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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第96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在这几次餐会上，慈善承诺的提议也没有遭到“枪决”。换句话说，大家的“反应”还不错。于是2010年伊始，承诺被落实为运动的战略之一。把承诺比例定为净资产的50%，是比较务实的做法，虽然低于三位发起人期待的水平，但也可能已经是上限了，至少初期如此。与此同时，这份承诺绝非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而只是形成书面，要求人们认真对待的道德义务。事实上，这些承诺将被公布在一个由梅琳达创建、监督的全新网站givingpledge.org上。巴菲特的承诺99%可能会成为该网站的第一份，当然，如果他没被西雅图那对夫妇抢先的话。
    盖茨夫妇和巴菲特热衷于领导一场发现“伟大捐献者”的运动，因此他们期待得到富人们的全力支持。已经承诺至少捐献50%家产的人有布罗德夫妇、多尔夫妇、伦费斯特夫妇和莫格里奇夫妇。另外，在线发布本文时，三位发起人将向他们认为可能做出承诺的其他一些亿万富翁寄发电子邮件并拨打电话。接着，所有承诺人或许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向更大批的亿万富翁寄发邀请函，邀请他们加入这一活动。今年秋天，甚至还可能召开一次“伟大捐献者”大会。
    这次冒险能否成功，也许要时间才能给予我们答案，不过三位发起人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巴菲特深知每一位富人都曾考虑过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也许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但他们肯定都考虑过。我们邀请他们做出承诺，将会促使他们再次仔细考虑这一问题。”最最重要的是，他提醒富人，不要迟迟不做如何处置财富的决定：“如果他们一直要等到90多岁时才最终决定，那时他们的脑力和意志力肯定不可能胜过现在。”
    盖茨认为50%是鼓励高参与度的“低门槛”。他认为，可能有的人会因为看到这个比例而被吸引进来，但结果却承诺了一个更高的比例。“这是另一个境界的事情。”他认为，把所有事情都解决是需要时间的。
    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在梅琳达眼中是不同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富人不愿意捐赠，她说：他们不愿意筹划自己的身后事；他们担心自己需要请人帮助处理此事；或者他们只是不愿花时间仔细考虑这件事。因此她认为，“承诺运动”的初期目标必定只能是打消他们的顾虑，引领他们进入捐赠的队伍。最终呢？“3～5年之后，我们将有数目可观的一大批亿万富豪加入。那时才算得上成功。”
    毫无疑问，整个社会或多或少都将从中受益。不仅如此，不仅富有的人会认真思考此类承诺的含义，其他捐献数额不大的人也可能会突然间多了一个理由来思考他们所做的事的公正性。

    87　我的慈善承诺

    2006年，我承诺逐步将所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会。对此决定，我的愉快之情无与伦比。
    现在，我、盖茨和梅琳达三人倡导数百位美国富豪承诺将自己至少一半财富捐给慈善事业。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时机以重申我的意旨，并解释我做出决定时的考量。
    首先，我承诺：在我有生之年或去世时，将向慈善机构捐出99%以上的个人财富。按美元计算，可谓“一诺千金”。不过，相对而言，每天都有很多人为他人贡献着更多的财富。
    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捐助教堂、学校和其他机构，从而放弃用这些钱去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求。他们把钱投入募捐箱或捐给联合慈善基金会（United Way），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看电影、外出就餐或其他个人享受的机会。相比之下，即使兑现捐献99%财富的承诺，我和我的家人也不必舍弃任何个人需要。
    非但如此，这一承诺并不需要我奉献最宝贵的财产——时间。很多人，我很骄傲地说，包括我的3个孩子，毫不吝惜地花费大量时间用他们自己的才华去帮助别人。这类奉献的价值往往远胜于金钱。对于一个身处困境的孩子而言，导师的友谊和关怀远非一张支票所能买到。我的姐姐多丽丝，每天都向别人提供面对面的帮助。而我在这方面几乎无所建树。
    然而，我所能做的是拿出一大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这些“提取凭证”兑换成现金之后可以买到很多资源，用以惠及那些由于命运的不公平而饱受生活不幸的人。迄今为止，我已经捐出了20%的股票（包括我已故的妻子苏珊·巴菲特的股份）。我将继续每年捐赠4%左右的股票。我全部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股，最迟将在我的遗产清点完成后10年内被分布到慈善事业的各个方面。我的钱不会流向捐赠基金；我希望这些钱用于解决现实的需要。
    这项承诺并不会对我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孩子们。他们已经得到了大笔可供使用的财产，将来还会得到更多。他们生活得舒适而且充满创造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将继续过着予取予求的生活。
    有些物质上的东西使我的生活更惬意，但也有很多东西不能。拥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挺不错的，但拥有半打豪宅却是一种负担。你占有的越多，反而往往被物质所占有。我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财富，除了健康以外，就是形形色色的有趣而恒久的朋友。
    我的财富来源于多项因素的结合，比如生活在美国、幸运的基因以及复利。我和我的孩子们都曾中过我所谓的“卵巢彩票”。首先，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在美国的概率至少为30比1。我是男性，而且是白种人，也使我避免了大多数美国人当时所面对的障碍。
    我的好运愈发凸显是因为我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它有时会造成扭曲的后果，但总体而言还是造福了美国人民。在我工作的经济环境中，国家用奖章奖励在战地拯救战友生命的人，学生父母以感谢信的形式感谢伟大的老师，而对那些发现低估定价证券的人却以数以亿计的美元奖励之。简单来说，命运垂青哪部分人实在是件难以捉摸的事。
    我和我的家人对于我们不同寻常好运的反应不是愧疚，而是心存感恩。如果我们在自己身上使用超过1%的财产，也并不会让我们更快乐或是更健康。相反，其余99%的财产却能给其他人的健康和福利带来巨大影响。这一现实为我和我的家人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保留足够我们享用的财产，其余的捐给社会，满足社会的需要。我的承诺就是我们坚实地迈向慈善事业的第一步。

    《孩子们都很好》（The Kids Are All Right）是2010年的一部电影。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沃伦·巴菲特的3个“孩子”：59岁的苏茜·巴菲特，57岁的霍华德·巴菲特以及54岁的彼得·巴菲特。3人都毕业于奥马哈的公立学校，从小就深知父母鲜明的观点：不要全部都留给子女。他们早已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有着自己的事业。没错，目前3人都经营着由父亲资金支持的基金会，这是专属于他们的就业机会。但是3人对待工作都保持着高度认真的态度，他们明白，把钱花到刀刃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苏茜的基金会主要资助她所居住的奥马哈的早教事业；霍华德在伊利诺伊州迪凯郊外的一家农场工作，他的基金会主要关注改善非洲贫困的农村生活；家在纽约的彼得和妻子珍妮弗则致力于全球女性问题。
    彼得·巴菲特之所以成为《财富》杂志这篇文章的主角，是因为他2010年出版的新书《做你自己》（Life Is What You Make It：Find Your Own Path to Fulfillment）在中国取得了巨大反响。本文首次出版时，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中国的销量已达32万余册，而到了2012年终，更是售出超过40万册。巴菲特在中国的名声肯定对这本书的销量有所助力。他是尽人皆知的“股神”，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人们的目光。但是彼得·巴菲特却显得离经叛道，他离开了声名赫赫的斯坦福大学，中断了学业，像个穷小子一样追逐起了看似毫不稳定的梦想，这点吸引了许许多多中国年轻人的目光，很多人不能想象为什么他会甘冒如此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