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服务业增长研究的初步探索阶段（195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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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务业发展的初步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初始几年并没有商业的相关研究。仅有的研究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商业改造情况的介绍，以及商业发展程度的初步判断。1956年的《统计工作通讯》发表了关于新中国商业纲的发展和1955年基本情况的文章，文章称商业纲经过社会主义改组和改造，新型的全国商业纲体系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商业纲的建立发展可以分两个阶段：1949—1952年、1953—1956年。第一阶段是中国服务经济的恢复时期，从经营主要商品的行业着手逐步扩展到国营商业批发机构，并在农村普遍建立供销合作社组织，以控制市场的领导权和稳定物价。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商业的迅速发展时期，由于对私营商业实行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和全行业改造的方针，整个市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在新中国成立后这六年里，中国完成了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除少数边疆地区外，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也都实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化[2]。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工商业的发展定位问题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商业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所有的商业工作中，采购部门、批发部门和零售单位，都应努力服务生产、促进生产[3]。社会主义商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由商品交换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保证社会主义再生产得以连续不断进行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商业对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社会主义商业对工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满足工业生产所需原料、为工业产品开辟销路、工业建设积累资金等方面[4]。社会主义商业如何促进工农业生产高潮的发展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杨春旭（1965）论述了“及时收购，积极推销，生意做活，活而不乱”的商业发展原则，认为这一原则可以有效促进工农业生产高潮发展[5]。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关于服务业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认识逐步增强，但必须认识到，这些认识仍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值得肯定的是，个体商业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个体商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但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后期的政治进程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服务业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即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个体商业、服务业是有存在基础和客观必要的[6]。随着全国城镇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经济学界对服务业的作用、性质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就发展方面，恢复和发展个体商业、服务业，是扩大就业门路的有效途径，可以有效补充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所有制经济的不足，从而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7]。截至1979年底，全国城镇有证个体商贩约占城镇零售商业人员总数的1.6%。随着政策的放宽，1980年城镇个体商业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发展个体商业服务业的呼声进一步提高，主要是主张以国营商业为主体、集体商业为助手、个体商业为补充[8]。发展服务业是安排劳动就业的主要途径，兴办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是主要抓手[9]。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学术界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有了进一步提升。经济学界认为发展商业和服务业不仅仅是解决就业矛盾和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需要，更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商业和服务业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它同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章钟基（1981）对比国外商业和服务业发展情况后，认为中国商业和服务业发展缓慢，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不能够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大力发展商业和服务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积极发展扶植城镇集体经济，允许个人开业，服务性行业较快。这些情况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外加经济供需矛盾解决压力的推动，中国加快发展商业和服务业的条件是具备的，而且是很有潜力的[10]。李江帆（1983）首次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服务业就业比重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大胆预测了17年后服务领域的发展前景：到2000年，如果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服务业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为28%左右[11]。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2000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约为27.5%，与李江帆当时的估计基本一致。他的研究主要表明，服务消费品的生产有其客观规律，随着第一层次需求的满足，第二三层次需求会随之发展，即服务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规律。
二 服务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如何发展服务业是学者们进一步讨论的重要议题。刘堂（1984）认为需要坚持国营商业的主导地位，同时需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商业和服务业[12]。提高认识和依靠政策是扶植和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式[13]。骆耕漠（1985）则直接从第三产业的性质和内容进行讨论，认为“第三产业论”以及“服务业论”，并没有准确理解第三产业所要刻画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而应当从马克思的“第四物质生产领域”理论和服务理论来理解生产性服务业、非产性服务业和服务业事业的结构与本质关系[14]。这应该是较早从性质视角探讨服务业发展，为后期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服务消费的发展趋势决定了服务业的重要战略地位，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对消费服务业提出了不同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服务业必将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服务业的发展要充分利用政策促进服务业多样性的快速发展[15]。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服务业价格水平长期偏低，物质商品和服务商品价格的“剪刀差”日益扩大。服务业价格集中过多，管得过死。这种情况导致服务业服务质量低下，企业发展缓慢甚至萎缩。价格改革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对服务业价格实行有步骤的稳步改革，以实现放开搞活、多元化的服务价格体系的目标[16]。党诚恩（1985）则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服务业：一是要办多种经济成分的服务业；二是要办多层次多规格和多样化的服务业；三是要办城乡结合的服务业；四是要办外引内联的开放性服务业[17]。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发展已经不再囿于生活服务业，80年代背景下的新兴服务业发展引起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王法锟（1987）总结了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信息服务业虽有发展，但较发达国家来说仍然落后，发展较缓慢，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18]。虽然对服务业发展有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基本的思路和路径还是以计划经济为纲。林文益（1987）则较早地明确提出以市场为中心发展服务业[19]。他从社会主义经济仍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商品经济为出发点，认为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由之路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服务业是一种满足社会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的需要而提供劳务产品的经济事业，它是生产和流通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经济部门。服务业区别于物质生产部门、流通部门以及商业部门，它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要面向市场、围绕市场，以市场为中心来组织社会经济，继而大力发展服务业。
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结构问题成为重要的问题。纪良纲（1987）就传统服务业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和服务劳动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合理的服务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也创造价值；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服务业结构是否合理，主要是看它是否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感到方便，是否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0]。刘彪（1987）比较早地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服务业的部门构成及各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两个方面考查了中国服务业结构问题。一方面，中国服务业发展必须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服务业发展需要切合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不能够急于发展以免超越社会物质生产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服务业内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从社会服务活动的效用看可以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从生产服务的效用看可以分为直接生产服务部门和再生产服务部门，还有物质生活部门和精神生活部门[21]。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服务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层面，而非定量研究。
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其以空前的密集型，创造了高度的运转节奏和劳动效率，形成了诸多的中心功能和集约优势。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公共服务业，以其延伸在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的触角，织起了一张社会化协作的巨大网络。城市公共服务业与城市发展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可以认为现代城市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支点[22]。
20世纪90年代之前，学界对服务业的认识逐渐厘清，从承认服务业的经济作用，到提出以市场为中心大力发展服务业，并主张借助财政税收等政策工具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结构方面，注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满足人民群众服务需求的服务业结构就是合理的，并进一步从多层次讨论服务业的结构，从而可以为支持多维度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城市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被学界所承认。这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服务业增长和结构优化的认识奠定了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