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服务业改革思想大解放（1984—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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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1978年以来的边际化改革，以及1980年以来关于服务业概念、意义、作用等各个方面的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到1984年，社会各界以及政府部门对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从发展现实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第二大产业部门。在增长动力方面，从1985年开始，作为改革重要动力的第一产业增长速度开始回落（1985年增长速度仅为1.8%，之后持续维持在1位数增长）。中央开始对主动深化服务领域的改革有着深刻认识。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外宾时指出，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将发生变化，“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39]。
其时，已有中央领导同志认识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均已超过60%，中国的发展问题，一方面固然有工业化，提升工业制造业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将服务业发展起来[40]。因此，如何加快服务业发展，发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动力与支撑作用，这需要在改革方面有大动作，花大力气。在这个背景下，1984年开始的第二波服务业改革，开始直面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问题。1984年时，中央领导同志指出，今后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明确提出，“发展第三产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越是进步，搞第三产业的人越多”[4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对第三产业发展规律的较早的公开表达。1985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武汉市视察时提出了生产服务业的问题，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公开提出生产服务业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条件和动力的理念。[42]
1986年4月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提出，第三产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大力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特别是要大力开展咨询服务，积极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等事业”，并在五年计划里首次提出了第三产业发展目标。这是在中国五年计划中首次出现“第三产业”概念，并对第三产业增长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第一产业年均增长4.2%，第二产业年均增长7.7%，而第三产业的增长目标设定为11.4%，第三产业目标增长率远高于第一、二产业，这说明当时中央已关注到服务经济增长的潜力，把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5年，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包括商业、外贸、交通、邮电、旅游、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的第三产业。……应当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作为考核大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这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详细论述“第三产业”发展，并将其作为大城市考核的主要指标。1985年4月5日，《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由国务院转发，较为明确地界定和划分了第三产业的范畴和领域。这是将第三产业首次纳入正式的统计指标中。
从这些文件的内容看，从1984年开始，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决策层得到了认可，因此，对服务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释放服务业增长的潜力。改革的路径主要是提高服务业地位，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准入、价格等诸多方面的改革；重建服务业增长的动力，并通过服务业增长，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金融、电信、民航、交通等行业，都存在着政企不分等问题，持续推进服务业各个行业的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促进服务业各个行业快速发展，开始对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积极完善市场管理体制，成为服务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在1980年中期之后，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对服务业的产业性质认识的深化，开始对许多服务业领域的政企不分的情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对于形成市场主体，改善当时服务业的供给状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形成市场主体过程中，缺乏市场管制措施的跟进，以及对民营经济开放不够，形成了行政垄断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服务业改革的一个重点。
20世纪80年代，通过将附属于政府部门的一些服务职能进行剥离，例如，将银行、电信、交通等诸多部门剥离出来，形成政企分开的架构，对服务业市场竞争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作用。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服务部门从政府部门的剥离是不完整的，还遗留了诸多历史问题。从当时的眼光看，这种剥离建立了市场化的基础，对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政策层面对第三产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学术界关于第三产业改革发展的研究也开始增多，从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来看，1984年以第三产业为研究主题的文章有49篇，而1985这一年就发表了467篇，发文量迅速增加，另外，1985年有两次有影响力的关于服务业发展的理论研讨会。
一是1985年5月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江苏省商业经济学会、江苏省常州市商业经济学会在常州市联合召开的“服务经济理论讨论会”，会上不乏关于服务业改革的研究。会上指出了当时服务业改革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例如，宏观上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政策与实际脱节，资金信贷政策不合理，服务定价与市场供求关系不符等问题；同时，会上还提到了一些改革的方向，例如，做到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配套适应服务业发展的财政、税收、信贷、社会保险、价格等政策，建立统一领导服务业的机构，通过改革管理层次、多渠道融资等方法改善企业活力，建立社会劳动保险制度，统筹规划服务网点等；与会代表还认为服务业的改革不能一哄而上，搞一刀切，需要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要建立适合地方特色发展的服务网络[43]。
二是1985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联合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和辽宁省商业经济学会在辽宁省兴城县召开的全国第三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参会专家对第三产业的概念及范围、劳动与产品、第三产业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第三产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三产业等内容展开了讨论与交流。在涉及服务业改革方面，会上提出，要将发展第三产业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要重视第三产业企业的效率和效益，要缩小服务商品价格同工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同时还要关注服务业改革中所涉及的人才、技术、资金、场地等一系列问题[44]。
在研究内容上，这一阶段的服务业改革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三产业统计改革研究。郑家亨、吴戎（1985）就第三产业的统计范围以及产值计算等方面提出了看法[45]。杨中泽（1985）除了提出要明确范围以外，还要建立第三产业相关的统计指标体系，此外，还提到了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的折旧和价格换算等具体问题[46]。钟兆修（1985）从指标、价格、基础数据等方面对第三产业的统计问题进行了分析[47]。
第二，服务业主体效率及准入制度研究。梁志华、盛绳武（1985）专门提到了要破除传统的观念，促进企业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发展开放型企业和工贸结合企业[48]。张凡、叶章和（1985）提出了要动员全社会力量来兴办第三产业，铁路、航空、邮电、金融保险、公用事业等由国家兴办，而商店、饮食、律师和会计事务所等服务的提供应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49]。胡季、易之（1985）认为第三产业中的不少行业没有人去干，而有的干的人又干不好的问题，因此需要改革体制，放宽政策，许多行业和单位应当逐步实行企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小型国营经济可以改为集体经营或者承包给个人[50]。马建堂、王育琨（1987）认为随着第三产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服务设施的逐步开放和经营方式的初步转轨，严重失衡的第三产业结构有了转机[51]。
第三，第三产业发展相关的财税、金融改革研究。王居庆（1985）认为银行商业信贷工作要向多领域方向发展，放宽信贷政策，大力支持第三产业发展。[52]徐日清等（1985）从财政和税收的角度分析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提出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发放低息贷款、鼓励多方集资支持第三产业发展；通过税收调整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等观点。[5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三产业专题组（1986）认为要建立良性的资金循环机制，提出设置第三产业投资附加和服务消费附加、征收土地使用费、发行债券和股票等建议。[54]范源新（1987）认为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也要服务于第三产业发展，要调整、完善税收制度，主动适应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并主张对不同层次的第三产业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55]。
第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改革研究。朱涵萍（1985）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和生产服务区分的角度分析了第三产业的宏观管理问题。[5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三产业专题组（1986）提出要优化调整一、二、三次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在资金、人才、能源、原材料短缺的“七五”期间，优先发展严重不足且对国民经济整体贡献大的行业，对重点发展的行业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重点[57]。李京文（1990）提出应通过结构性发展来实现第三产业总量的增长，调整生活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促进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为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创造条件，在政策上加以扶持。[58]
第五，城市第三产业改革研究。张军、李陵生（1985）认为发展第三产业是充分发挥城市多功能的重要前提，通过城市改革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新兴服务业的开拓将促进城市的繁荣。[59]崔林（1989）认为通过大力发展各类第三产业，调整人口的就业构成，可以扩大城市人口容量，同时，需要重视流动人口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问题。[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