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服务业增长研究不断拓展阶段（199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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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为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上升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一发展过程中，学界对服务业发展和增长的认识、判断、深层次影响因素的研究不断拓展。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华而诚（2001）认为未来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23]。20世纪90年代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不成比例，即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幅度很小。从1991年到2002年，服务业所占比重由33%到34%，仅增加1个百分点。这一水平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于中国服务业发展比较缓慢、比重偏低的这一现象，江小涓和李辉（2004）研究发现，统计口径、补偿性增长与常规性增长差异、低消费率、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程度较低、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等都是影响因素。进一步地，他们通过跨国数据回归分析发现，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增值幅度较小时，收入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的对应关系并不明显，但经历长期经济增长后，GNI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跨越后服务业的发展会实现阶梯式的跨越，占经济总体的比重会显著上升。基于中国省际数据，他们发现人口规模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影响最大，因为人口规模是决定城市服务业比重的重要因素；人口密度对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影响最大；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24]。

早在2005年，江小涓提出我国服务业应该并有可能在“十一五”期间进入增长加速、国民经济中地位上升的发展阶段[25]。她认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因素会为服务业加快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和条件。需求方面主要体现在：服务含量高的消费需求成为新的需求热点，收入水平上升加大对服务业的需求，分工细化产生新的服务需求，城市化进程加快。供给方面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改善，垄断不断被打破，开放程度提升，社会共识开始形成。服务业除了自身加快发展外，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更加突出。其中之一表现在“黏合剂”作用，体现市场供需之间，也体现在不同产业与部门之间，还体现在国际经济的相互联系方面。程大中（2004）认为信息化是中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发挥服务业的黏合剂作用需要正确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26]。2010年，夏杰长对中国服务经济发展做出判断，认为“十二五”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一个关键时期，期间服务业将扮演异常重要的角色，服务经济将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服务业劳动就业将是全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中国有望在2020年左右迎来服务经济时代[27]。判断中国是否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固然要参考国际标准，最经典的就是美国著名服务经济学家富克斯提出的“服务业占比超过50%”就进入服务型社会的标准。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照搬这个标准。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是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再转向服务业大国，是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和工业化进程全国差异很大的背景下，服务业占比就快速上升。显然，只以这个服务业占比超过50%就断定中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是过于简单和武断了[28]。

2011年，江小涓从服务业的复杂性和研究难点出发，研究了服务业增长的真实含义、影响因素以及探讨未来的发展趋势[29]。她认为服务业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构成庞杂、性质差异和目标多元三个方面，而且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的含义与制造业有很大差异，即服务业增长可从真实增长和名义增长两个维度刻画。真实增长主要体现在新增服务消费，名义增长体现在相对价格上升、服务专业化和外移、自我服务转化为市场化服务三个方面。

随着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经济是否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即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服务化阶段，这是重要的问题。从统计数据来看，纵向来看，历史上中国服务业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增值，占GDP比重不断上升；横向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占比仍然偏低。经济服务化的判定有多种标准，其一是看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若其比重超过工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则可判断该经济体进入服务化阶段；其二是从动态角度看服务业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工业等生产型产业内部服务性活动的发展与重要性增加，反映了服务活动在经济领域的广泛渗透。通过21世纪初期的数据来看，中国服务业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尚未进入服务化阶段[30]。

服务经济增长可以多视角刻画。一般地，分析服务业与经济增值关系的视角可以分为：需求视角、供给视角和一般均衡视角。需求视角是指服务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供给视角则相对复杂，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的结论；一般均衡视角把服务消费等纳入效用函数分析服务消费偏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程大中（2010）在一般均衡框架下，使用中国1991—2006年数据研究了中国服务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服务经济发展对整体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效应[31]。必须注意，用名义和实际增加值来看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显著不同。从服务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省级层面数据来看，中国总体及大多数省区市的服务业名义增加值显著提升，但实际值来看变化并不明显，反而中国经济工业化的趋势远胜过服务化趋势[32]。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程大中（2004）认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有“三低”现象：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偏低、就业比重偏低、劳动增加值偏低。程大中认为这背后隐藏的问题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密切相关，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论、服务业就业增长过快论以及成本病理论[33]。服务业结构优化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服务业“成本病”问题。这一个概念是由鲍莫尔在1967年提出，核心是指服务业生产率低下甚至是停滞的。

在这一时期，黄少军的《服务业与经济增长》是国内比较有影响的专门论述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增长的著作。黄少军的这部著作，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述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对“服务业增长之谜”的阐释，是服务经济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遗憾的是，其研究基本是引述西方著名学者富克斯、钱纳里、林达尔、鲍莫尔、辛格的论述，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也没有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增长和服务业结构优化的现象作出理论解释和实证评判[34]。

第三节 服务业增长研究不断拓展阶段（199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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