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78年之前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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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有的文献，新中国成立后对生产劳动问题的讨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根据何炼成（1989）[10]的研究，厦门大学的草英、攸全（1962）合作发表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争论的起点[11]。根据我们的研究，在更早的一些文献中，虽然没有明确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研究为题，但也零星涉及了生产劳动的范围等方面的问题。如岳巍（1956）[12]通过对“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系统研究，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为生产服务的邮电业、商业以及饮食业等部门，而商业流通部门、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军队、公安保卫机关、文教卫生和科学艺术机关以及为居民生活服务部门的劳动，均不属于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这个观点是后来生产劳动争论中“窄派”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江诗永（1956）[13]则从商业利润与纯粹流通费用的补偿视角，对商业部门劳动的性质进行了探讨。刘日新（1957）[14]探讨了交通运输中的客运是否属于物质生产部门的问题。他认为，客运具有使用价值，属于物质生产领域，其劳动是生产劳动。杨坚白（1960）[15]从经济平衡发展的视角，对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不同部门为了要有适合于各种不同社会需要的产品量，首先就要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但是，从整体上看，在1962年之前，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尚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角，研究也没有系统化。例如，1959年10月，《经济研究》刊发了《十年来我国经济科学的回顾和瞻望》，该文对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成果进行了综述，但是，该文中并没有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讨论与主题，这说明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关于生产劳动的讨论还没有能够成为主题。
196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陆续研究生产劳动的相关理论。草英、攸全（1962）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系统研究的较早一篇论文提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范畴区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是必要的[16]。他们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仅包括与物质生产相关的劳动。论文发表之后，在经济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论。何炼成（1963）[17]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对草英、攸全（1962）关于生产劳动的外延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要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要从生产劳动一般[18]与生产关系特殊[19]的结合出发进行研究，因此，生产劳动的研究，要从生产方式的两个不同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考察。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不管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全民的、集体的，甚至个体的形式），都属于生产劳动。具体而言，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只包括属于生产过程的那部分）；商业中的生产过程（包括商品的包装、分类、保管和运输过程）；物资技术供应部门；农副产品采购部门（仅指执行保管、分类、运送等生产过程）；为生产过程直接服务的科学研究部门；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如出版业、电影制片厂的直接生产部分）。他所提出的这些部门，已大大拓展了草英、攸全（1962）关于生产劳动的外延。而且，他进一步提出，生产劳动的外延一直处于扩张状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与分工的深入扩展，生产劳动的外延还会扩大，过去很多不属于生产劳动的部门也变成了生产劳动部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凡是能直接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只有间接有助于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或不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何炼成关于生产劳动的外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扩大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突破意义。如果沿着这个观点进一步引申，就可以突破马克思定义生产劳动的时代局限，将生产劳动的理论体系构筑得更为完备。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何炼成并没有对生产劳动的概念进行全面拓展。
无论如何，在当时的背景下，何炼成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具有突破性意义。这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很多学者对其理论提出了批评，其中代表性的批评文章包括：胡培《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20]、徐节文《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21]、许柏年《略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22]、杨长福《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23]。这些文章对何炼成的立论，尤其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来研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同意的。例如，杨长福（1964）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生产物质产品但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公有制的实行，不存在剩余价值，因此，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他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下直接有助于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凡不是直接有助于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在这里，他还把生产劳动与所有制联系起来，认为个体劳动不论是生产什么，都不构成生产劳动[24]，这与何炼成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进一步指出，何炼成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出发点是基于需要（需求、消费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出发，这违反了生产劳动的本意。胡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有计划地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它不仅要创造必要产品及其价值，还要创造剩余产品及其价值（纯收入），这对于生产劳动的范畴有了很大的缩减。但他认为，个体劳动与家庭副业劳动，只要生产产品或商品，就是生产劳动。这一点与杨长福的观点是不相同的。徐节文则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对草英、攸全（1962）、何炼成（1963）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他们的研究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25]，这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动机就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只有生产剩余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一观点与胡培（1964）、许柏年（1964）是相通的。
对于这些批评意见，何炼成（1965）[26]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他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需要”，更不是“把需要放在首位”，而是从生产出发，从生产的目的出发，从生产关系的本质出发。以此为前提，他的理论逻辑，并不能得出“政法、公安、军事部门的所有人员，服务行业一切不制作物质产品的人员，不与生产直接联系的科学研究部门的人员等等，所从事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这么一个结论。因此，何炼成认为，他之前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杨长福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个体所有制条件下的生产不能算作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关于生产劳动与所有制的关系方面，何炼成的观点与之前的观点相比，有所倒退。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着关系。
何炼成的观点发表之后，草英、攸全（1965）[27]就何炼成（1965）[28]的批评进行了回应。他们认为，何炼成从需要满足的视角出发，认为“凡是能直接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只是间接有助于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或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这人为扩大了生产劳动的外延。在草英、攸全两位看来，何炼成观点的错误根源在于，在于从消费关系来考察生产劳动，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因此，何炼成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劳动的外延。而许柏年（1965）[29]也对何炼成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何将“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的劳动，列入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范围，是不正确的。何炼成在实质上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作了三重规定：第一重规定、从劳动一般来看，即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第二重规定，从满足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即直接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第三重规定，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因此，作为反映生产关系的生产劳动这一经济范畴的内容，也就不仅反映人们在直接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的关系，而且反映在直接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后所发生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关系”。而许柏年认为，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劳动，并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关系就天然地具有生产性，或者生产劳动的范畴延伸到这些领域。因此，何炼成的观点具有自相矛盾之处。
从总体上看，在20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在当时的背景下，具有较深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首先，通过争论，学界基本认同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范畴区分是存在的，是有必要的。这为之后的研究与讨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其次，考虑到马克思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作出直接论述，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对社会主义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再次，在讨论中，产生了很多具有价值的观点，如对生产劳动范围的扩大；提出了生产劳动的范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扩大；提出了生产劳动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这些争论为改革开放后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乃至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服务业统计与核算问题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