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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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已于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宣布关东戒严，日侨准备撤退，一时空气紧张，人心惶惶。日本公开实行了武力讹诈，在这种局面下，袁世凯政府屈服了。陆徵祥在国会曾沉痛报告了中日交涉的情况：“我政府对于此次交涉，历时三月有余，正式会议至廿五次，始终尊重邻邦之意，委曲求全，冀求和平解决之目的，不特我国民所共知，即各友邦亦莫不共谅。惜日本或借词要挟、或托故增兵，终为武装之谈判，致不能达此目的，迨一经决裂，我国必难幸胜，战后之损失，恐较之现在所要求，重加倍屣，而大局糜烂，生灵涂炭，更有不堪设想者。在京友邦驻使，亦多来部婉劝，既与中国主权内政无损，不可过为坚执，政府反复讨论，不得不内顾国势，外察舆情，熟审利害，以为趋避。”

5月9日，中国被迫签订修改后的“二十一条”，全国民众都是沉痛万分，后来社会把此日当成“国耻日”纷纷集会纪念。袁世凯对此也表示了很沉痛的心情，以后讲话常以此为例激励属下，他儿子袁克文曾写过一首诗，记录此事：“炎炎江海间，骄阳良可畏。安得鲁阳戈，挥日日教坠。五月九日感当年，曜灵下逼山为碎。泪化为血中心摧，哀黎啼断吁天时。天胡梦梦不相语，中宵拔剑为起舞。誓捣黄龙一醉呼，会有谈笑吞骄奴，壮士奋起兮毋踌躇。”袁世凯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被世人谩骂不少，有一定合理性，外交总长陆徵祥主持了中日间的全部谈判，但是后人很少责难他，而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份参与了谈判，应该是职务所属，并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曾经在日本为修改第五项条款积极进行努力，甚至表示日本出兵，他要在使馆下旗之日在使馆官邸大门自杀，章是去东京换约签字而惹些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