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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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日本1915年强迫中国签订史称“二十一条”的中日密约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英国和日本联合对青岛的德军发动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以日军为主的军队占领了青岛。日本曾在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夺取旅顺的权益，早尝到甜头，所以趁世界大战把占领青岛当成落入嘴里的肉，在当时弱国无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几乎没有实力要回青岛的租借权。袁世凯那时已经有称帝的企图，通过渠道寻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而日本正利用这种机会，突然在1915年初，提出了苛刻的“二十一条”，第一条就是“中国完全同意日本与德国就原先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达成任何协定”。但是最无理的是以下几条，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在有中日冲突和治安纠纷的中国地区，设立中日共管或拥有双方工作人员的警察部门；日本供应中国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弹药，或建立一个由双方共管、雇佣日本专家、使用日本原料的兵工厂。这些被看做日本灭亡中国的开始。

袁世凯接到这份恶毒的“二十一条”，也很感意外和惊慌。后来日本驻华公使在喝醉酒时，曾说过一段话：“日本人对于皇室，不论本国或外国，都具有传统的崇奉观念，但在日本人看来，袁总统不但是清室的重臣，且世受清室的宠信，姑无论他的办法如何巧妙，总觉得有欺骗寡后幼主的嫌隙，这是日本人普遍的批评。”这表明日本颇有利用山东问题有意无礼威逼袁世凯。袁当时马上找来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商议。由于孙宝琦甚至主张全盘接受，不要引起武力干涉，袁撤了孙的外长之职，换上了亲英美的著名外交家陆徵祥。当时内阁中对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接替并无异议，因为无实力抗争，焦点在后面日本派顾问和军事涉入中国事务几条上。由陆徵祥和曹汝霖等和日方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谈判，二十一条中接受了八条，修改了若干，拒绝了八条，中方的外交努力是把最后第五号中几条搁置。（参见下页表）

在中方仍坚持继续谈判情况下，5月7日，日本向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牒，内容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议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