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方法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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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科70年的发展也反映在学科方法的进步和完善方面。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方法论层面的多元化，对方法论主动和原创性的反思多；研究方法和技术层面的科学化，主要以介绍和学习国外研究方法和技术为主。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并且伴随着研究主题的细化，实证研究方法逐渐多元。[1]
梳理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发展，首先需要明晰什么是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包括不同的层次。《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条目，将政治学研究方法划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程序性方法和技术性方法。《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将社会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级：方法论、研究方式或研究法、具体方法与技术。方法论是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社会科学能否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地认识社会现象？（2）是否存在客观的社会规律？（3）应采用何种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4）如何判断社会科学知识的真理性？（5）人的主观因素（如价值观、伦理观）对社会研究有什么影响？”不同的理论学派和不同学科各有不同的方法论。[2]研究方法既涉及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方法论，也包括比较具体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技巧。本章关于研究方法的回顾和总结，会涉及研究方法的这些不同层次，同时包括研究设计中的不同环节，包括问题的提出、概念化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应用等。
第一节 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回顾
70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方法主要以阶级分析方法和规范性研究为主；第二阶段，自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恢复进程中逐渐转变为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并重，研究方法从单一的阶级分析法转为多种实证方法的并存。
一 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与发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的恢复初期，政治学研究方法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和历史分析法为主。比如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清代捐纳制度》《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太平天国制度初探》《明代粮长制度》《明代黄册制度》等。[3]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恢复初期，“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4]。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建立在对政治的含义以及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发展基础之上。阶级分析法以马克思关于“政治是什么”这一本体论为基础。[5]中国政治学科全面恢复以来，随着学科范式的转化以及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同时由于阶级分析的“历史负担”[6]，传统的单一政治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逐渐被方法论多元主义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所取代。
二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多元化
政治学恢复之后，政治学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化和多元化。这种趋势一方面源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化和多样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国内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这一趋势首先体现为规范方法和经验方法的日趋平衡与综合，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7]。
1997年房宁在《政治学研究》上撰文，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区分了规范方法和经验方法在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政治学的目的与功能、论证方式、对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侧重点，以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主次位置上的区别。[8]任剑涛分析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为什么能够颠覆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主导西方政治学的规范政治理论而取得主导地位，为什么当代政治学在方法论上主张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并举的取向。规范的政治理论看重从价值的层面来看待政治问题和理解政治生活，也就是解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当的。而实证主义的政治理论着重研究的事实层面，是以价值中立甚至是价值祛除来谈论政治问题。对政治生活的理解离不开对价值的讨论，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家无法说明其理论和数据背后的价值蕴涵，而规范研究的最大弊病是理解的主观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高，要解开这种可爱与可信的死结就是要促使支持两者之一的方法立场的研究者，意识到这两种方法的良性互动之必要，像罗尔斯一样将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进行比较好的融合。[9]
除了规范方法和经验方法的平衡与综合，政治学研究也开始运用各种实证研究方法。政治学恢复后，通过引入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突破了以往对政治含义和研究对象的狭隘认识，学科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研究主题不断丰富，政治学学科内部根据不同政治议题和研究对象形成了不少新兴子学科，同时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形成了一些交叉学科。[10]研究议题的丰富是研究方法多样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构功能主义、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法团主义等不同理论流派及其相关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都被介绍到国内，案例研究法、社会调查法、历史研究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统计分析方法都被运用到实际研究当中。
学者从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教材、博士生论文等方面统计和梳理了研究方法的运用现状。[11]学者的统计数据表明，经验研究的比例较政治学恢复之前有大幅度的上升，但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世纪90年代末，在意识到经验研究相较于规范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后行为主义流派在西方兴起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化程度仍然不够，需要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索的方法，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任务尤其艰巨。”[12]经过近20年的发展，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已经基本平衡，肖唐镖等人对1995年到2002年国内学者公开发表的政治学研究方面的论文非随机选取近300篇，其中规范研究占2/3、经验研究占1/3；对1994年至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转载的768 篇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经验研究的比例占41.3%；李艳霞通过对1985—2010年刊载在《政治学研究》上的1031 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经验研究的比例为34.2%，规范研究和应用研究各占28%。[13]政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采用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也在上升，通过对2011—2015年排名前十的高校的政治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学者发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趋于平衡。[14]
从教材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以及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来看，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均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再单一介绍或仅仅运用以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方法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而是拓展到多种经验研究方法。在经验研究中，文献型的定性研究是运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的统计样本中，该比例高达40%—80%。[15]案例研究、统计分析以及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展开分析的研究比例比较低。定量研究仍然比较少，比如有学者统计，2000—2015年《政治学研究》发表的文章中运用定量方法的比例不到7%，但自2015年后比例有较大幅度上升，占到了近15%，并且部分量化研究的论文已不再限于提供简单的描述统计或相关性分析；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重视量化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16]有学者认为定量方法总体来说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中国政治学发展较为滞后、学生国际视野狭窄，也与中国政治学在选举、财政、腐败等主要定量方法运用比较普遍的研究领域比较薄弱有关。同时，在政治学恢复初期，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多半是原来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概念术语，基本上都是原来他们所熟悉的哲学社会科学通用的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压倒性地位”[17]。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多元化趋势也反映在国内期刊对方法的讨论上。《政治学研究》上最早关于研究方法的文章出现在1985年，主要介绍政治学实证方法的特征及其与规范方法的区别。[18]政治学恢复初期关于方法的讨论多集中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以及政治学研究中定量分析方法的简单介绍。最近十几年，国内期刊对单个研究方法的介绍更加细致深入。[19]比如《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3期曾开辟研究方法的专栏，讨论扎根理论研究、个案研究、历史比较分析和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2015年第4期开设关于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的专栏。
三 方法论范式转换
回顾与观察中国政治学长时段的方法论发展与转换，房宁提出中国政治学经历了一个研究范式转换的方法论变革，这种研究范式转换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政治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016年，房宁在《政治学研究》上撰文指出：“从方法论的角度回顾中国百年政治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学第一个学术高峰得益于采用和吸纳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方法上的范式转换开创了中国早期的政治学术。中国早期政治学术的理论体系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开创的以宪法、法律和机构为框架描述和概括政治现象的‘宪政体制论’。‘范式转换法’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而‘宪政体制论’则促成和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的诞生。它们在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无论‘范式转换法’抑或‘宪政体制论’都逐渐失去了它们往日的作用与价值，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20]他提出，发展中国政治学，创新方法论，必然要反思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大背景下的政治学方法论，并从中获得启示，以利于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房宁进一步提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问，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的观点。他认为，进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新的历史进程，即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入西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并未产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因“范式转换”而产生的学术“红利”，这是中国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必然，而中国也因为进入现代化进程中而需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发展阶段和现实需求，在借鉴的基础上，摸索和创新适应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体系。他进而提出，当代中国的政治学要贴近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对于中外政治运行与治理实践进行直接的观察与概括，更多地采取还原法而不是演绎法去建构中国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体系。他认为，中国政治学应从以研究“知识”为主转变为以研究“问题”为主，更多地采用实证性与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中发现规律、归纳与提炼理论。他进而提出，政治学研究应更多地采取现场观察法、比较研究法和典型调查的三大方法，对中国以及国外政治实践、政治进程进行观察与研究。[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