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力资本开发研究的新前沿
《新中国劳动经济学研究70年》第四节 人力资本开发研究的新前沿,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 人力资本数据库的建立
人力资本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证实。为了更好地对人力资本的开发进行定量的研究分析以及精确衡量人力资本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着手建立人力资本数据库。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自2009年开始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填补了中国在人力资本指数制定领域的空白。该报告以目前在国际上通过的Jorgenson-Fraumeni终身收入计算法为依据，针对中国的数据特点进行修改，提出了分别适用于国家整体以及分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本开发水平的估算方法，并提出了几大参数的估计方法（招生人数的年龄分布、存活率、升学率、就业率、增长率、折现率等），运用中国住户调查微观数据集（UHS、CHNS、CHIP、CHFS以及CFPS）[73]，测量中国人力资本开发水平以及建立人力资本指标体系。2017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7》，将中国人力资本数据更新至2015年，并对之前的数据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在该报告中，既有全国整体也有分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本总量以及人均人力资本数据，同时也包括了分性别以及分城乡的相应数据，并针对全国以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本情况做出了统计分析。《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7》发布之后，中国人力资本数据已涵盖1985—2015年，为人力资本的定量研究以及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资料。该系列研究完善了针对中国人力资本衡量的计算方法，同时也为将人力资本开发纳入统计核算以及国际化研究打下了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 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研究
无论是人力资本开发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还是人力资本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得到了大量文献的研究与证实。由于人力资本开发是对教育、健康、技能等的投入，而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会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开发的水平；因此，探究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开发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双向关系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逯进和周惠民建立了分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模型，通过计算两者的耦合度来判断两者的交互作用关系，从计算结果来看，全国的耦合值保持着持续增长，并从失调的阶段进入了协调阶段，但协调程度仍然较低，各省的情况差异较大，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耦合值低于0.5，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失调状态，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尚未实现强的相互促进作用[74]。董志华分析了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沿用了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人力资本开发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即“直接作用”“间接作用”以及两种作用的联合机制，又进一步指出了经济的增长会提高教育和健康的水平，并影响人口结构，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开发水平的提高；文章建立了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计量模型，并运用《中国人力资本指数2016》以及省级统计数据进行了格兰杰检验以及协整检验，结果证实了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而结果显示出的区域异质性和阶段异质性揭示了当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的水平都较高时，相互促进的作用更强[75]。
也有的研究从微观的角度验证了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周京奎等建立了包含城乡两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均衡分析指出当整个经济系统处于鞍点稳定状态时，农村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将会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开发[76]。文章运用CHIP微观调查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开发的水平对生产率的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这说明当生产率提升时，农村家庭倾向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开发水平；文章又继续对模型展开了扩展，动态性扩展显示当期人力资本开发水平的提高源自于过去多期农业生产率提升所产生的促进作用的叠加，农业生产率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着长期动态影响，异质性扩展显示相较于从事非农生产的家庭，农业家庭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更倾向于进行教育投资，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效应也更大；文章的进一步讨论指出，生产率提升通过增加收入的机制促进教育投资并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经济状态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一思想在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之时便已出现，并在近一段时间得到越来越多的实证检验。此类研究的意义在于，克服了传统的“人力资本开发→经济增长”单方向研究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得对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更加完善，实证检验的准确性也随之提高；这一类研究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促进关系，这一发现有助于政策部门积极推进相应的政策，实现人力资本开发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
三 人力资本的配置问题
以往对人力资本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本的“量”的增加，但由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方式，通常需要较长的周期，合理的配置也应当被视为人力资本开发的手段之一，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开发的“质”的提升。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简单劳动之间存在着相对配置的问题，钱雪亚和缪仁余的研究便是针对此而展开，文章采用了超越对数形式的生产函数，将生产要素划分为物质资本、普通劳动与人力资本，以要素相对价格衡量的要素成本份额作为配置效率项加入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中，并运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了2003—2011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进行分解，结果指出研究区间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于要素配置效率的负增长，要素错配的问题存在，而要素相对价格是影响配置的直接原因，文章通过进一步的要素价格改变的模拟计算指出，提高人力资本的要素价格会显著提升配置效率，强化人力资本驱动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保持持续增长的关键[77]。人力资本配置也涉及人力资本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配置问题，赖德胜和纪雯雯考察了人力资本在市场部门、垄断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配置情况，以及配合现状对创新的影响[78]。文章分别根据市场部门的生产模型、垄断部门的保护模型以及政府部门的分利模型3个理论，建立了以人力资本配置变量（以就业结构衡量）为自变量、专利授权数为因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的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配置在市场部门的人力资本会提升创新绩效，而大量集中于政府部门、垄断部门的人力资本造成了错配问题，难以对创新产生有益的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需要更加完善。纪雯雯和赖德胜还考察了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配置问题，发现行政和垄断势力越大的行业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造成了人力资本缺乏与冗余并存的错配问题，文章通过引入人力资本沉淀系数，测算出人力资本错配导致的低配置效率抑制了人力资本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79]。马颖等建立了行业间包含人力资本价格扭曲的竞争性一般均衡模型以及理想状态下资源配置的竞争均衡模型，并推导出实际产出与最优产出缺口的计算模型，根据CHIP2007与CHIP2013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Mincer方程估计了人力资本价格的扭曲程度，进而计算出产出缺口，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价格扭曲越严重，错配问题越严重，因而造成的产出缺口越大；而2007年与2013年的结果对比显示，2013年的产出缺口出现缩小，这也源自中国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要素配置机制的改善[80]。李静等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从罗默增长模型出发，研究了人力资本在科研创新部门与最终产品部门之间的配置问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81]。研究显示，人力资本配置存在一定的错配问题，这会对创新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通过政府的作用使企业转变为创新型企业，虽然能够解决错配问题，但会带来经济下行的压力；文章指出在经济转型期可允许存在一定的错配，同时保持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扩大教育红利。
以上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研究结果均显示人力资本存在错配问题，这种错配主要表现为一些生产率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经济部门由于价格扭曲的存在，没有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抑制了创新活动；同时在一些具有垄断能力的经济部门中反而存在冗余的人力资本，难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技术效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被大量文献所证实，也成了各界的共识。但是，如果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增长作用，仍需要合理的机制保障人力资本尽其所能，而人力资本的配置关系到能否将人力资本置于最能发挥其能力的位置上，会决定人力资本推动增长的作用效果。要素配置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人力资本的配置研究在国外已经成为一个热门方向，国内对人力资本配置的研究也不断涌现，特别是在中国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完善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的配置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解决资源错配是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保障，而相关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人力资本的配置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会是学术界以及决策部门的重点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