显然对于他在弗罗森堡出发时与党卫队的对峙有所耳闻。他一边敲着枪套中的手枪,一边强调:“但在这里,命令就是命令,不接受任何抗议。”

***

尚贝格,4月16日,星期一

经历了几个月的监禁时光,菲·皮罗兹奥–比罗里第一次感到自由。虽然说服的过程极为艰难,但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贝德最终决定,允许名囚们在村庄附近自由行动。名囚非常开心,尚贝格周边绿茵茵的草地盛开着美丽的花朵,鸟儿也歌唱着。村民对囚犯们也非常好,给他们食物当作礼物。在这片巴伐利亚州的森林中,战争似乎非常遥远。

然而菲并不能尽情享受,她担忧的思绪还萦绕在孩子身上。克拉多只有4岁,罗波尔托1月份才满3岁,那时菲还在布痕瓦尔德。她还能见到孩子吗?如果能的话,他们还会记得她吗?她深感无助,但还是尽其所能不在其他囚犯面前表现出来:“我一直对自己说,一定要挺下去。”

在尚贝格,菲的一位密友康特·亚历山大·冯·施道芬贝格(Count Alexander von Stauffenberg)突然收到一则惨痛的消息。亚历山大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主导“七月阴谋”的克劳斯·冯·施道芬贝格之长兄,虽然亚历山大与阴谋本身毫无关系,但他还是因株连法被盖世太保逮捕。他的夫人梅丽塔(Melitta)是天赋异禀的德国空军试飞员,也和他一起被捕。她因其祖先有犹太血统,先前接受调查,所以有双重嫌疑。然而,因梅丽塔在开发德国先进飞机项目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很快就被释放,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她从未接受过亚历山大入狱的事实,一直在尝试和他保持联系。4月初,盟军进军之时,梅丽塔担心丈夫在党卫军手中的安危,便开始寻找他。她和另一位试飞员朋友胡伯·冯·帕蓬–科尔宁恩(Hubertus von Papen-Koeningen)驾着比克尔“贝斯特曼”轻型飞机(Bücker Bü 181 Bestmann light aircraft)飞向魏玛,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上空低空盘旋,也在亚历山大被俘的时候飞过几次,方式类似。这次,她十分恐惧地发现,虽然集中营其他地方还运营良好,云杉镇似乎已是一片凄凉了。即便在空中,梅丽塔还是能闻到集中营尸体的臭味,看到尸体堆。梅丽塔害怕亚历山大也在其中,便在魏玛降落;在帕蓬–科尔宁恩的帮助下,她用电话与集中营取得联系,以希姆莱的名义要求获取信息。他们得知,名囚已被转移,并且已经到达雷根斯堡附近的施特劳宾。

梅丽塔为躲避美国战斗机,等到黄昏才从魏玛起飞,向南飞去。到了4月8日,几次降落并与死神擦肩而过后,她发现亚历山大和其他的亲属囚犯都在尚贝格。流言称他们已经落入了盖世太保处刑队伍的手中。

梅丽塔第二天清晨起飞飞向尚贝格,为躲避盟军战斗机,只能沿着多瑙河和铁路,贴着树顶飞行。她飞过施特劳宾,飞到了离尚贝格不到30英里的施特拉斯基兴村庄(Strasskirchen),然而她的好运用尽了。她被一架美国P–47雷霆式战斗机(P–47 Thunderbolt fighter)飞行员发现,错将“贝斯特曼”轻型飞机认作福克–沃尔夫战斗机(Focke-Wulf fighter),于是他飞到同一高度,飞到她飞机后方,开了两轮机关枪。地面上,一位当地工人看到一架小型飞机向左偏,随后旋转着坠落到田地里。梅丽塔·冯·施道芬贝格在一片废墟中活了下来,但伤势很重,几个小时后便一命呜呼。

消息四天后传给亚历山大时,菲正和他在一起。贝德把他叫出教室,当他再回来的时候脸都吓白了——“他过去的一切都毁于一旦了。”菲“为这位绅士而高尚的男人感到遗憾”。亚历山大从最初的惊愕中回过神来之后,他把菲和姻表妹伊丽莎白·冯·施道芬贝格(Elisabeth von Stauffenberg)叫过去,想要和他亲密又能理解他的痛苦的人在一起。菲试着安慰他,但他已经痛不欲生,她意识到亚历山大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她。从那时起,两人的友谊变得更为亲密。

接下来的几天,战争抵达尚贝格。随着前线越发逼近,难民和撤退的士兵开始涌入村庄,贝德意识到名囚们已经不再安全,便宣布他们必须转移。

囚犯又一次打包好行李,上了那辆熟悉又肮脏的卡车,布鲁姆一家上了轿车。保安局士兵回到他们的驾驶座上,引擎发动了。夜幕即将降临,小车队又一次穿过森林丘陵,这次他们向慕尼黑西进。

夜行的一路迎着空袭的光亮,黑夜的天空零星闪烁着炮火,地面也被火焰和炮弹点亮。黎明时分,车队穿过兰茨胡特(Landshut),前一天,“吉米”·詹姆斯看到袭击雷根斯堡的军队就轰炸了这里的铁路货运编组站,整个小镇便成了一片烈火焰焰的废墟。菲和其他人从巴士窗户中向外望,看到了一片梦魇般的惨状。“马的残肢和燃烧的汽车封堵了道路,流离失所的人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的巴士就像鬼车一样慢慢驶过。”

慕尼黑也是同样的光景,从远处看,菲以为整座城市完好无损,然而她很快意识到,建筑内部已空,只剩下燃烧殆尽的空壳,无窗遮蔽,毫无生机。菲的家人曾经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她很担心家人的安危,也曾想过逃跑去寻找家人,但被关押的时间太长,她已经失去了离开朋友的勇气。

当车队在达豪的大门前停下时,贝德前去报告,囚犯待在车里。时间慢得磨人,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虽然刚4月中旬,太阳却热得要命,巴士里的氛围也变得压抑至极。

伊莎·维尔梅伦对她同伴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顺从态度感到格外震惊。他们静静地坐在车中,英格博格·施罗德(Ingeborg Schröder)4岁的女儿西比尔–玛丽亚(Sybille-Maria)会时不时打破寂静,英格博格的10岁儿子哈灵(Harring)也和她在一起。英格博格的厄运源自身为德国国防军的父亲,他在东部前线加入了由俄罗斯支持的反元首叛军。伊莎能时不时听到英格博格安抚小女儿的声音。

几个小时过去了,人们开始紧张愤怒,但不能下车舒展肢体,呼吸新鲜空气。更令他们尴尬的是,一些囚犯甚至不得不在原地如厕。

终于,贝德回来了,身边还有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埃德加·斯蒂勒,随后囚犯下了车。伊莎·维尔梅伦对斯蒂勒的第一印象是“行为举止令人感到不适”。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会让囚犯倍感怀疑。斯蒂勒是中尉,军衔比身为少尉的贝德要高;然而贝德表现得好像他是负责人,一直利用斯蒂勒较为软弱的性格;个中缘由可能更为邪恶。虽然两人都是党卫队军官,但贝德是盖世太保官员,盖世太保的威慑力盖过一切,甚至超过普通的党卫队军官。

囚犯被带过大门,又在烈日下躲在点名广场的边角处等了一个小时。菲已无心观察周遭环境了,她既绝望又口渴,瘫软下来,在行李箱上颓然地坐着。

他们等待时,斯蒂勒突然重新出现,下令让德国的男性和女性分开,沿着厨房大楼的墙站成一排。他告诉他们,因其德国人身份,他们已经被编入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而早已弹尽粮绝的军队六个月前就在德国领土上的最后战役中被取缔了。青壮年成群地入编,只用最基础的武器为保卫祖国战亡。只有65岁以上的男性才得以幸免。菲等人非常惊愕,因为他们饥肠辘辘,极其疲弱,根本无法战斗。男人们离开了,剩下的女人们开始哭泣。在远处战斗中战死的可能不是她们唯一的恐惧,她们也知道,这也可能只是在集中营处死囚犯的借口。

中午时分,女性和老人喝到了咖啡,让他们多多少少放心了些许。不久,一顿少得可怜的午饭也缓解了一些沮丧的氛围。1点左右,琼·布鲁姆和莱昂·布鲁姆终于从炎热的轿车中出来,被带到了掩体中。

下午,马克沃特·冯·施道芬贝格(Markwart von Stauffenberg)、艾米丽·蒂森和弗里茨·蒂森等其他人也被带了进来。他们被引向分离掩体和厨房维修营房的狭长区域,走过小花园。小花园里,两个带着行李的怪人孤苦伶仃地站着,向他们招手:一人穿着便衣,高高瘦瘦,头戴浅顶软呢帽和单片眼镜;另一人是身穿深红色条纹大衣的德国将军。

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那天早晨从牢房中被赶了出来。掩体中所有囚犯都准备好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然而,这是个虚假警报,囚犯也回到了自己的牢房中,除了佩恩·贝斯特和法肯豪森。他们的房间现在分给了莱昂和琼·布鲁姆。两人无家可归,垂头丧气,只能带着行李在花园中等待了几小时。

斯蒂勒保证给他们找新的住所。佩恩·贝斯特和他关系不错,提出建议,让他放弃遵守上级下达的名囚命令,只要让他们等到美国人来即可,斯蒂勒显然动摇了。佩恩·贝斯特看得出这位党卫队军官“很害怕”盟军,但更害怕被发现违背军规。斯蒂勒没给出回复,也没说明命令离开了,承诺肯定在晚上给他们找一个住处。等到他们在掩体中不同的地方住进新牢房时,已时至夜深。

同时,菲等其他人还在点名广场边等待,魏特指挥官出现接待他们时,天已经开始黑了。他说,刚刚有些误会。那些男人还是不会加入人民冲锋队,甚至不会和她们分开。魏特向囚犯表示同情,称他理解长途跋涉以后一定非常劳累,然而菲能感受到他的虚情假意,简直矫饰至极。菲一点也不信任他:“我和党卫队打了太长时间交道,没办法信任他们。”

女囚犯终于和男囚犯重聚,被一起带到住所,他们住在集中营外的党卫队营地里的一对营房之中。他们又饿又累,吃了顿俄罗斯囚犯从集中营带来的热乎晚餐。不同寻常的待遇很快令谣言四起。有些人猜测,党卫队已经准备投降,希望向美国人展示他们的确曾经好好对待重要人士。其他囚犯甚至称,他们将会成为盟军手里交换德国高层囚犯的筹码。

不论党卫队的计划究竟为何,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几年的奔波、分离、转移、被慌忙地疏散之后,这些希特勒的名囚终于集结到了同一个集中营。特工、学者、官员、士兵、妻子、政治家、名人,还有大多欧洲敌对国的无辜儿童组成了大概140人的队伍,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未来的终极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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