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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我这种说法很恰当，”高个子侍者说。“西班牙有两个大祸害，公牛和教士。”
“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公牛和个别的教士啰，”第二个侍者说。
“当然是，”高个子侍者说。“只有通过个别的人，你才能向整个阶级发动进攻。必须杀死个别的公牛和个别的教士。把他们统统杀光。然后才不会再有新的出来。”
“留着这些话到会上去说吧，”第二个侍者说。
“瞧瞧马德里的野蛮劲吧，”高个子侍者说。“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这些家伙还在大吃大喝。”
“他们是十点钟才开始吃的，”第二个侍者说。“而且菜又很多，这你也知道。那种酒又很便宜，他们都付了钱，再说，这酒也不凶。”
“有你这样的傻瓜，工人们怎么能团结一致呢？”高个子侍者问。
“听我说，”第二个侍者说，他是个五十岁的人了。“我已经干了一辈子的活啦。下半辈子也一定要干活。我对干活毫无怨言。干活是正常的。”
“是呀，可没有活干就要命了。”
“我一直在干活，”年纪较大的侍者说。“去开会吧。用不着待在这里了。”
“你真是个好同志，”高个子侍者说。“不过你缺乏思想。”
“Mejor si me falta eso que el otro，”年纪较大的侍者说（意思是没有思想总比没有活儿干好点儿）。“去开会吧。”
帕科一直没有吭声。他还不懂得政治，但是每次听高个子侍者讲到必须杀死教士和宪警时，他总感到一阵心情激动。在他看来，高个子侍者就代表着革命，而革命也是富于浪漫色彩的。他本人倒很想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革命者，有一个像现在这样的固定工作，同时，还是一个斗牛士。
“开会去吧，伊格纳西奥，”他说。“你的工作我来照应。”
“我们俩来照应，”年纪较大的侍者说。
“一个人就足够了，”帕科说。“去开会吧。”
“Pues, me voy，” ［8］ 高个子侍者说。“多谢多谢。”
同时，在楼上，帕科的姐姐已经摆脱了那个剑刺手的拥抱，那副熟练的程度不亚于一个摔跤运动员摆脱对手的擒拿那样。她现在发起火来，说：“你们这些饿狼般的家伙。一个不够格的斗牛士，胆小如鼠。要是你对女人有这么多本事，就把它用到斗牛场上去吧。”
“你这种说话的腔调就像个婊子。”
“婊子也是女人，可我不是婊子。”
“可也快了。”
“反正不会由你第一个来糟践。”
“离开我出去吧，”剑刺手说。这时候，他因为遭到拒绝，碰了一鼻子灰，又感到心寒胆怯起来了。
“离开你？什么东西没有离开你呢？”帕科的姐姐说。“你不要我帮你把床铺铺好吗？老板花钱雇我来就是干这个的。”
“离开我，”剑刺手说。那张英俊开朗的脸紧蹙起来，那样子像是在哭泣。“你这婊子。你这个小臭婊子。”
“剑刺手，”她说，顺手把门关上。“我的剑刺手。”
在房间里，剑刺手一屁股在床上坐下。他的脸仍然那样紧蹙着。在斗牛场上，每当他这样时，他总是强作笑脸，把坐在第一排的观众吓上一大跳，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竟会落到这步田地，”他大声说。“竟会落到这步田地。”
他还没有忘记自己得意的日子，那不过是三年前的事情。他还没有忘记五月里那个炎热的下午，他身上披着那件沉重的、盘着金丝花的斗牛服，那时候他在斗牛场上的嗓音像在咖啡馆里一样从容，一样响亮。他记得当他动手去刺杀公牛时，牛角正低下来，他握紧宝剑，剑锋斜着朝下，对准牛肩膀的顶端，只看见两只宽大的、可以撞倒木栅、尖端已经裂开的牛角，上面是一片布满尘土、长着短毛的黝黑色的肉峰，那时他曾经吁了一口气；他记得剑扎进去时就像扎进一堆硬黄油一样容易，他用手掌推着剑柄，左臂低低地伸过去，左肩朝前，全身的重量全压到了左腿上，接着忽地一下身体的重量又不在他的腿上了。说时迟，那时快，身体的重量竟落到了他的小肚子上，公牛抬起头来，一只牛角戳进了他的小肚子，他给牛角戳住，转了两下，才由别人把他救下来。所以现在，当他难得有机会动手去刺杀公牛时，他已经不敢正眼盯着牛角了。一个婊子又怎么知道他每次斗牛之前思想上要经历一番什么样的斗争呢？这帮人经历过些什么场面，居然敢来嘲笑他？她们都是些婊子，自己知道会干出些什么勾当来。
在楼下餐室里，那个骑马长矛手坐在那里，打量着那两个教士。餐室里要是有女人，他便直眉瞪眼瞅着她们。要是没有女人，他就很有兴趣地盯着一个外国人，un inglés ［9］ ，但这当儿既没有女人又没有外国人，他只好傲慢无礼而又自得其乐地盯着那两个教士。正当他这样盯着教士看的时候，脸上带有胎记的拍卖商站起身来，折好餐巾，走了出去，把他要来的最后一瓶葡萄酒剩下了一大半。倘若他在卢阿卡的账目早已付清的话，他准会把这瓶酒全部喝光的。
两个教士并没有回看这个骑马长矛手。一个教士说：“我来到这里等着见他已经有十天了。我整天坐在接待室里，可他就是不肯见我。”
“有什么办法可想吗？”
“一点办法也没有。能有什么办法呢？咱们这种身份的人是没法抗拒权贵的。”
“我来了两个星期了，也是一事无成。我等着，他们就是不肯见我。”
“咱们都是从被人遗弃的乡下来的。等钱花光后，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再回到被人遗弃的乡下去。马德里对加利西亚有什么好关心的呢？咱们那儿是个穷省份。”
“咱们的巴西略兄弟所干的事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对巴西略·阿尔瓦雷斯是否诚实还缺乏真正的信心。”
“人到了马德里就学会懂事了。马德里扼杀了西班牙的生机。”
“只要他们肯接见一下，哪怕是拒绝你的要求也好啊。”
“不会的。干等着吧，就是要让你等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
“好吧，咱们就等着瞧吧。只要别人能等，我也就能等。”
正在这时，那个花白头发秃鹫面孔的骑马长矛手站起身，走过来站在教士们的餐桌旁，面带微笑地盯着他们看了一会。
“一位斗牛士，”一个教士对另一个说。
“而且是个出色的，”骑马长矛手说，然后便走出了餐室。他身穿灰色茄克衫、紧身马裤，腰身很漂亮，双腿呈弓形，足蹬一双牧牛人的高跟皮靴。当他一边微笑着，一边相当稳健地大踏步走出去的时候，这双皮靴在地板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他生活在一个安排得当的职业小天地里，在这个天地里，他日子过得挺乐和，夜夜陶醉在纵酒狂欢之中，什么也不放在眼里。此刻，他点起一支雪茄，在门厅里把帽子歪戴在头上，便出门向咖啡馆去了。
两个教士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成了餐室里最后的两个人，于是便紧跟着那位骑马长矛手也离开了。现在餐室里除了帕科和那个中年侍者外，已经空无一人。他俩收拾好餐桌，把酒瓶拿进了厨房。
洗盘子的小伙子待在厨房里。他比帕科大三岁，为人玩世不恭，尖酸刻薄。
“来，拿过去，”中年的侍者说。他倒了一杯巴耳德佩尼亚斯红葡萄酒，递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