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我们当下的身心系统走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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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机和其他可能产生冲击性创伤的事件来说，人们经历这些事件时的耐受窗自然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在危机期间应用思考脑功能和社会参与策略的能力也不尽相同。我们的耐受窗在危机中的宽度取决于我们的非稳态负荷，它来自我们的童年生活经历和后来没有得到充分恢复的慢性压力与创伤。[2]

也就是说，我们用自己迄今为止所形成的身心系统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1973年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期间，以色列领导人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铺垫，以色列在1967年向其阿拉伯邻国发动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先发制人的攻击，夺取了南至西奈半岛，北抵戈兰高地的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的重要领土，使得以色列控制的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不难理解，这次军事上的失败让阿拉伯国家感觉十分耻辱，它们发誓要收复失地。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以色列民众始终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保持着焦虑，特别是考虑到以色列国防军（Isreali Defense Forces，缩写为IDF）80%的地面部队由预备役人员组成。若遭到邻国突然袭击，这些人将不得不在没有多少预警的情况下被动员起来保卫边境。尽管如此，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分析却显示，在1973年春夏两季，以色列领导人否认了战争可能性越来越大的种种警告。[3] [4]

当埃及和叙利亚最终在当年10月6日“赎罪日”，也就是犹太历上最神圣的一天发动攻击时，以色列领导人措手不及。这次军事行动由针对南部西奈半岛和北部戈兰高地的协同攻击组成。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埃及和叙利亚派出了超过10万人的军队攻占这些地区，以色列匆忙做出响应。以色列用了2天时间成功组织了针对叙利亚的反击，并用3天时间阻止了埃及的进攻。最终，以色列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击败了叙利亚和埃及。这场战争最终在10月底停止，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

正如这一背景显示的那样，对以色列民众和领导人来说，这次进攻明显是一次冲击性创伤。尽管如此，军事领导人在危机中的应对能力却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以色列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在战争期间的决策非常糟糕，但他具有非常丰富的军事和指挥经验，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权威，而且作为1967年战争中公认的英雄，他的社会影响力可以说无人能及；而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戴维·达多·埃拉扎尔（David “Dado” Elazar）却表现得相当冷静，而这使得他承担了高于他所任职位常规职责的责任，即制定战争决策。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趣的是，研究人员研究了以色列领导人在战争爆发第二天，也就是埃及和叙利亚攻势最盛时的不同压力水平和决策能力。尽管研究人员并没有从耐受窗的角度去分析，但领导人的决策行为会随着他们的耐受窗宽度而变化。虽然以色列领导人面临的情境压力是相似的，但他们在战争中的决策行为却反映出他们在应对压力和制定战略最优决策的能力上具有很大差异。

例如，国防部部长达扬承受了很大的非稳态负荷，这种负荷来自他在此前的战斗经历中患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1968年的一次交通事故，这起事故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背痛和持续不断的头痛，同时他的一只眼睛还失明了。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可能会认为达扬的耐受窗变小了，因此在战争中他的应激唤醒水平可能会超出自己的耐受窗，让生存脑的运作（压力和情绪）来主宰他的决策。

达杨在战争中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研究人员指出，达扬的行为“表明他处于极度压力之下，并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战争开始后不到24小时，达扬的表达方式显示出了一种对以色列面临生死存亡威胁的极度恐惧。”[5]

因此，令人毫不意外的是，达扬在战争中制定了糟糕的决策，包括研究人员认为的“可能算得上战争中最糟糕”的决策，这个决策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是“重大失误”：尽管一开始取得了成功，但达扬放弃了摧毁埃及南部地对空导弹基地的计划，转而针对北部发动了一场空袭。[6]北部的进攻后来失败了，因为这项临时作战任务并没有得到必要的情报支持。实际上，达扬的糟糕决策削弱了以色列空军的实力，“使他们无法在战争期间为以色列地面部队提供有效支持。”

战争中达扬的社会参与能力也出现了下降。[7]甚至在战前，他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对任何人几乎都没有信任感”。他最亲密的知己是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和她的顾问，不管部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ntfolio）以色列·加利尔（Yisrael Galili）。实际上，达扬和这两个人共同组成了梅厄的“厨房内阁”来“制定以色列最重要的国防决策”。然而，当达扬在战争前两天频出昏招之后，梅厄和加利尔“对他的判断失去了信心”。尽管达扬还是国防部部长，但他们不让他参与战争决策，而是让国防军参谋长埃拉扎尔对以色列的撤军做出最后决策。

相比之下，在战争的第二天，埃拉扎尔“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戏剧化或明显的痛苦迹象”，这说明他的应激唤醒水平尚在耐受窗之内。[8]不出所料，研究人员认为埃拉扎尔在战争中做出了“高质量的决定”。的确，梅厄总理和其他观察者发现，与达扬不同的是，埃拉扎尔一直“像块石头”，始终保持着出色的判断力。在此后的战争过程中，梅厄“更偏向他而非达扬的建议”，这让他获得了“比国防部部长级别更高的非正式地位”。

而埃拉扎尔也能够提供和接受社会支持。[9]他有一个由将军们组成的非正式小团队为他提供参谋；重要的是，这个团队“并不是同质化的，也不会无意识地认同埃拉扎尔的意见”，这表明他能够倾听和学习不同观点，哪怕是在遭遇攻击的极端压力之下。换句话说，埃拉扎尔在战争期间始终能够参与社会活动，与各类人士进行广泛联系，为他们提供建议，同时从中获得支持。

需要明确的是，在冲击性创伤事件中，包括在意外或突发的危机、存亡冲突或某人命悬一线的情况下，每个人一开始可能都会产生应激唤醒反应和强烈的情绪，让自己置身耐受窗之外。

然而，在最初的冲击过后，那些耐受窗较宽的人，比如埃拉扎尔更有可能降低自己的应激唤醒水平和情绪强度，回到耐受窗内。耐受窗越宽，冲击消失得越快，而且他们也能够更快地获得有效决策能力和其他思考脑功能。他们也会有更多能力去使用第一道防线的社会参与技能，与他人建立联系，为他人提供支持。

相比之下，像达扬这样耐受窗较窄的人可能无法向下调节他们的应激唤醒水平，因此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无力制定最佳决策。这些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在整个危机期间都会让压力和情绪来驱动他们的决定。由于他们的耐受窗更加狭窄，因此他们也可能会“退回”到第二和第三道防线，也就是战或逃反应及僵硬反应。因此，他们也更有可能在危机期间经历人际关系上的挑战，比如退缩、斥责他人或需要过多的安慰与支持。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的“创伤性”事件并不会给每个人带来同样的影响。

当我在第2章第一次提到这个观点时，我引用了一个遭遇伏击的步兵小队的例子。当这13名步兵遭遇伏击时，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会产生13种不同的身心反应。这并非不可能，因为遭遇伏击的步兵可能具有13个宽窄不一的耐受窗，而每个窗口都有其独特的生存策略。

耐受窗较宽的步兵更有可能保持思考脑的运作，哪怕是在充满压力的伏击之下。他们更容易准确评估形势，与其他步兵进行协调，接着做出适应性反应，比如发起反击等。换句话说，尽管这些步兵会经历来自应激唤醒反应的一波冲击，但是他们更容易形成态势感知，会根据需要首先采用社会参与和战或逃策略，也就是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直到整个团队进入安全状态。

相反，耐受窗较窄的步兵在遭遇伏击时更有可能经历应激唤醒反应，这有助于突破他们的耐受窗。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思考脑可能会以退化的功能运作，从而削弱自身的态势感知能力和决策技巧。他们很容易自动“退回”到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也就是战或逃及僵硬反应，而不会首先采用有效的态势感知判断他们默认的防御策略是否适用于当下。由于他们无法启用腹侧副交感神经系统功能，所以他们更难以适应环境和与其他步兵协作。他们可能会感到头晕眼花、困惑不已或被恐惧支配。他们或许会形成管道视野，听到失真的声音，感到时间慢了下来，抑或产生从远处观察当前情形的幻觉，这些皆是僵硬反应的表现。

伏击结束后，这支小队回到了防线内，他们在事后同样形成了13种不同的应对策略。对那些以较宽的耐受窗应对伏击且非稳态应激功能正常的步兵来说，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尽管他们可能会保持应激状态，甚至在之后经历严重的压力问题，但他们的身心系统最终可能会得到完全恢复。

然而，对于那些耐受窗狭窄（或变得狭窄）的被伏击步兵来说，他们必然无法发挥正常的非稳态应激功能。对这些人而言，伏击带来的失调效应更大。在此之后，他们信任和依赖他人支持的能力也会下降。在其现有的非稳态负荷条件下，他们在此之后减轻失调症状并得到全面康复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会更加困难。相反，伏击的影响可能会在他们的身心系统中滞留，使得他们无法完全恢复，这种影响将与之前未得到解除的慢性压力和创伤相互作用，增加他们的累积非稳态负荷。

此外，对于那些耐受窗因儿童期不良经历而缩小的步兵来说，他们有可能会在之后依赖其童年时遭遇压力和创伤时采用的应对模式，也就是我在第7章讨论过的那些“幼稚”的应对习惯。例如，他们可能会用尼古丁、酒精、安慰食物或其他药物来自我麻痹。或者，他们会进行寻求刺激的活动，比如以危险方式驾驶摩托车、打架斗殴、乱交或实施家庭暴力，以此获得内啡肽的刺激，缓解自己的焦虑。他们或许还会进行自我伤害。当然，这些应对机制都无法帮助他们的身心系统完全恢复。因此，虽然他们的思考脑可能感到自己更有控制力了，但这些应对策略实际上会增加他们的非稳态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