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新中国服务业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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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前言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对中国服务业改革历程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这与关于中国改革研究的丰富文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服务业在中国地位的日益提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针对这种情况，李勇坚、夏杰长（2009）[1]认为，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在于：第一，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之间差异非常大，很难使用一般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服务业进行整体研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看，也缺乏统一的制度变革模式。第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时至今天，仍有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政府官员将服务业视为非生产性的，服务业处在经济增长的附庸地位，这一点在我国的外资产业政策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第三，与农业及工业领域快速而急剧的体制变革相比，服务业的体制变革是琐碎而具体的，其变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渐进的过程只有在一个长时段里才能进行研究，但中国制度变革的时间序列并不长。这三点都能够解释服务业改革的研究文献较少的原因。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身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例如，国内外关于服务经济学的教科书屈指可数。由于服务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不完善，使对其改革进行理论研究也相应具有一定的难度。

在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一般认为，服务业改革滞后于农业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工业改革（国有工业企业改革），也缺乏明确的整体改革方案[2]。当然，对于服务业改革历程或者阶段划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有不同的结论。郭怀英（2010）认为，中国服务业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与起步阶段（1978—1991）、全面推进阶段（1992—2005）、深化与突破阶段（2005年至今）[3]。黄少杰（2007）认为，中国服务业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包括萌芽和试点阶段（1978—1984）、全面推广阶段（1984—1992）、攻坚阶段（1992年至今）。但在具体阶段划分方面，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演进，可以划分为：服务业初步认识期（1978—1984）、服务业认识的深入期（1985—1991）、服务业发展认识的转变期（1992—2000）、服务业发展认识的加速期（2001—2005）、服务业发展认识的完善期（2006年以后）[4]。丁辉侠、董超（2010）从服务业开放的视角，划分为严格限制准入（1979—1987）、跟随性发展（1988—1995）、逐步降低门槛（1996—2001）、严格遵守WTO承诺（2002—2006）、全面开放（2007年以后）[5]。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服务业改革的研究伴随着我国服务业改革实践进程逐渐得到丰富完善，研究与实践之间呈现出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问题导向和时代发展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基于改革与实践的现实需要，服务业改革的相关研究主题也在发生变化，这些问题成为各阶段服务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李勇坚、夏杰长（2010）系统研究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动力与历程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是动态变化的，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就业压力、在90年代主要是财政压力，到2000年之后变革为国际化压力[6]。在一些后续的研究中，李勇坚（2015）对此观点作了进一步阐释[7]。

本章在对我国70年来服务业改革相关研究划分阶段时，继续沿用了该观点。从检索结果来看，也能看出，服务业改革的相关研究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这与我国服务业现实发展的改革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第十章 新中国服务业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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