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鼠轮[8]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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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加速变化的世界中。科技创新，特别是在遗传学、纳米技术、神经科学、机器人技术及人工智能等方面持续加速，带来了社会、伦理和哲学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米兔”（#MeToo）两场社会运动[9]揭示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和性别暴力等长期存在的社会议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分歧、“假新闻”和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不信任。实际上，在2017年，5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当年是他们记忆中美国历史上的最低谷——这种感觉是美国所有年龄层共有的，他们中包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人。[10]除了人类的这些冲突之外，人口过剩、气候变化及自6 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于地球以来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同样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的物种多样性、健康和承载力。[11]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当我们将这一切放在一起思考时，我们就不会再奇怪于我们人类的身心系统为何常常显得过于脆弱，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尽管这套系统最早在20万年前就已设计好，而且此后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事实上，从多个指标来看，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暴力、压力和创伤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枪击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死亡3.85人，大多数死于自杀，且高于社会经济水平与美国相当的其他国家：这一比率是加拿大的8倍，德国的32倍。2012年12月至2017年10月，美国发生了1 500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 700人死亡，6 100人受伤。[12]只有也门这一个深陷内战、濒临崩溃的失败国家的大规模枪击死亡率高于美国。[13]更广泛地说，美国居民在2016年共经历了570万起暴力侵害事件，即每1 000人中就有21.1人受害，包括强奸、性侵、抢劫、重度伤害或单纯强暴等。[14]美国的监禁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有230多万人在监狱服刑。[15]同时，89%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曾经经历过至少一次创伤事件，其中多数人表示他们经历过多重创伤。[16]当然，并非每个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都会出现创伤。在美国，有4%~6%的男性和10%~13%的女性一生中至少罹患过一次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在经历过战争的男性和遭遇过性侵害的女性中，罹患终身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例是前者的2倍多。[17]创伤后应激障碍很少单独发生，它的出现通常伴随着药物滥用、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症状的人也更有可能对亲密伴侣实施暴力或自杀。[18]
其他看似与创伤无关的统计数据，实际上可能反映了美国人较高的创伤水平。当前，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患有精神疾病，近一半的美国人一生中至少会患上一种精神疾病，因而精神疾病比癌症和心脏病等其他疾病更容易导致残疾。[19]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疾病的诊断率也在不断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报告的频率有所增加，以及诊断手册里收录了更多精神疾病。大多数纵向研究（研究人员回归同一个群体，收集不同场景下的数据的研究）都证实了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而且终身患病的风险一代比一代高。例如，2007年美国年轻人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可能性是1938年同龄段美国人的6~8倍。今天，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15% ~20%，是1915年之前出生的美国人的10倍（这些人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20]过去70年间，焦虑症的发病率也在稳步上升。现在，焦虑症是美国最常见的精神疾病，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受其影响，求治焦虑症的美国人比求治背痛或偏头痛的更多。实际上，和没有焦虑症的人相比，罹患这种疾病的人看医生的可能性是前者的5倍，住院的可能性是前者的6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希望缓解类似生理疾病的症状，比如心悸、头痛、睡眠问题或胃肠道症状等。[21]
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药物滥用行为也在增加。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曾有过滥用或依赖酒精的行为。[22]自2000年起，因酗酒引发的急诊次数增加了50%。[23]虽然美国人口数量仅占世界人口总量的4%，却消耗了全世界75%的处方药。[24] 2014年，超过3 500万美国人服用了抗抑郁药物，比2000年的1 300万人增加了不少，其中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数是2000年的3倍多。此外，有超过700万美国人经常因非医疗因素使用精神类药物，比如止痛药、兴奋剂、镇静剂或安定药等。毫不奇怪的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毒品致死率最高的国家，自1990年以来，这一比率已经增长了超过650%，使得2016年和2017年的美国人口预期寿命出现下降，低于社会经济水平与美国相当的许多其他国家。[25]吸毒过量是现在导致50岁以下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三分之二是由阿片类药物引起的。2017年，阿片类药物的泛滥导致近4.8万人死亡，超过了艾滋病危机最严重时的年度死亡人数。
除了阿片类药物滥用和酗酒之外，自杀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它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群体和乡村地区中尤其如此。[26]如今，大多数乡村地区的自杀率几乎是城市地区的2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家庭普遍持有枪支有关。总体而言，美国的自杀率在1999年至2017年间增长了三分之一，其中死于酒精、毒品和自杀的人数达到了自1999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收集此类死亡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且自杀一直是美国人的十大死亡原因之一。
当然，这些趋势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成年人。在过去十年里，因自杀倾向而接受住院治疗的青少年人数翻了一番。[27]美国大学健康协会的调查显示，2016年，62%的美国大学生表示自己在前一年经历过“无法应对的焦虑”，焦虑症是他们当前寻求咨询服务的最常见原因。从更广的角度来看，2017年，91%的年龄在15到21岁的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Z世代”，称自己经常出现与压力有关的生理或心理症状，比如抑郁症或焦虑症等。
而美国的成年人也表示他们在主观上感到压力更大、更焦虑。[28]例如，在2008年至2016年间，美国谷歌网站上“焦虑”一词的搜索比率增长了1倍多——在受教育水平较低、收入中位数较低及农村人口较多的地区，这个词的搜索率更高。同样，美国心理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生活在中度或高度紧张的状态下，4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压力在过去5年内有所增加，特别是工作方面的。然而，尽管承认自己的压力水平不利于健康，但大多数美国人也表示自己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时感到受挫，并指出主要的障碍是因为太忙。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美国生活方式的指标：运动量能够达到推荐标准的美国成年人不到一半，几乎有38%的美国人被归为“完全不运动”一类。[29]肥胖的美国成年人约占1/3，另有1/3的美国人超重。1/5的美国人表示自己经常因为压力而暴饮暴食或食用不健康的食物。而且，1/3的美国人至少表现出一种失眠症状，2017年，有45%的美国成年人表示自己在过去1个月内晚上睡不着。
为了解释焦虑症和抑郁症患病率的不断上升，研究人员指出，慢性身体疾病、肥胖、高碳水化合物和高糖饮食、缺少体育锻炼等都缘于过去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进化错配。[30]他们还指出，不平等、孤立、无聊和孤独感伴随着社会资本和社区的衰落已然成了现代生活的特征。例如，一项从尼日利亚到美国都市女性的跨文化分析发现，环境的现代化和都市化程度越高，抑郁症的患病率也越高。无独有偶，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似乎可以解释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抑郁症发病率为何比墨西哥移民更高。总体来说，发达国家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容易罹患焦虑症和抑郁症。
上述种种统计数据表明，许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正在主观上变得越来越糟糕，而这些社会变迁与现代世界和我们还停留在旧石器时代的神经生物学特性之间的错配有关。和我们的穴居祖先一样，我们的神经生物学特性决定了我们天生就可以定位当前的致命威胁（比如捕食者），并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下来。重要的是，我们与祖先所共有的身心系统得到了优化，使得我们能通过短时的爆发即刻存活下来，然后再进入恢复期，进行愈合、繁殖和成长等更为漫长的活动。
这固有的属性尚未改变，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连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决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很少身处致命危险之中，但我们的身心系统始终依赖着这种固有属性来应对“象征威胁”，比如对迫在眉睫的工作或下一次校园枪击案会发生在何时何处产生的焦虑。然而，和我们的祖先不同的是，我们的身心系统可以一连开启数日、数周、数月甚至数年，那些在我们产生应激唤醒反应时天生就不被优先考虑的长期任务将被一再推迟。
矛盾的是，现代社会的便利加剧了这些问题。我们面对着持续的需求、最后的期限、时间的压力以及让我们得以超越自然约束的科技。显然，全天候接触电子设备的条件助长了“多任务处理”的神话，这让我们难以从社交媒体信息中解脱出来，也无法摆脱将我们和办公室捆绑在一起的电子束缚。然而，这种持续的电磁干扰通常没有被我们意识到，也使得我们的身心系统保持着开启状态。从汽车、火车和飞机的速度，到公共场合中无处不在的电视广播传送的高速变化的图像和声音，再到我们在无聊时候使用的计算机和手提设备，我们不间断地接收着种种电子刺激。即便是电这样“老气”的事物也能让我们置自己的睡眠、营养吸收和恢复的自然生物节律于不顾。除了从科技上的超越之外，我们还补充了种种药物，比如处方药、康乐药物、抗酸剂、泻药和安眠药等。咖啡因、尼古丁和糖分帮助我们在短期内人为地调动能量、集中注意力，而酒精则帮助我们在一天结束时放松下来。也就是说，这些便利条件为我们提供了更有创意的方式来超越自身的固有属性，我们最终会越发偏离我们与生俱来的校准和自我调节能力。
最后，现代世界远比我们穴居祖先所处的世界复杂。不确定性、复杂性、不稳定性和模糊性都是“象征威胁”，这意味着现在它们很少需要我们针对人身安全方面的致命危险做出决定。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开启了我们旧石器时代“战或逃”的天性，但我们没有一个直接的出口来使用自身调动的所有应激唤醒因子，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来指示我们终于可以“退出”了。最容易让我们在心理上感到威胁的压力源（最容易调动我们的能量）是那些令我们感到新奇、不可预测和无法控制的事物，而这三个形容词恰好贴切地描绘了现代生活！
这么看来，无怪乎我们都会产生慢性疼痛、失眠、便秘、性功能障碍或免疫功能受损引起的身体疾病。无怪乎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自觉地把眼前的事情看得比长远的幸福、成功和健康的身心更加重要。无怪乎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感到孤立、疏离和不满。无怪乎我们与冷漠、倦怠、焦虑、抑郁、麻木和无意义做着斗争。无怪乎我们精疲力竭，不断运行着我们的身心系统，却不对它们进行优化，并最终将它们耗尽。
尽管这种失调影响的是我们所有人，但它对那些在高压环境下工作的人来说尤其严重。从在危机中做出瞬间战术选择，到制定通常会产生重大财务、战略或政治结果，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高风险决策，在这些过程中保持冷静、公平、同情和果断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越忽视自己的天性，越消耗自己的精力，就越无法做出有效的决策。在种种这样的情形下，冲动决策、误判、不道德或暴力行为及道德上的伤害无疑会令人们越发担忧。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尽可能多地将收集信息、制定决策甚至完成任务的工作交由科技工具、机器人、无人机和计算机去完成的现象激增。这种对技术革新的贪得无厌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一种错误的预期之上，即我们能够借助更多科技来克服自身的生物属性和现代社会之间的严重错配。它还意味着，在当今世界充斥着复杂而密集的信息的前提下，我们无法做出明智的决策。我们暗中渴望自己最终能够走出永无休止的仓鼠轮。这种半清醒的假设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规避自己情绪化、冲动和容易疲惫的不可靠属性，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