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服务业改革的再认识（1978—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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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改革的动力主要是缓解当时因知青返乡而产生的就业压力以及服务业供给不足而产生的需求压力，而改革的路径主要是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服务业领域边际增长，以解决当时因知青返城而产生的巨大就业压力，并通过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因长期歧视服务领域而造成的服务产品供给不足[21]。

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22]；开放市场，允许个体从事商品流通工作[23]；提高对服务业工作的重视[24]；积极宣传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相关概念等[25]。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阶段服务业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的原意不是为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当时连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概念都没有完全进入到决策层的视角），而是为了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就业压力，在改革措施方面，没有直接从现有的服务经济体制开始进行改革，而是从实际出发，破除意识形态的障碍。从市场准入、所有制松绑等方面入手，以增量推动存量变革。通过市场的开放，利用边际力量慢慢地改变着服务业发展的格局，积极利用渐进市场化的力量，给改革设立一个缓冲地带，进而对服务业的体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采用这种先易后难，先边缘后中心，使改革的阻力变最小的增量推动模式，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当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事实上，1978—198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并未显著上升，在1979—1982年间，服务业比重甚至还呈现了下降趋势。而到198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才真正超过1978年。

在学术研究领域，研究数量在总体上看相对较少，但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开始倡导和呼吁发展第三产业。陈浩武（1980）认为银行信贷支持第三产业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需要改变原来只向生产企业放贷的格局，面向第三产业各部门形成突破[26]。在一些地方实践中，也已经出现了银行向第三产业发放贷款的探索，例如，衡阳市人民银行面向招待所、餐馆和电影院发放了贷款，使其扩充规模、产生盈利的同时，还提供了不少新的就业岗位[27]。宫策（1981）认为，作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以外包括商业流通、生活服务、知识生产、精神生产等范围广泛的产业部门，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规律[28]。农垦部政策研究室一处（1981）直接撰文题为“第三产业大有作为”的文章，指出发展第三产业符合近几十年来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第三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更加突显，并提出制定规划、放宽政策、独立核算、技术培训等多方面政策建议[29]。陶桓祥（1982）还提出了尽快建立一门《服务经济学》的设想，并详细阐述了对服务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看法[30]。

这一阶段的不少学者分析第三产业问题时，都以当时就业难的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例如，王胜泉（1981）以北京市待岗青年就业为例，分析了发展第三产业的迫切需要，同时还认为有许多有利条件和充分的可能性[31]。林新康（1981）认为必须改变劳动力结构，加快发展各种服务性产业，成为解决就业的有效途径。

还有学者在当时开始分析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问题，旨在得出相应的借鉴经验。例如，张开敏（1981）就分析了日本劳动力结构与第三产业发展的问题，提出其经验可以为我们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一定参考[32]。崔维（1983）分析了美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提出第三产业对扩大再生产、劳动力能力提升、增加就业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33]。在对具体的改革实践分析方面，已经有学者开始分析上海的第三产业发展问题。例如，上海市计委的同志在1984年就提出过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通信中心、科技中心、信息中心、咨询服务中心、人才培训中心等设想[34]。孙恒志等（1984）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提出了上海市第三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认为上海发展第三产业的空间和潜力很大[35]。

这一阶段与服务业改革相关的研究主题，还体现在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讨论上，由此还引出了关于社会经济统计方面的讨论，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于光远（1981）[36]、孙冶方（1981）[37]、刘诗白（1982）[38]等。

第三节 服务业改革的再认识（1978—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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