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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第16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然而巴菲特说，其实不然。他意识到这将是他绝地反击的最佳时机。除了他自己以及上文提及的其他3位投资者，巴菲特又加了5位“幸运金币”，而且还起了个名字“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级投资者”（The Superinvestors of Graham-and-Doddsville）”。他解释说，这9位拥有同一位“精神导师”，著名的投资家和作家本杰明·格雷厄姆，按照格雷厄姆的理论，当某投资品种的市场价格与其内在的商业价值之间发生了背离，投资者的机会就到来了。
    巴菲特说，然而，这9位投资者是在不同领域缔造了自己的辉煌业绩，他们的投资组合中鲜有重复的股票。换句话说，他们虽然栖息在“同一个理念的国度”，却做着形形色色的生意。把这些人的成功都归结为“幸运”，实在荒谬。
    作为这场著名论战的旁观者，我认为巴菲特打了一场漂亮仗，干脆利索地战胜了詹森。这个结论也成了大家的共识。巴菲特自己也觉得，在他自己写过的文章和做过的演讲中，这一次是逻辑最为缜密，理据最为充分，因而也是最好的一次。读者可以在网上找到“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级投资者”的全文。
    ——卡萝尔·卢米斯
    大多数痴迷于股市的人，逃不开以下三类派别：（1）那些怀疑人们是否真正懂得如何打败市场的学院派；（2）对此观点愤愤不平并持反对态度的专业投资人；（3）股市上的业余选手，信奉自己可以战胜市场，但没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假想还有待论证。我一直认为自己板上钉钉地属于第一派别，然而，直至去年前后，一切发生了改变。
    对于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专家、教授们似乎已经建立起了势不可当的强大理论体系。如果你认为该假说就是真实市场的原版写照，那你就会认为股市不可能被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打败。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假说距离事实有多近呢？在重新考察商学院的基本案例以及最近出现的一些悖逆情况之后，我对有效市场假说的回答是：对于了解股市，有效市场假说非常有用，但是否如我以前想象的那样贴近现实，还存在很大疑问。然而很显然的是，已经有一些杰出的投资者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们打败了市场，从而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
    作为有效市场假说的追随者，和其他人一样，我的观念也被不断出现的“异常情况”所动摇。对于那些能颠覆有效市场假说的市场新情况，教授们经常会用这个术语来争辩。
    令人不安的事情在于，有几位极其引人注意的投资者创造了一系列惊人的业绩。这些投资者凝聚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以沃伦·巴菲特的名声最盛。巴菲特非常清楚，自己的投资成就对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非常大。他坚信，市场中包含可大量可以利用的“无效率”，他曾多次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巴菲特服务于学院的咨询委员会）为自己的案例争辩。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该大学的明星人物，其作品是有效市场假说的权威教材。他曾把巴菲特案例比作“五西格玛”事件[2]。用商学院的术语来解释，这么高的级别意味着你应该把他的投资表现看作高于平均值的5个标准误差；如果这基本属实，那么，巴菲特取得这种辉煌业绩的概率只有350万分之一。
    只在3和0时击球
    丹尼尔·塞利格曼的补充报道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在理论上，没有人能够系统性地战胜股票市场。而将这套假说应用到沃伦·巴菲特、查理·芒格、比尔·鲁安、沃尔特·施洛斯这些人身上时，你会碰到三大疑问：（1）他们的长期表现优于市场；（2）不论牛市还是熊市，他们的表现一如既往，所以很难说他们的高回报只是他们承担了高风险的后果；（3）他们的战略都是遵循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理念，所以很难将他们的表现定性为偶然事件。巴菲特、鲁安和施洛斯都曾是格雷厄姆的门生，而这4个人又都深受格雷厄姆与戴维·多德合著的《证券分析》一书的影响，格雷厄姆的核心观点是：寻找因某种原因而被市场低估的企业，然后耐心持有，等待市场最终认可其价值。显而易见，这种企业难以寻觅。巴菲特说：“你要等待最佳的击球时机。”下面这笔投资堪称等待最佳时机的范例：1974年，华盛顿邮报集团的市值为8000万美元，然而，仅其旗下的电视台就远不止这个价格。现在该集团的市值已达10亿美元，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拥有其13%的股份。
    1969年，巴菲特清算了经营14年的巴菲特合伙公司。从那时起，他本人就没有正式参与过资金管理业务。解散公司的原因之一是巴菲特不再寻求价值被低估的证券。在经营巴菲特合伙公司期间，年回报率高达29.5%，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报率只有8.2%（和下面的数据一样，这些数据的前提都是股息用于再投资）。
    1962—1975年，芒格经营着他的合伙公司惠勒·芒格合伙公司（Wheeler, Munger&Co.）。公司的年回报率达19.8%，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报率只有5.3%。鲁安的红杉基金（Sequoia Fund）也取得了显赫的成功，自1970年7月对公众开放以来，相较于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10.6%的年回报率，红杉基金也达到了18.6%。目前，该基金的规模已达3.33亿美元，并且暂停对新投资者开放，“因为钱来得比我的新主意还快。”鲁安说。
    施洛斯从1956年起经营的私人合伙公司，年回报率为21.3%，远胜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8.7%。在最近一封致合伙人的信中，施洛斯饱含感情地向导师格雷厄姆及其著作《证券分析》致敬，他说；“正是有了他们，我们才能走过这段布满荆棘的道路。”

    1985年，首府广播公司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参与其中，这种并购交易一直是巴菲特喜欢的类型，尤其还有机会和老朋友托马斯·墨菲一起合作。当时墨菲正担任首府广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果然，这笔交易不负众望：首府/美国广播公司的发展势不可当，并于1996年被华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收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因此获得了4倍于投资额的回报。下面是摘自《财富》杂志的4段文章，向您描述了这笔交易的几个关键性的时刻。
    ——卡萝尔·卢米斯

    巴菲特这样评价墨菲：“我觉得他是美国最顶尖的管理者。”自认不能胜任管理者角色的巴菲特，真真切切地把自己的未来部分地交到了墨菲手里。巴菲特同意以5.18亿美元购买合并后的首府/美国广播公司18%的股份，并促成了这笔交易在友好的氛围下实现……更超乎想象的是，巴菲特欣然同意连续11年向管理层投“赞成票”，条件是墨菲或者董事长丹尼尔·伯克掌管大局，并且接受了限制他本人买卖股票的严格要求。

    面对着不断剧增的交易费用，一些企业领袖开始自力更生，其中的成功者甚至打算凭借自身卓越的天赋转型成为金融家，去做并购评估。这些人中有一位甚至令两位享有盛名的华尔街“火枪手”都甘拜下风，他就是沃伦·巴菲特。巴菲特代表首府广播公司参与了美国广播公司的收购案，他在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Wachtell Lipton Rosen&Katz）合并案律师马丁·利普顿（Martin Lipton）的协助下坐到了谈判桌前。第一波士顿银行（First Boston）并购部门联合主管布鲁斯·沃瑟斯坦（Bruce Wasserstein）以及收购专家、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Flom）的约瑟夫·弗洛姆（Joseph Flom），坐在了桌子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