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别听所谓“权威人士”的话
《跳出你的思维陷阱》11.别听所谓“权威人士”的话,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我们无意中为自己构筑了思维陷阱，其方法之一就是模仿我们从经常被请出面做评论、给意见的“权威人士”那里听到的非理性观点。这类特约权威人士几乎总是拥护者，而不是客观的观察者。如果模仿他们的观点，你就离开了理性的领域而去尝试说服。如果你是为了说服别人而故意模仿权威人士的观点，那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在模仿权威人士的同时认为他们的观点公正无私、合情合理，那你就是在给自己构筑小型的思维陷阱。
在本章中，我将告诉你如何避免模仿十分荒谬的权威人士的推理，以及如何避免落入他们的文字陷阱。
道德比较
如果你没有孩子，只有一只猫，那么我建议你克制住冲动，不要讲什么孩子和猫同样重要的话，即使你认为确实如此。不要这样讲话：
朋友：“我的孩子太挑食了，都快把我逼疯了。”
你：“我明白你的意思，好在我的猫只吃湿软的猫粮。”
这听起来好像你认为你的猫和你朋友的孩子在某些意义上是等同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你这样说一定会让朋友感到难过，所以不要这样说。下面是另外一个需要避免的例子。
朋友：“我明天要做心脏搭桥手术，搭四根桥，医生催促我更新遗嘱。”
你：“我知道这种感觉。我曾为消除额头上的皱纹打过一针肉毒杆菌。真是太吓人了。”
出于礼貌，尽量不要拿别人的癌症和你的皱纹做比较，也不要拿别人家人的死亡和你冰箱里过期的牛奶做比较。虽说这并不是什么反人类犯罪那样的大恶，但这么做显得你十分无礼，没有说服力。
如果你在捍卫己方观点时指责批评你的人是在做“道德比较”，那么你很可能陷入了毫无意义的局限思维之中。除非对方明确地告诉你，否则你不知道他将如何对事物进行排序。即便如此，你仍然会怀疑他在撒谎。
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被指控在做道德比较的人证实他们的确有意在这样做。这意味着，对道德比较的典型指控是基于对陌生人想法的假设。人类不擅长读心术，却经常认为自己具备这种神奇的力量。
我发现，当人们无法为自己辩护，却需要说一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话时，最容易指责对方在做道德比较。例如，如果你在酒吧里冒犯了某人，而一个醉汉为此杀了你，这两种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同的，人们通常认为谋杀比冒犯更恶劣。但事实是，双方的行为都很恶劣——一个比一个更恶劣。从科学的意义上说，你可以责备这两个参与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从政治或社交媒体的角度来看，任何说双方都有责任的言论都会让你受到局限思维者的批评，他们会指责你在做道德比较，但实际上你可能并没有这样做。
一般来说，当人们想要做道德比较时，他们会很乐意承认自己的行为（如果你要求他们解释的话）。但是，如果谈论道德比较的人都是权威人士，而这些权威人士攻击的目标根本就没有这样想，那么他们可能是陷入了局限思维。不要像他们那样。
／ 如果你指责某人做了不恰当的道德上的类比，那么你可能陷入了局限思维，误判了对方的想法。
文字思维
在批评某件事出现错误的时候，就像我们所有人有时所做的那样，你可能有十分充分的理由，特别是如果你能使用事实和逻辑证明自己的观点。
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需要重新设计普通词语的意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你可能正陷于我所称的“文字思维”之中。这是一种常见的局限思维，陷入文字思维的人会特别关注文字的定义，试图以此认识世界，或者赢得辩论。
例子：
反对堕胎者：堕胎就是谋杀！
支持堕胎者：只有触犯法律才会使用“谋杀”一词，堕胎并不违法。
反对堕胎者：随你怎么说，但是杀害一个无辜的生命是不道德的！
支持堕胎者：胎儿在能独立生存之前不能算是“生命”。
反对堕胎者：生命始于受孕！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这个例子中，你可以看到双方根本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只不过是一场关于文字意义的辩论。对于这个例子而言，真正的辩论涉及在两事之间找到政治平衡，一是道德意识，一是主张允许妇女自由选择最佳的个人健康、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果。如果你毫无城府地坦率公开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堕胎，那你最终会看起来像个怪物，尽管到底是何种怪物取决于你站在哪一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很理性地选择最保险的方法，即坚持认为他们自己对文字的理解应该能够决定国家的法律。
当事实和逻辑站在你这一边，当你觉得自己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时候，你极少会使用文字思维，因为我们通常喜欢开门见山，一开始就使用最有力的证据，这意味着我们会把文字思维作为最后万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事实上，这是我在推特上赢得辩论的方法之一。我一旦使用文字思维，马上就宣告胜利，然后扬长而去，留下对手在网上凌乱。
让我们来看一些文字思维的例子。
“正常化”
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将某种行为“正常化”是很糟糕的。这暗示了所讨论的行为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受欢迎的。但正常化是一个模糊的、主观的标准。将某事正常化和单纯地做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区别？一个新事物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才会称其为已经正常化？
我们永远不会在正常化的意义上达成一致，甚至也无法判断它在特定情况下是件坏事还是件好事。例如，你不会想让在任总统批评新闻的合法性，不会将总统的这种行为正常化，因为新闻自由属于一种核心价值。不过，这也会引发你的思考。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媒体是否做得太过分，从合法报道变成了一些人所说的报道假新闻，这些假新闻正在推动政治议程向极端方向发展。如果媒体行为出格，在我看来，领导人指出这一点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富有成效的。相反，如果媒体行为没有出格，我们就不会想让总统对媒体的批评成为一种习惯，表现得好像媒体做得太过分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化”这个词会对你产生影响，使你不加判断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媒体是批评不得的。这就是文字思维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正常化”一词被用来代替理由。文字本身并不是理由，但它们可以让人产生这种感觉。
人们在掌握了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往往会兴高采烈地逢人就炫耀他们的观点。但是，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观点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往往会跳转到“不要将那种行为正常化”的阶段，就好像观点本身能够自证其身一样。
／ 如果你对另一个人的行为的唯一不满是它可能会使一些事情正常化，那么你可能没有任何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有问题”
如果你不喜欢某人的计划，但又提不出具体的反对意见，那你可能会说这个计划“有问题”。这一通用的说法可以让你不必提供事实和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有问题”这个词听起来会显得说话人很睿智，平添可信度。
如果你试图描述你所说的“有问题”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会这样说：“我看不出你的计划中有什么具体问题，但感觉好像不对头。”你会因为持有如此空洞的观点而被忽视或嘲笑。但如果你说这个计划“有问题”，那你就是在暗示，通过某种常识性的理由，可以判断出其中肯定有问题，而像你这样的天才能够发现其中的问题。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关于计划中存在未来的不确定的问题的风险，你的判断可能完全正确。有些计划本身就十分糟糕，其中存在的问题可能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罗列清楚。这些情况确实是有问题的，但在这些情况下，你可能会指出具体在什么现实情况下可能出现问题。如果你最多只能泛泛地说一声它“有问题”，却无法给出合情合理的分析，无法指出具体问题，那么你的思维方式就是局限思维。
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掌握逻辑和事实的人往往愿意以理服人，展示他们的证据。而那些没有充分证据的人则试图蒙混过关，对问题一笔带过，就好像未出示的证据是显而易见似的。
我们思考一下言论自由这一问题。无论你多么喜欢言论自由的权利，你必须承认它会造成一些问题，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地列出潜在问题的例子。例如，你可能会说坏人会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传播有害的思想，也可能会说人们会当众撒谎，败坏好人的名声。如果你能指出一些合理的潜在问题，那么把这些都概括为“有问题”就很恰当了。但如果你说某个计划“有问题”，又给不出一些合理的例子来支持你的这种说法，那它就是局限思维的体现。
／ 如果你说某个计划“有问题”，却又给不出一些合理的例子来支持你的观点，那你可能陷入了局限思维。
找借口辩解
如果你在为自己的观点辩解时说“对方也在这样做”，那么你就是放弃了成年人的处事方式，进入了儿童游戏模式之中。小孩子会辩解说：“我姐姐也这样做！”而大人则会说：“是我的错，真不该犯这种低级错误！我打算下一步这样做，以弥补我犯的错误。”
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或拒绝承认自己团队的错误，会让你陷入团队运动的心态。那是一种思维陷阱，会让你显得渺小，也不利于任何人的利益，因为你关心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与人争斗。
要想摆脱这种思维陷阱，首先你要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阐明自己解决问题的打算，如此一来你就自由了。如果有人对你的团队提出合理指责，而你所做的回应顶多是“对方也这样做”，那你就是囿于局限思维。
／ 如果你犯了错误，而你对此的反应顶多是“其他人也这样做”，那你就是陷入了局限思维。
公平与不公平
显然，在自己没有机会成为最优秀者的情况下，人类逐渐学会了选择公平。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公平的标准难以确定，因为它总是与个人观点有关。我们最接近公平的领域是针对所有公民，实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此之外，通常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因为我认为公平的事情在你看来可能不那么公平。
例如，假设你身材高挑，而我富有多金。这公平吗？如果不公平，我们应该让它变得公平吗？生活就是这样，你很难衡量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即使你能衡量，人们仍然不会对他们所看到的或者需要测量的东西达成一致。
你经常听到政客为公平展开辩论。他们的工作是说服公众，所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政客是选民的拥护者，而不是公平的仲裁者。如果你的工作是说服别人，那么赞成公平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因为人类天生就喜欢公平。但在日常生活中，公平是一种幻觉，所以抱怨缺乏公平很少能有成效。
如果公平是一种幻觉，你可能会想，在一个没有衡量事物结果的标准的世界里，人们如何才能成为领导者呢？从实际情况来看，事情往往止于非议最少的地方。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公平的一点了。有时，达到这种稳定状态的唯一途径是说服，而不是事实和理性。
／ 为公平争论是局限思维的表现，因为任何两个人对于什么是公平都存在争议。唯一的例外是当你试图说服别人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就不那么重要了。
和别人辩论时，如果你发现对方在使用公平作为论据，不妨站位高一些，对对方这样说：“公平是小孩子的观点，对成年人没用，因为理性的成年人对什么是公平存在分歧。你所能做的就是遵守同样的规则进行游戏。”
感觉相同
奥托·冯·俾斯麦曾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类比，他说：“法律和香肠这两样东西不应让人们看到它们的制作过程。”这句话清楚地传递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制定法律是一件丑陋的事情，如果公众看到了制定法律的过程，他们就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在这句话里，俾斯麦用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向我们解释了一种新思想。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类比。
我们再看一个十分荒唐的类比：你邻居家的猫的鼻子上方长着一撮黑斑纹，看起来就像是希特勒的小胡子，所以在它试图入侵波兰之前，应该把它杀死。如果这个例子听起来很荒谬，我们再来思考一下我在写本章的时候在推特上看到的一个表情包。在一张特朗普总统的照片上面，一个表情包问道：“你知道还有谁在诋毁媒体吗？”照片下面给出的答案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伊迪·阿明、波尔布特、侯赛因、阿萨德、普京、‘伊斯兰国’组织（ISIS）、‘博科圣地’组织。”这一表情包的基础是与上述人物相关的情况至少在一个方面感觉类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物之间还有其他相似之处。许多政治家都喜欢批评媒体，但很少有人成为独裁者。坦率地说，我认为你们大多数人肯定希望你们的领导人在媒体表现过分时能批评媒体，无论是他们犯了简单的错误，还是在赤裸裸地鼓吹。
你对特朗普总统对媒体的批评有何看法，取决于你认为媒体在报道特朗普总统时有多准确。如果你认为媒体故意歪曲事实，甚至到了不惜触犯法律的地步，那么对媒体的任何批评都是有道理的，即使是来自总统的批评。但如果你认为媒体一直在如实报道，那你可能会觉得批评自由的媒体是只有独裁者才会做的事情。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对媒体关于特朗普总统的报道是这样评价的：“我认为媒体对特朗普的态度比对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总统都要强硬，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特朗普是个‘疯子’，可以不假思索地随意报道。”
在写本书的时候，我在三位知名的民主党人的眼睛里发现了一种同样的模式：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科里·布克和亚当·希夫。为了搞笑，我在推特上又加上了第四张图片（右下角）[1]。我并不是要说我发现这些人眼神相似有什么预测价值，但你可以看到，模式是具有说服力的，即使本不应当如此。把这四张照片放在一起看，很自然会想到这些人都有问题。
当这种模式看起来能向你传递超乎其本身的信息时，它们就构成了思维陷阱。这组睁大眼睛的照片只告诉我们一件事：这四个人至少有一次在睁大眼睛的时候被拍了下来。你可以在谷歌图片中找到大量这些人的照片，照片中的他们眼神正常。所以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就是，有时他们的眼睛会比其他时候睁得大一些。这就是我们从照片中所能知道的全部信息。但人类的大脑是模式识别机器，只不过其功能并不强大。我们会认为巧合的事物是有意义的，或者在我所举的这个例子中，认为一种人为的巧合是有意义的。是我制造了这个巧合，因为我没有把每个人那些眼神正常的大部分照片都展示出来。
模式以及经常包含模式的类比，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感觉相同”的形式。所谓的“感觉相同”指的是人类在很多事物中都能发现模式，而这些模式可能会让我们想起其他事物。但通常来说，模式的作用仅此而已。如果你认为类比可以帮助你预测未来，那你可能陷入了思维陷阱，因为类比不具备这种力量。要想预测未来，需要寻找因果关系，而不是模式。
如果你是根据因果关系做出短期预测，那你可能会对世界产生正确的认识。但如果你的预测只是基于模式，那你可能陷入了思维牢笼，看守你的狱卒试图用毫无意义的模式来欺骗你。比如，我用那些双目圆睁的照片制造了一种毫无意义的模式，而你喜欢的那些新闻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故意制造虚假模式。虚假模式可以为无聊的新闻故事增添色彩和趣味。
我经常在社交媒体以及其他场合说，类比是没有说服力的，并且也根本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尤其是那种“历史会重演”的类比。
类比在幽默中的效果非常大，也非常适合用来描述某个新概念。但我尽量避免在说服或预测时使用类比，因为类比法并不适用于这两个方面。你想要说服的对象很容易提出质疑，因为类比的情况与你正在讨论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即便你活到100万岁，你也永远不会看到有人能通过类比赢得辩论。
适合使用类比的例子（描述事物）：他的姿势使我想起了通心粉。
不适合使用类比的例子（说服和预测）：我们应该解散美国邮政局，因为当年希特勒的青年团也是从很酷的制服开始的，美国邮政局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类比不适于说服，更不适于预测。如果有人告诉你一头雄狮长得像一只满脸胡子、体格巨大的棕褐色家猫，这并不能帮助你预测将这头狮子作为家养宠物会有什么结果。
／ 如果你发现自己最好的论据依赖于通过类比得出的预测或说服力，那么你很可能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思维陷阱。
制造阻力
在政治讨论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各党派成员以非此即彼的二元方式进行讨论，例如，某个特定计划必须彻底阻止某件坏事，否则它就没有任何作用。但在现实世界中，通常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制造一些阻力，让你希望完全停止的事情慢下来。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正在讨论边境墙（或栅栏）是否能发挥作用。一方说能，另一方说不能。这两种立场都是局限思维的体现。看待这种情况更有效的方法是要明白一点，即给任何事情增加阻力都会减少尝试这种事情的人的数量。例如：增加烟草税会促使一些烟民（但显然不是所有烟民）戒烟；在高速公路上安装超速监控会让很多司机（但显然不是所有司机）降速行驶，不会超速。如果你的目标是零非法移民，那边境墙和栅栏不会让你达到目的。但如果你的目标是大幅减少非法移民，那在边境地区设置障碍几乎肯定会有作用，因为这样做增加了非法入境的阻力。你可以先建造一部分边境墙，比较一下它对非法移民行为的影响，试验一下这样做能产生多大区别。我敢保证，增加阻力会改变行为，无论是在移民问题上，还是在生活中的其他任何事情上。
你也可以看到关于枪支管控的二元思维。对枪支管控持批评态度的人会告诉你，不管持枪合法与否，罪犯和疯子还是会搞到枪支的，所以安分守法的公民可能需要枪支保护自己不受那些人的伤害。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即阻力会改变行为。枪支管控当然不会改变冷酷毒贩的行为，但稍微增加一点儿阻力就一定会阻止某些人囤积枪支用来作恶。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美国最近没有发生使用全自动武器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枪手肯定喜欢用最好的武器来实施大规模枪击。然而我们发现，他们在购买武器时总是会选择较小的阻力——武器价格不能太高，购买手续不能太烦琐，否则可能引起怀疑。你可以在美国买到全自动武器，但一定会遇到政府方面的某些阻力。如果这种阻力不起作用，我们肯定会看到更多使用全自动武器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因为这是从事这一邪恶勾当的最残忍的工具。但是，我们看到枪手使用的武器都是在获取过程中遭遇阻力最小的那些武器。因此，事实上我们已经证明了如果枪支管控能增加枪支获取方面的阻力，那它就是有效的。
我支持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并且意识到枪支管控的问题不仅仅是防止坏人拥有枪支，还涉及自由、自卫和体育运动，而且对某些人来说，它还能防止政府违背民众的意愿。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观察到阻力能够随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包括涉枪问题，那就不能说枪支管控“没有效果”。
／ 给人类的任何选择增加阻力都会减少做出这种选择的人数，不认为如此就是局限思维。
提及不等于比较
让我告诉你一些我在生活中喜欢做的事情：我爱我的女朋友，喜欢美食，喜爱运动，喜欢创意，喜欢狗、猫与世界和平。这个清单看起来没有争议，对不对？
但深陷思维陷阱之中的人看到这份清单之后，可能会写一篇尖刻的文章或者发推特说“我把我的女朋友比作狗”。
如果你认为别人是在以一种你认为不妥的方式比较两件事情，但这种所谓的比较其实只不过是二者同时出现在一份清单里而已，那么你可能陷入了思维陷阱。有时候一些事物之所以出现在同一份清单里，是因为它们有些许的共同点。我的购物清单上有奶酪和织物柔软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在比较奶酪和织物柔软剂。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来自同一家商店，我并非在相互比较它们。
你可能会想，这种“相互比较”的问题比较罕见，但是看一下政治新闻报道，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往坏里说，这是一种狡辩；往好里说，这就是愚蠢。我们折中一下，称它为局限思维，因为它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
／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在同一个对话中被提及，这并不意味着说话者是在比较它们的相对价值。
“自己进行调查研究”
特约权威人士和社交媒体上的喷子们喜欢这样跟你说：一定要“自己进行调查研究”，这样才能得到有见地的观点。这种说法合理吗？说得通吗？
有时候是合理的。
2004年，我突然不能说话了，医生诊断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我利用搜索引擎自己开始研究，最终发现我得的这种病叫“痉挛性发声困难”，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病症，当你想说话时，声带会发生痉挛。知道了所患疾病的名称之后，我就去找治疗这种疾病的专家，他们告诉我这种病是无法治愈的。我不相信，于是开始自行调查，找到了这个星球上唯一治疗这种病的那位医生——他针对这种疾病开创了手术治疗。这种方法对大多数病人有效，但不是对所有病人都有效。亲自做了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包括登门拜访这位医生），我接受了手术，现在我已经痊愈了。
从这个故事中，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己进行调查研究”是有用的。我认为在医疗领域，事情往往的确如此。我还认为，在法律、建筑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其他方面，自己进行调查研究也是有帮助的。
自己进行调查研究不适用的领域包括政治领域中所有重大复杂的问题。同时，我还把气候变化、国家经济政策、贸易谈判和枪支管控归为这一类——这些问题显然无法通过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得以解决。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你想进行多少调查研究都可以，但最终你会明白：有些研究和数据支持的是相反的观点，你根本无法知道哪些观点是可靠的。
／ 对于重大而复杂的政治问题，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纯属浪费时间。
当相信Q骗局的人在推特上和我争辩说，Q是一个真正有预测能力的内部人时，他们责备我没有“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因为他们调查研究过。与此同时，不相信Q的人向相信Q的人发送了一长串Q预测失败的列表，这些资料只要在谷歌上搜索一下就可以轻易得到。在这个例子中，哪一方在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呢？我认为两方都是如此。研究结果对他们有帮助吗？没有。不相信Q的人找到了与他们观点一致的证据，宣布调查研究顺利结束。相信Q的人指出了支持他们相信Q骗局的证据，并宣称自己是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双方根据“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宣布自己一方获胜。
当然，我并不反对进行调查研究。我说过，在很多情况下，比如涉及健康问题时，自己进行调查研究是对正常医疗保健的有益补充。但问题是，针对政治问题自己进行调查研究，通常会让人们得出与自己最初观点一致的结论。证实性偏见看起来完全就像从自己进行调查研究中得到的认识。当涉及政治问题，也许还有宗教问题时，我们人类无法区分理性的观点和证实性偏见之间的差异，但我们却认为自己能够区分。这就是问题所在。
特约权威人士和网上辩论者经常暗示他们的观点更胜一筹，因为他们对问题进行了更彻底的调查研究。有时候这些狂妄自大的人完全正确；但有时候，他们也会囿于证实性偏见，或者一味地鼓吹偏袒，丝毫不讲道理，你可能无法分辨出其中的差异。自己进行调查研究通常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分辨出事实和证实性偏见之间的差异。假如我们能一眼认出证实性偏见，那就不存在证实性偏见了。
“做你自己”
局限思维最危险的一种形式是认为人们应该“做他们自己”或“做真实的自己”——也不知道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你的头脑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对此你无能为力。你生来就具有某种性格，不管是好是坏，你一生都会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事实就是如此。
的确，我们的DNA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更有效的思考人生经历的方式是：你的行为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你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改变自己。例如，学礼，并养成经常用礼的习惯，会使你成为一个有礼貌的人，即使你不是生来如此。
你能养成的最好的思维习惯之一就是用积极的方式思考问题，即使在你感觉不积极的时候也要这样。例如，我在20多岁的时候是个消极的人，但我自己并不知道，以为我不过是在用幽默的形式指出我周围所有事物中的缺点，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对那些不得不听我抱怨的人造成多大的伤害，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消极情绪会对我个人的幸福感产生多大影响。沉湎于消极的事情会对你的社交生活、心理健康甚至事业成功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人们喜欢和积极向上的人待在一起，原因就是如此。
有一天，一个朋友毫不留情地（可能是喝了酒的原因）说我这个人太消极了，挺令人讨厌的。我这才惊讶地发现，我最喜欢的那些人并不喜欢我对周围几乎所有事物絮絮叨叨、不停抱怨。于是，我采用从另外一位朋友那里借来的技巧，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如果我需要谈论一些消极的事情，我会把它与至少一个积极的想法联系起来。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将这一技巧培养成了自己的习惯，因此如果一味地批评，没有丝毫健康的乐观态度加以平衡，我会感到很不舒服。
我最初那种局限思维的方法让我随心所欲，心情一不好就张嘴抱怨，因为我觉得那就是真实自我的体现。在我絮絮叨叨、不停抱怨的那些年里，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慢慢耗尽朋友、恋人和同事的积极情绪。现在我认识到，我不仅可以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而且还可以改变自己、提高自己。如果我不想成为一个消极的人，我只需要提醒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可能多地考虑事物积极的一面。一旦养成了这样做的习惯，我就变成了这样的人，并且我也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 如果你能通过有意识的行动让自己变得更优秀，那就不要一味地“做你自己”。你的行为能够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懦夫”的标签
如果你说某人是个胆小鬼，这种话可能没有任何用处。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都要权衡决策的成本和收益，而恐惧就是其中一个变量。
在几乎所有的恐怖袭击或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你会看到政客和特约权威人士都在宣称凶手是“懦夫”。这很荒谬。那些为了事业（包括邪恶事业）而付出自己生命的人绝不是懦夫——如果他们是懦夫，他们就不会做出他们所做的所有事。
给恐怖分子和大规模枪击谋杀者随意贴上“懦夫”的标签，这种做法除了表面上的荒谬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转移了注意力，使人们无法进行有效深入的分析。
你：杀手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特约权威人士：因为他们是懦夫！我认为他们就是懦夫！
你：也许我该问问其他人。
／ 在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件事之后，再把他们叫作“懦夫”是局限思维的体现。
“辩护者”以及类似的词语
如果我和你在某一个特定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你可能会说我是个天才，因为我竟然和你一样聪明，与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如果我们哪次意见不统一，不管你认为我支持什么，你都可能会试图给我贴上“辩护者”的标签。如果用标签代替理由，那么事情就不会有进展。
当批评你的人证据确凿时，他们会非常乐意讲事实、摆道理；但当这些批评者的观点站不住脚时，他们往往会给你贴上标签，希望没人会注意到证据缺失的原因。这是一种常见的局限思维策略。“辩护者”并不是唯一一个用来回避辩论的词。你还会看到诸如“自恋狂”“法西斯主义者”“全球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等标签。
如果你的目的是避免真正的争论，那给对手贴上带有蔑视意味的标签会收到极佳的效果。人们没有社会义务去和一个被贴上邪恶标签的对手辩论。但是，避免争论不会推动任何事物的发展，无法说服别人，也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 如果面对对手的不同观点，你的做法是给对方贴上带有蔑视意味的标签，那么你就是放弃了道德和智力上的制高点，沉溺于局限思维之中。
“你为什么不早点儿着手呢？”
如果你曾经有过工作或恋爱经历，就会知道别人很容易诋毁你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让你显得既懒惰又愚蠢。他们只需要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早点儿着手呢？”对这个问题，你没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使你的理由很充分。批评你的人会不无得意地告诉你，假如换作一个更优秀、更高效的人，可能早就成功了。没有人能够反证这一点。你只能用言语反对对方，而我们生来就相信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快。
与“你为什么不早点儿着手呢”这一问题齐名的另一个居心叵测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呢”。同样，对这一问题我们依然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你永远可以早点儿打电话、早点儿发短信，或者早点儿做别的什么事。世界上没有哪件事能称得上是“足够早”的。如果你迟迟不行动，你的批评者会认为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你没有及早采取行动，通常被视为你品行不好的铁证。
如果有人做了让你高兴的事，你表扬了他，那你就是在鼓励更多这样的好行为。人们喜欢表扬，喜欢得到认可，大多数人都渴望如此。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认为有人会为我鼓掌欢呼的话，我可能会去偷汽车。表扬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你获得更多你想要的东西。
反之亦然。当别人做了你比较欣赏的事情时，破坏对方动力的最好办法就是问他为什么没有早点儿着手，这样做是对良好行为的惩罚。我们应该预料到，任何受到这种局限思维对待的人，将来都不太可能愿意帮助别人。
／ 如果有人做了让你欣赏的事情，你最好不要问他为什么没有早点儿着手，否则就是局限思维的体现。
我从来没有发现回应“你为什么不早点儿着手”这种批评的好方法，因此无法给你提供解决方案，但我建议你问问批评你的人，这是不是他本人也愿意接受评判的新标准。不要一味地防守，你可以主动出击，批评这种荒谬而不可行的标准。这种方法不能改变任何人的想法，但我想每当批评你的人有所成就的时候，你肯定想这样问对方：“你为什么不早点儿着手呢？”
本章并没有完全罗列特约权威人士和网络喷子们所有毫无底线的荒谬说法。但我认为它可以经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些人只不过是鼓吹者，不是逻辑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他们并不总是忠于事实。如果你选择模仿他们的观点，不要指望对方会认真对待你。
[1] 图中人为查尔斯·曼森，美国连环杀手、邪教“曼森家族”的头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