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规模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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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出现了较长时期的扩大。这其中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既有市场自身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的因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从2009年开始下降，到2015年降为0.462。2016年虽然又提高到了0.465，但变化幅度不大。那么，能否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进入了趋势性的缩小阶段？本章指出，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都出现了缩小，但还不能就此认为中国总体的收入差距已经趋势性缩小，因为“统计外收入”作为影响基尼系数测算的重要因素，还未被考虑在内。近年来，约有20%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未能被现有的住户调查覆盖，2015年的统计遗漏率为19.5%。统计遗漏率最高的是高收入群体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2009年以来基尼系数的下降可能是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被统计遗漏的结果。把“统计外收入”考虑到基尼系数测算中后，中国基尼系数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呈现出高位波动，而非下降的态势。这意味着中国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比统计数据更高，实际居民收入差距因而更大，调节收入差距所需的政策力度也更大。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相关研究领域和学科主要关注居民收入差距、居民财产差距、政府收入调节问题。
一 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规模性分配是指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可以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介于0—1，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在0.3以下，可以认为收入差距非常小；如果大于0.4，可以认为收入差距较大，社会矛盾就会比较尖锐。在再分配体系比较健全的西欧、北欧、澳洲、日韩等国家，基尼系数一般都维持在0.4以下，社会环境相对和谐稳定。而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基尼系数多在0.5以上。
按照中国现行的统计办法，一般以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在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基尼系数之前，已经有很多民间调查粗算了中国的基尼系数。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基尼系数很小，在0.2以下。20世纪90年代基尼系数开始上升，2000年前后达到了0.4，2008年前后接近了0.5。虽然这些民间调查的调查规模不大，但还是基本反映出了中国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事实。这一点在国家统计局公布基尼系数之后得到了印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以来的中国基尼系数如图3—4所示。2003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79，2008年达到了0.491。针对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以及其他分配不合理的问题，201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6号），全面细致地部署了收入分配改革任务。在各方推动下，基尼系数从2009年开始微降，2015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2，这是2008年以来的第7年下降，也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点。但到了2016年，基尼系数再次提高到了0.465。
图3—4 中国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把基尼系数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是一个国家拥有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在治理水平较低的拉美一些国家，基尼系数都在0.5以上。虽然中国基尼系数近年来可能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和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相比仍然处在高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数据，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基尼系数2012年在0.3左右，如澳大利亚和意大利为0.33，法国和韩国为0.31，德国为0.29，英国为0.35，美国为0.39（见图3—5）。中国的基尼系数和这些国家相比，还显得比较高。这其中，既有发展阶段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
图3—5 一些国家基尼系数（2012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OECD网站。
二 对中国基尼系数的解读
近年来，中国着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破除城乡地区间的要素流通障碍，促成城乡地区间的平衡发展。这带来了两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结果，即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发展阶段和体制机制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力并没有消失。抛开这些因素不谈，仅仅是统计体系自身的问题——“统计外收入”大量存在，就已经让我们对目前公布的基尼系数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
那么，是不是能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轨道了呢？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除了中国财税调节力度小的因素之外[14]，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统计外收入”长期游离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之外，使得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看起来扑朔迷离。
“统计外收入”是指难以被常规的住户调查发现的居民收入，它是社会各界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王小鲁认为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为9.26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0%多[15]。甘犁认为统计上的居民收入是实际收入的93%[16]。“统计外收入”大致可分为3个部分。一是合理合法但没有被统计的收入。对此，李实和罗楚亮利用胡润榜、福布斯榜以及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估算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及其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发现2007年城镇基尼系数上升了9个百分点，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了5个百分点[17]。白重恩等认为2002—2009年家庭收入的平均遗漏程度为65%，隐性收入规模约占中国2002—2009年相应各年GDP的19%—25%；城镇基尼系数为0.5，而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34[18]。二是非法非正常收入。这些收入居民不愿意也不敢公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而资料的可获性及准确性是相关研究最大的障碍。陈宗胜和周云波利用执法机关公布的资料，对非法非正常收入的规模及其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发现1997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了9个百分点[19]。三是虚拟收入。虚拟收入主要是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产生的财产性收入。杨巧和党琳的研究表明，虚拟租金纳入中国居民收入统计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缩小了[20]。
这些研究都是认识“统计外收入”的有益参考。张车伟和赵文利用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测算了中国1992—2014年“统计外收入”的规模和结构[21]。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推算，2015年中国“统计外收入”的规模为7.33万亿元，统计遗漏率为19.5%，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0.6%。这部分收入主要是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见图3—6）。
图3—6 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统计外收入”及遗漏率
注：遗漏率是住户调查结果与“资金流量表”结果的差值占“资金流量表”结果的比重。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是“资金流量表”核算的结果。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一般来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最容易产生“统计外收入”。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高，有着较强的隐藏收入的动机。这就是所谓的“藏富心理”。低收入群体虽然也有藏富心理，但无富可藏。高收入群体的避税手段更多。对此，黄奇帆就提出“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或者“钱在企业、不拿工资”等避税方式[22]。这显然是普通劳动者难以做得到。高收入群体的“统计外收入”，必然对全国基尼系数有着显著的影响。
在没有全国性的微观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无法推算“统计外收入”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不过，可以提出一些猜测性看法。第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统计外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走向有着显著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基尼系数的下降趋势。从目前统计改革的进展来看，国家统计局2012年进行的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主要目的是解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核算问题，尤其是农民工收入的核算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理由推断统计遗漏率2012年以来的下降并不是高收入阶层的收入统计改善的结果。也就是说，高收入阶层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收入统计漏报现象。这对于基尼系数的影响显然是非常大的。第二种可能的情况是，“统计外收入”对基尼系数下降的走势改变不大。但是，考虑到目前“统计外收入”的体量如此巨大，以及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成长缓慢的现实情况，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仍旧在高位徘徊，还没有出现趋势性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