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亲历与研究：新中国人口政策70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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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policy）可界定为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政策，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关于人口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人口政策源远流长，厘清历史上人口政策的来龙去脉，对于说清今天和明天的政策变动，是必要和必需的。是故，这里从历代人口政策切入，作为开篇。

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变动及其相关的人口政策，反映那个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反映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在中华文化瑰宝中，以“多子多福”为轴心的人口观念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对下左右着广大民众的生育行为、婚姻观念和家庭的变迁和发展，对上影响着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构成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颇具特点的一道风景线。这道风景线发端于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生殖崇拜，靓丽绽放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一，将“多子”与“多福”联系起来，明示增加人口的目的性。无论是从微观家庭，还是从宏观国家角度来看，多生多育、人丁兴旺都是国富民强的要义。其二，纳入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多子多福”成为一种富有震撼力的人口文化。儒家思想将庶众人口思想置于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礼—孝—庶—仁”清晰地表明一条合乎逻辑思维的路线图。其三，拓宽人口庶众视野，涉及婚姻、生育、家庭、家族、职业、健康、伦理、道德、户籍、统计、天文、地理、土地和人丁税收等诸多领域。在政策层面，主要包括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和间接干预的人口政策，前者主要包括汉代汉高祖时期、清代康雍乾时期等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如提倡早婚早育的政策，倡导大家庭的政策，通过迁移等干预人口机械变动的政策，以及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后者包括休养生息政策、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经济、社会政策中包含的对人口具有调节作用的政策。

到了近代，虽然“多子多福”的人口生育观仍是主流的人口观念，但由于社会动荡以及西方文化的传播而受到冲击。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从达尔文进化论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中受到启发，提出“开民智”，限制婚配，学习西方“择种留良”，倡导优生。梁启超将人口纳入改良新政视野，阐述了倡导晚婚、禁止早婚的主张。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之所以不能吞并中国，“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2]。但是孙中山并不主张大量增加人口，有时还对中国人口过多产生某些忧虑。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陈独秀、李大钊，也发表过他们的人口思想，如陈独秀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李大钊的《战争与人口问题》等论著。他们二人都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列举中外人口增长事实加以反驳，指出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在于腐朽的社会制度，强调革命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

由此可见，从原始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诸社会形态，在“多子多福”生育观驱动下，推行的是以众民主义为主旋律的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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