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新中国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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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前言

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我国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生产劳动理论是其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1]。马克思自己也写道，“生产劳动与不生产劳动之批评地区分，依然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2]。而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论述来看，既有从生产力或者劳动一般的视角来进行的[3]，也有从生产关系或剩余价值的视角来进行的，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劳动的批评中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进行区分[4]。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或阐释基本以引述与批评的形式进行的。这种论述的模式，使得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的重新架构会产生很多歧义。另外，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机器大工业生产处于快速发展与普及阶段，服务业等与生产劳动理论相关度极高的产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生产力发展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对于这些领域的劳动如何定性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述，大部分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的[5]，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的生产实践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理论，进行创造性的阐述。

在《资本论》中，就商品的生产过程范畴，有很多关于劳动的论述，包括“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私人劳动”“社会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等。这些劳动的重点关注劳动的自然过程，即生产的物理过程。但是，生产劳动将劳动这个范畴由单纯的物理过程，引申到了社会过程。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者的概念，决不仅包含活动与有用效果间的关系，劳动者与劳动生产物间的关系，而且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发生的生产关系。”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范畴由“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私人劳动”“社会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资本主义非生产劳动”，经过了一个由简单上升到复杂的过程（陆立军，1981）[6]。因此，对于“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待。

对于社会经济实践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按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进行深入研究，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从经济建设来看，明确什么是生产劳动，什么是非生产劳动，还能对社会资源的计划使用等方面提供指导作用。从具体发展历程看，由于对生产劳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服务部门（或者非实物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厘清此方面的认知，对制订服务业方面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早期的研究者中，不管研究者对生产劳动持什么看法，但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与研究的意义都有着论述。如接近于“窄派”的卫兴华（1983）[7]指出，“我们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也服从于一定的目的。那就是怎样安排我们的国民经济，怎样处理和安排好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劳务以及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怎样统计我国的国民收入及其分配”，“我们的商业服务和科、教、文、卫等精神生产部门发展得很不够，有必要重视和促进它们的发展”。而对生产劳动持其他观点的作者，也认为研究生产劳动具有重要意义。如于光远（1981）[8]指出，对生产劳动的错误认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且给精神生产领域、生活服务领域等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还有研究者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对生产劳动的错误认知，使我国的生活服务、教育事业等发展严重不足[9]。

作者对这个领域的文献梳理，发现中国理论界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的研究和争论达到高峰，之后基本很少触及，即便有，也只是零星点点。

第一章 新中国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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