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生产性服务业研究日渐深入（200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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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0年之后，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论文出现了爆发式增长。通过这些研究，完善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建立了生产性服务业理论的体系，重点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双向互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互动、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生产性服务业理论框架，并使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及理论落实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之中。
一 生产性服务业内涵与外延的新视角
与2000年之前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零星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之后，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的系统性研究，始于对西方生产性服务理论的系统化介绍，甄峰等（2001）[39]是对西方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进行了一个较为详细的综述，对生产性服务业概念的普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江帆等（2004）[40]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从产业视角与投入产出视角进行了综述，这个分类方法，对之后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在此之后，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方面，基本都是沿着产业视角[41]与投入产出视角展开。高春亮（2005）[42]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知识密集、空间可分、集聚经济。
程大中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于2006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生产性服务业方面专著《生产者服务论：兼论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开放》[43]，系统论述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理论模型、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等诸方面的问题，为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进一步兴盛，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之后，他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具体外延进行了研究[44]，这是国内较早使用定量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分类进行研究的论文。之后，李善同、高传胜（2007）[45]，尚于力、申玉铭、邱灵（2008）[46]等也使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国际比较。程大中（2008）[47]认为，相对OECD经济体而言，我国经济中服务投入较少，而且大部分投入第二产业之中，而其他国家经济中服务投入比重高，大部分生产性服务都是投入服务业自身中。李江帆、朱胜勇（2008）[48]研究了“金砖四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特征，他们发现，从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要素看，我国劳动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较大，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较小，且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使用判断指标、数据颗粒度等方面的差异，使用投入产出法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分类时，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生产性服务业过程中，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各个行业拥有不同的特征，因此，提出了“高端服务业”的概念。陈艳莹、原毅军、袁鹏（2011）[49]对高端服务业的概念与内涵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们认为，高端服务业在投入方面有知识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高度依赖新技术和创新的特征，在需求方面有需求对象为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需求的国际化程度高的特征，并具有高成长性、高产业带动力等方面的特征。李勇坚、夏杰长（2012）[50]则从高端服务业的功能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高端服务业是对战略性资源具有非常强的控制能力的相关服务业，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宣烨、余泳泽（2014）[51]按照人均产值和研发强度指标，研究了高端服务业的外延。
基于学者们的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开始进入国家政策视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列出专门章节，提出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52]，规划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其外延分类包括：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将金融、物流、高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点。而首个全国性的服务业规划，即《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将生产性服务业的重点列为：（1）金融服务业（2）交通运输业（3）现代物流业（4）高技术服务业（5）设计咨询（6）科技服务业（7）商务服务业（8）电子商务（9）工程咨询服务业（10）人力资源服务业（11）节能环保服务业（12）新型业态和新兴产业。《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26号）提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重点包括：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商务咨询、服务外包、售后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品牌建设。2015年发布了《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的通知》（国统字〔2015〕41号），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统计分类标准进行了明确，具体指出，生产性服务是“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具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三层，分别用阿拉伯数字编码表示。第一层为大类，用2位数字表示，共有10个大类；第二层为中类，用3位数字表示，共有34个中类；第三层为小类，用4位数字表示，共有135个小类。2019年，国家统计局根据新的国民经济分类（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重新发布了《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按照此分类，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大类共有10个，与原分类保持一致；中类共有35个，比原分类增加1个；小类共有171个，比原分类增加36个。至此，我国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外延的研究从理论开始，再进一步运用到国家政策，最后形成统计体系，对研究工作也形成了数据支撑，并为国家的相关政策决策提供量化的依据。
二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双向促进
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要投入制造业中，对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53]。而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新的需求，从而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过程中，很多研究者关注到了生产性服务这一与生活性服务业有着显著区别的特征，并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郑吉昌、夏晴（2004）[54]也较早地关注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高度相关、双向互动，制造业的发展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吕政、刘勇、王钦（2006）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指出，制造业对价值链进行分解的趋势使生产性服务业日益独立化与专业化，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本身就是内部化——外部化活动特征变迁的过程”。而在另一方面，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顾乃华、毕斗斗、任旺兵（2006a，2006b）[55]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进行了文献梳理与实证研究，他们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论”等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述评[56]，并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地区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行业，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相同的，这说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及不同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有着影响。霍景东、夏杰长（2007）[57]进一步从制造业服务化的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双向互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指出，制造业服务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性服务是制造业的重要投入，二是制造业的产出中有很大比重是服务。交易成本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制造业服务化过程。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58]认为，生产性服务是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是制造业效率提高的源泉。通过对行业的分析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但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各个子行业的作用效果并不一样。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最为明显；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效率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受金融保险业发展的影响；科学研究对制造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它与当年制造业的效率呈负相关，但可以提升次年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且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最大。这与其他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原毅军、郭然（2018）[59]从技术创新的视角，讨论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他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其中生产性服务行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的集聚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
而另一些研究则关注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但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答案。陈宪、黄建锋（2004）[60]较早关注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已从早期的分工，发展到当前的互动与融合。制造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也离不开制造业的需求支撑。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占到整个服务业中间使用的45%。而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梁晶晶、黄繁华（2007）[61]从制造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视角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使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产出的增长，有四分之一是由制造业部门来推动的。但是，张月友（2014）[62]认为，在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这是因为中国式工业化是建立在世界发达国家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展和制造业生产的非一体化基础之上。这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阻碍作用。当然，这种情况在近年来有所缓解。倪红福、夏杰长（2015）[63]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区域人均GDP与行业特征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制造业对服务的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系数与人均GDP的关系因行业不同而不同，呈现出正相关性（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技术研究业）、负相关性（公共服务业）、U型（如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保持不变性或稳定性（如交通运输、仓储业及邮政业，住宿餐饮业）、不确定性。宣烨（2019）[64]则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了制造业低水平过剩，从而抑制了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出现“需求抑制效应”和“融合断裂效应”，而产能过剩使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不能体现出来。
制造业转型升级是近几年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主题。很多研究关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汪德华、江静、夏杰长（2010）[65]发现，制造业内部服务环节的剥离降低了企业的装置成本并有助于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社会化的专业分工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提高效率。而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宣烨（2012）[66]则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专业化水平。夏杰长、姚战琪、李勇坚（2014）[67]对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与实践作了一个系统的论述。研究指出，从国际经验看，但凡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特别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特殊作用。因此，要走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的道路，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与支撑，特别要推动制造业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打造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或功能园区。刘奕、夏杰长、李垚（2017）[68]从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视角研究了推动中国制造业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路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将通过改变成本剩余和收益剩余直接影响制造业升级。社会创新体系、综合交易成本、需求规模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间接作用于制造业升级，要素禀赋与政策环境也会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正向的直接影响。
从整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双向促进作用，当前的研究重点是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向集聚（详见下文的相关讨论）。然而，关于双向集聚的机制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三 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功能，也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69]。很多研究者观察到了这一事实，并提出了很多理论解释。刘志彪（2001）[70]较早地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他根据赫伯特·G.格鲁伯、迈克尔·A.沃克（1993）的观点[71]，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源源不断地引入社会生产过程中，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快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也因此而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华而诚（2001）同样指出，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与服务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关系。服务业对于开拓国内市场、创造内需、提升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更能提升制造业的效率，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发挥战略性地位。钟韵、阎小培（2003）[72]以定量的方法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994—1999年间，生产性服务业（他们使用了狭义的生产性服务业定义，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信息咨询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与人均GDP以及GDP增长率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程大中（2010）[73]从一般均衡关系视角，发现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服务业各个部门中，与人力资源相关的部门对生产促进具有明显的正向效果。李筱乐（2014）[74]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取决于政府规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政府规模较低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但当政府规模跨越较高门限值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因此，单纯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于斌斌（2016）[75]则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在不同的区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促进产业升级等途径，还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子叶、韩先锋、冯根福（2015）[76]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并不是线性的，从全国的数据来看，呈现出存在“U”形的正向非线性关系。在各地区，这种作用都存在着一个门槛，而且这个门槛值随地区不同而不同。李平、付一夫、张艳芳（2017）[77]认为，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TFP对GDP的贡献率超过第二产业且始终高于生活性服务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技术进步水平、较强的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集聚能力。
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方面的理论已经较完善，研究主要是基于已有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证研究。从国内的研究来看，近年来这个方面已不是重点，但仍有较多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例如，生产性服务业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的关系等，都值得深入探讨。
四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
与生产活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要求按照空间均衡布局不一样，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天然集聚发展的特征。在早期，研究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消费上的时空不可分性、来源于制造业中间需求分工深化的特性以及面对面服务的要求，决定了其区位选择以制造业为中心、围绕制造业进行布局。但是，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信息技术进步为传递知识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这使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在都市区聚集，而且其聚集程度高于制造业。这些现象，使很多研究者开始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研究。
在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初期，研究者主要关注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发展的基本理论。赵群毅、周一星（2005）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都市区集聚发展的理论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王晓玉（2006）[78]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内涵和机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模式与演化以及集聚与扩散的关系对国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理论的研究进行了一个简单综述。魏江、朱海燕（2006）[79]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产业集群发展关系的视角，提出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命题。这些早期研究主要是综述性的或者介绍性的，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系统化研究。
从2009年开始，国内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研究开始兴盛起来。陈建军、陈国亮、黄洁（2009）[80]从经济地理学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知识密集度、信息技术水平、城市和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影响，但受地理因素、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影响较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因区域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截然相反的集聚路径。曾艺、韩峰、刘俊峰（2019）[81]则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从整体上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但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却产生了抑制作用，且该影响效果因生产性服务行业和城市规模等级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租赁、商务服务业均有利于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但对邻近地区未产生显著影响。批发与零售业、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均能提高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但不利于邻近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但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未产生显著影响。金融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无显著影响，却明显抑制了邻近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双向集聚是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基本模型。在国内相关的研究也关注了这一点。顾乃华（2011）[82]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高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这种外溢的边界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陈国亮、陈建军（2012）[83]认为，二三产业共同集聚受到产业关联的影响，这其中，知识密集度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也存在着均衡的商务成本水平使得二三产业共同集聚度达到最优。但是，这些因素都存在着区域异质性。祝佳（2015）[84]分析了政府行为对共同集聚的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双重集聚，且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政府行为对集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差异化作用。刘奕、夏杰长、李垚（2017）则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具有双向促进作用，因此，应出台政策，加快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为内涵的新核心—边缘结构。
集聚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现有的研究重点放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双向集聚方面（或者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的影响），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制方面，仍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例如，现代大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其集聚的机理以及发展的方向；又如，以专业化为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园区的形成机理，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