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关于方法论的主要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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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方面的差异，往往是方法论争论的根源。如彼特·霍尔（Peter Hall）指出，比较政治学领域存在着本体论与方法论不匹配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建立在概率统计基础上的定量方法在比较政治学领域逐渐获得广泛运用时，其关于因果关系的本体论经历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因果关系理解为一种普通经验定律（covering laws）或是常规关联（constant conjunction），以及一种功能主义的因果观，即一种现象的存在可以用这种现象的影响和后果来解释；第二次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政治学家认为导致结果的原因最终是个人行为；第三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提出“多个同时存在的原因”以及复杂的因果关系结构，这种因果关系的本体论与定量回归必须满足的一系列假设不一致。尤其是将政治现象理解为不同主体策略性互动结果的博弈论理论以及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其实是对因果关系和因果结构的重新认识。[22]在霍尔看来，要与这种因果关系的本体论保持一致，比较政治学研究需要使用小样本的系统过程分析。国外在因果关系本质方面的这些讨论并没有引起国内政治学界的足够关注。

与方法的其他维度相比，国内对方法论的反思和争论更加积极主动，对方法论的关注先于具体方法和技术等层面。政治学恢复初期对方法的讨论主要围绕对不同方法论的介绍、比较和评价方面，包括传统方法论、行为主义方法论、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等。方法论层面的争论源自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分歧。“方法问题从属于范式问题，我们把范式定义为基本信仰系统或世界观，它不仅在方法的选择方面，而且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方面为研究者提供指导。”[23]应采用何种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取决于研究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是研究的效度（validity）等，而这些方面归根结底，取决于与社会现象本质以及应该怎样认识这种本质相关的一系列假设。房宁提出：“规范性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方法，它主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首先进行假定，然后进行逻辑论证；而经验性研究方法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认识方法，它不相信假设和推理，只相信可观察到的事实，通过观察对象活动的表象，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24]景跃进从现象、价值与文化这三个维度剖析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方法论之争，他认为“相比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处置更为复杂的变量及变量关系，它被内在的三重张力所牵制，如果不是撕裂的话：（1）因果解释与意义阐释；（2）科学性与价值性；（3）普遍性与特殊性”[25]。

具体到政治学研究，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与什么是政治，政治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是否存在客观可观察的现象以及规律性，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与目的是什么等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息息相关。这些层面的分歧体现在了以下关于本土化、经验性与学术性等方面的争论中。

一科学化还是“本土化”

近年来，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关于中国政治学是否应该“本土化”以及如何“本土化”的文章发表增多。[26]部分学者反对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和政治现象，中国的学者应该在进一步拓宽与国外学者交流的同时，树立和加强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中国不应该成为西方理论的检验场，而应成为本土理论的策源地”[27]。王绍光从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以及政治学应该怎样“本土化”三方面为政治学“本土化”提供了一些理论和实证的证据，并给出了具体建议：“首先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要辨别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不唯书，不随波逐流，从现实中发现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解释西方理论背后的种种基本预设，思考它们，质疑它们，有所取舍；第三，梳理政治分析的关键概念及其定义；第四，就研究方法而言，切忌就方法而方法。”[28]在方法的层面，倡导本土化的学者强调方法论的多元主义，“中国政治研究在方法论上要保持自主性、特殊性和多样性……不能追求纯粹的实证主义方法，造成方法论上的‘全能主义’、狭隘或缺乏社会相关性和政策相关性”[29]。而质疑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在于探讨和解释政治现象发生的原因，找出政治现象和行为中的一般规律（gener-al patterns），提倡方法论的实证主义。比如，钟杨从比较政治学的逻辑出发，认为中国政治学应该也已经有学者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中的因果关系，然后再将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独特性应该被视为具有普遍性的变量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度上的区别，而不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关系”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但在中国比较突出，那中国的学者就应该将各种关系分类，探讨关系产生的条件有多少、关系的作用根据什么条件会有大有小，建立起一个“关系学”，对政治学理论做出贡献。[30]

二追求规律还是观照现实

关于上述“本土化”的这些争论与围绕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的争论紧密相连。认为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追求政治现象中的因果关系，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或一般规律更倾向于质疑本土化的观点，而认为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为存在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学者则更有可能支持中国政治学本土化。

21世纪初，美国的政治学家也在反思政治学研究究竟是由问题驱动（problem-driven）、理论驱动（theory-driven）、方法驱动（method-driven），还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31]在否定方法驱动和数据驱动型研究路径的合理性方面学者达成了共识，但在政治学研究究竟应该主要受问题驱动还是理论驱动，研究的问题到底应该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还是一个理论问题方面，学者之间仍存在分歧。关于现有政治学研究的现实相关性（relevance）的质疑也常常出现。[32]

部分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与政治现实过分紧密连接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中国政治研究缺乏科学性是因为政府导向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学研究变成了“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官方政策的阐释和评析”[33],“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34],“政治学研究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政治需要，使得学者依赖于政府并失去了独立研究的能力，学者们更愿意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而非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35]。赵宝煦先生认为，“政治学研究要达到本身科学性的要求，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政治宣传需要。政治学只能靠坚持自身的科学性为现实服务……（否则）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36]。学者在这方面的分歧难以调和，体现了政治现象的复杂本质，既有社会科学追求一般规律的可能，但又无法完全摒弃其中的价值内涵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关怀，由于政治学的这种学科特殊性和“政治性”，学者呼吁当代中国政治学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在学术性与服务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37]

三政治学方法论向何处去

有学者曾将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典型特征归纳为以文献为主的“静态研究”多，理论引介多，学术批判少；概念阐释多，理论构建少；现象描述多，现象解释少；就事论事多，理论升华少。[38]在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上，学者多认为需要在理论构建上基于中国的经验做出更多的原创贡献。作为研究的起点，在概念方面做出一些不同于西方情境的定义和内涵要素，往往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有效路径之一。比如，学者指出在中国“中产阶级”不能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中国民众对“民主”的理解也与西方对“民主”的定义有较大的区别。[39]在研究方法上，混合方法的运用是主要趋势。自1994年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发表《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Designing Social Inquiry）这本书后，美国的政治学家们展开了一场关于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大争论。2000年，一群以“改革先生”（Mr.Perestroika）为笔名的政治学者发起了一场抗议美国主流政治学量化研究霸权地位的运动，强调政治学研究要重拾理论性、思想性、规范性、历史性的政治研究。[40]《社会研究再思考：不同的方法，共享的准则》（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的发表将这场定性与定量之争推向高潮。这场争论推动了在研究中应将定量、定性研究方法和工具混合使用以及互证（trian-gulation）这一共识的形成，并在评价研究的标准上开始逐步采用一些共享的准则。定性方法在挖掘复杂的因果关系、形成厚的理论和概念（thick concept）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以及定量方法在外推性和普遍化方面的优势使得在研究当中往往需要将两者结合。虽然在具体怎么综合的策略上学界仍存在争论，[41]但是只重视或运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被认为是不适宜的。国内学者将这场争论中涉及的主要观点和倾向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肯定了要超越定量与定性之争，运用混合方法开展研究的观点。[42]

第二节 关于方法论的主要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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