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动机性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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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诺韦拉如是说

如果没有转基因生物技术，恐怕我们根本无法完成新一代的绿色革命。

——爱德华·威尔逊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便成了科学怀疑论的信徒，而那时转基因生物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个陌生词汇。当时人类刚刚发明了一项新的技术，能够直接改变农作物或其他对我们有用的生物体基因结构。该技术虽然尚未进入公众的视野，但已经受到诸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之类鼓吹有机食品的利益团体和组织的密切关注。后者随即号召人们一起来反对使用该技术。

当我听说“反对转基因”是个热门话题时，反对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反对者历数转基因技术的种种危害，闻之让人不寒而栗。彼时的公众舆论也对这一食品技术持坚定的反对立场。就连我的许多同行也认为，孟山都是一家“邪恶的”公司。我们必须彻底修正转基因技术的适用规则，这是底线。

我只能迎难而上，开始深入研究转基因这门科学，包括针对转基因食品的种种反对意见。为了寻得真相，我必须尽可能地保持客观。最终结果与我没有利害关系——除了作为科学怀疑论者和科普工作者的名声。因此，我必须缜密地寻找答案。

于是我就按之前讨论的流程这么做了——先综合各方的意见，总结客观事实，判断谁说的更有道理，最后敲定结论。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充满挑战，因为你会发现，无论是来自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的大多数信息都存在偏见。我必须尽可能多地接触到原始的研究成果，并听取专家关于这些证据的客观评价。

我的研究结论是，“反对转基因”派的理论完全是一座空中楼阁。你研究得越透，就越觉得他们的理论完全是一派胡言。我最终得出结论：“反对转基因”其实一文不值，它只不过是一次精心组织，背后有大量资本支持的洗脑行动罢了。我尽可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尤其要客观看待那些我不敢苟同的意见。但是，即便我在解释“反对转基因”时留有情面，它还是经不起客观的批判和分析。

我也把自己的分析意见和专家的做了比较。全球最主要的几家科研机构都曾对转基因技术的有关文献做过研究，最后它们得出了一致结论：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它并不会对人体健康或者环境造成特别的伤害。

尽管科学家已经就此达成一致，但是普通人和科学界对转基因技术的看法相去甚远。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仅有37%的成年人认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而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当中，这个比例却高达88%。两者相差51%，这也是他们所有调查结果中的最大差值。

为何有此天壤之别？这可能要归功于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有机食品游说团体和机构，近20年来它们有意识地不断开展鼓吹宣传。高超的游说能有多大煽动性，由此可见一斑。此间既有满怀正义之士，也有心怀叵测之人。人们甚至还把它上升到道德高度。谁认可他们的意见，谁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可惜，他们鼓吹的那一套并无事实根据。

面对这一局面，科学怀疑论者的反应似乎有些迟缓，这倒的确是事实。“反对转基因”论调领先我们足足15年，他们的宣传也从未遭遇挑战。要追上他们的声势，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转基因的故事同样也给人们上了一课，由此人们学会如何确定某个观点是纯粹基于意识形态，还是基于科学道理。前者往往不甚灵活。人们会先得出结论，然后才试图证明其正确性。证明过程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但结论永远不会受到质疑（因为结论是一切的出发点）。

你会发现，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一辈子都在反对它。他们不会忘记找个理由——但一旦被你真正推翻，他们会换个理由继续反对。

马克·莱纳斯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他和我的经历颇为相像。不过，他一开始是不赞成转基因技术的。直到他认真审视了摆在眼前的事实后，改变了想法。在2015年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我本人也曾经是（反对转基因的）活跃分子，保护环境是我的终生信念。过去我并不赞成研发转基因食品。15年前，我甚至在英国参与过破坏田间试验的行动。不过后来我改变了观点。

在完成了两本关于气候变化的著作后，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不能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拼命为科学呐喊，而在转基因的问题上对科学视而不见。

我意识到，在这两个问题上，科学界其实都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的意见，彼此不分高下。气候变化固然是事实，但转基因食品也没有什么危害。同样是业内专家的意见，我不能赞成其中一个，同时又反对另一个。

马克的同行威廉·塞尔坦也曾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写道：

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研究有关（转基因）的科学根据。我了解到的事实是，首先，得承认这个问题没这么简单。但是当你对转基因了解得越多，你就越容易发现“反对转基因”论调的更多破绽。总之，后者包含了五花八门的错误和谬论，各种各样扭曲的观点和解释，甚至连篇累牍的谎言。

所以，让我们看看转基因生物技术究竟是什么，再来对双方意见做一个评判吧！

转基因生物简史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支持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自身的活动其实已经将我们几乎所有的食物来源都“改造”过了。比如，玉米其实是由类蜀黍改良而来的，但它跟玉米长得完全不一样。科学家深入研究了这两种作物的内在性状后，才发现它们原来属于同一个种类。

耕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工选择的过程——从当年收成中挑选出最优良的植株，为下一年的育种做准备。如此重复成千上万次后，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我们的盘中餐也逐渐长成了现在的模样。

同时，这也是一个异花授粉的过程，并由此产生杂交品种。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彼此有密切关联的物种当中提取到它们最优良的性状特征。通过异花授粉和人工选育，人们让普通植物从此有了无数变种。比如，黑色或紫色的番茄如今大约有50个变种，它们富含类黄酮，因此外表呈现出这种颜色。偶然产生的基因变异导致了β-胡萝卜素激增，这才有了如今橙色的胡萝卜。因为能提供维生素A，胡萝卜成了人类的重要口粮。

实际上，在人类施以小小的改造之前，我们的食物几乎全都和现在长得不一样。这是进化的结果。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比如覆盆子。

田间培育和直接的基因改造固然有所不同，这一点无可否认。关键在于，基因的改变本身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大规模基因变异而最终形成的种种食物来源，我们恐怕都得饿肚子。我们改变基因的方式似乎让一些人感到忐忑不安。但我们先往下说。

再到后来，有人对纯属碰运气的基因变异失去了耐心，不愿意眼巴巴地干等，于是发明了“诱变育种”技术——让作物与辐射和化学物质亲密接触，以增加其基因突变的概率。1930—2007年，世界上共诞生了2 540种基因突变后的农作物。出于某些原因，“绿色和平组织”倒是从未反对过因化学物品导致的基因突变食品。

如今人们还掌握强制杂交的技术，即在野生状态下无法杂交的植物，被人为地进行了基因混合。将任意两类物种（或变种）杂交会改变数百个基因，但很难预料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

“基因修饰”指的就是这类根据人类需求而对生物进行改造的技术，而且还不止一种。我们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往目标生物体内植入一种或多种特定基因。它可以有选择地改变生物体内业已存在的某种基因，或者让该基因保持“静默”。基因植入技术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跨基因植入（transgenic insertion）和同类基因植入（cisgenic incertion）。同类基因植入的基因来源于彼此非常接近的物种，它们与目标物种有潜在的杂交可能。跨基因植入则采用相隔很远的物种基因——有时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两种生物。把细菌的基因植入某种植物体内就属于这类。

部分转基因植物的性状已被允许进行推广，包括除草剂耐受性、抗虫害、脂肪酸成分变化（用于生产芥花籽油）、切开后不变色（用于苹果种植）、抗真菌（用于栗子树）以及抗病毒。此外，还有许多技术目前正处于不同的研发阶段，有望日后得到广泛应用。

转基因技术的反对者常常对跨基因改造植物感到忧虑。他们打着反对转基因的旗号，却把跨基因改造和同类基因改造混为一谈。至于不需要植入新的基因，只是关闭或改变现有基因的做法，他们也搞不清楚它们与跨基因改造的区别在哪里。

反对跨基因改造技术的人经常会说一句话：“自然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这句话本身逻辑就有问题（它犯了“诉诸自然”的逻辑错误，也显得对基因一窍不通），而且不符合事实。自然界存在一种特殊现象，我们称为“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即基因可以在两个毫不相关的物种之间转换。例如，科学家于2014年发现，人工栽培的红薯内居然包含一种土壤杆菌（agrobacterium）的基因，这就是“纯天然”的基因迁移现象。

对基因转移持反对意见的人似乎抱定了一个观念：生物体内的基因生来就彼此各不相同。可惜，这么想就错了。基因是不分“主人”的，没有哪个基因属于一条鱼、一个西红柿或者一个人。它们都是基因。事实上，鱼和西红柿有60%左右的基因是相同的。诚然，不同的物种大类，其基因也会有不同的启动子（即用来调节基因的DNA序列）。但是这些序列很容易被识别和提取，并让它们与需要改造的目标物种相匹配。

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是会对这件事感到不安，如果把鱼的基因植入西红柿的话，会不会培育出不伦不类的“鱼红柿”。但是，植入个别基因并不会真的让西红柿呈现出鱼的特征（不过，有一个例外是向西红柿植入鱼的耐寒基因，但此项技术从未被推广开来）。

为了改造自然界的生物，使之可供人类食用，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其中也包括基因工程技术。由于技术之间没有明显界限，很难将后者与其他技术严格区分开来，因此“转基因生物”这种叫法未免有些囫囵草率。但这是转基因反对者的一种宣传方式，他们制造了一种错误的二无对立，并宣称在对立面的一切都是可疑和不安全的。比如，你完全可以大肆吐槽“诱变育种”的做法——但是，我接触过许多转基因的反对者，他们大多数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诱变育种”这项技术。既然经过辐射后母体发生基因突变，其孕育出来的植株依然被看作有机生物，为什么其中某个基因被关闭（静默）的植物却会被人们视为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呢？

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整个科学界，从来都不认为只要是转基因的东西就一定安全。正如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转基因的种种“危害”，认为转基因绝对安全也是不明智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所谓“转基因生物”的说法不太严格，因此我们不能把所有号称“转基因”的栽培物种都混为一谈。它们的安全系数如何，对环境会造成哪些影响，必须得到一一评估确认。并非所有传统方法种植的作物就一定安全，也并非所有转基因的东西就一定有害。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些反对者通常会怎么说，最后的结论又是什么。

对健康的影响

转基因技术尚存在不少争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应该是转基因食品对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反对者甚至因此发明了一个词语——“科学怪食”（Frankenfood）。这并非一个确凿的概念，只是一个煽动人心的政治口号。不过有一类担心倒并非多余：如果人类食谱中又添加了新的蛋白质，可能会引发过敏反应或者不可预知的健康损害。

有鉴于此，有人专门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了研究。所幸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的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来说足够安全，而且还可以作为动物饲料。

美国科学促进会于2012年发布过一份声明，其中写道：

与公众的普遍认知正好相反，人类食谱中最久经考验的恰恰是转基因作物。有时也会有传言说，用转基因食品喂养动物会导致各种异常，包括消化疾病、不孕不育、肿瘤以及未成年人早夭。尽管这些传言颇为耸人听闻，也引来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没有一个经得起严格的科学检验。最近有人对过去多项精心设计的动物长期喂养实验进行了总结，并发表了该领域的研究综述。它比较了包括土豆、大豆、水稻、玉米和黑麦在内的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农产品，发现两者的营养成分相差无几。

美国国家科学院也声称：

迄今为止，尚无记录能够证明，基因工程技术会对人类健康造成损害。

世界卫生组织同样认为：

目前，国际市场上交易的转基因食品已经在多个国家通过了安全评估，它们不太可能，也未被证明会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如上所述，世界上最主要的几家科学或医疗研究机构都通过研究证据，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生产转基因食品的技术过程是安全的，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也是可靠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相对于杂交和“诱变育种”产生的作物，转基因作物反倒更让人放心一些。例如，人们会专门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测试，看看其是否含有容易引起过敏的蛋白质——它们有一类共同特征，即可供筛选。

那么，业已公开的证据说明了什么呢？诚如美国科学促进会所言，针对动物喂养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用转基因食品饲喂啮齿类动物的研究实验表明，摄入量的安全边际很高，至少是人类日常摄入量的100倍，在此范围内都未产生可见的副作用。喂养实验的饲料源于转基因植物（农艺性状得到了改良），实验对象则涵盖了各类家畜……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生物参数并没有任何区别。

多次系统评价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存在安全风险。反对者认为，这是因为测试还不够充分。他们随意地提出更多测试要求，而且让自己的立场看上去非常合理（其实他们在不断“挪动门柱”）。反对注射疫苗的人也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总是以谨慎为由，对测试结果“得寸进尺”。

2014年的一项研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研究人员专门查看了转基因饲料发明之前和之后家畜健康问题的统计数据。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自然实验，因为此后转基因饲料迅速占领并几乎独霸了整个市场。研究人员还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行业的生产数据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现有的健康指标，乳品行业数据中的体细胞数（母牛或母羊的乳腺炎判别指标），牛屠宰后的报废率，以及家禽行业宰杀后的报废率及死亡率，均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下降（即情况有所改善）。

由此可见，源于不同动物的各种健康参数（15年间的几十亿头牲畜）都显示，迅速普及中的转基因饲料并没有对整个行业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假如有任何重大的负面影响，从数据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反对者会格外钟情于某些实验结果，比如，2012年声名狼藉的“塞拉利尼实验”（由于公布结果后的一年内受到各种诘难和非议，最初发表该实验的刊物不得不撤回这篇文章。之后，该实验又被发表在一份对反对转基因更友好的期刊上）。吉勒斯-埃里克·塞拉利尼来自法国，他是转基因技术的坚决反对者。他发表的不少研究报告都带有致命的学术缺陷，因此为科学界所不齿。

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主张转基因技术不够安全的实验数量不多，规模不大，而且往往设计上有漏洞；相反，为数众多的研究结论都表明，转基因技术是非常安全的。科学家只要对比一下数据，基本上都会支持后面一种说法。

另外还需要指出一点：转基因的安全性测试非常严格，但是通过杂交技术（可能会有几百种基因不规则地混杂在一起）或“诱变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植株，反而不需要接受像转基因这样的安全性测试。

例如，某种转基因的黑色西红柿的其中两个基因来自金鱼草。该基因被注射到西红柿体内后，就能产生更多的类黄酮。这一西红柿新品的上市必须得到监管审核，可通过人工培育出来的黑色西红柿有多达50个变种（显然会产生更多难以预料的后果），它们却无须接受任何测试。

与大多数持极端立场的人一样，如果证据不符合反对转基因者的观点，他们通常会将其视为某种阴谋论的一部分而不予理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声称所有研究都是本行业内部人士所为，就可以轻松否定其有关安全性的结论。假如上述所言不虚，这倒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让生产厂家自行开展对旗下产品的研究，其研究结果肯定会对该厂家有利。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有两点值得考虑。如果研究本身受到严格监管，并设有质量标准，要篡改研究数据就会困难得多。更重要的是，多数支持转基因安全性的研究出自独立科学家之手，而非转基因公司。因此，上面这一说法事实上站不住脚。

对转基因技术的反对者来说，安全性和对健康的影响是他们所关心的头等大事。有充分证据表明，现有的转基因产品不会造成危害。每当我指出这一点时，总会有不少人跳出来质疑：“我反对转基因可不是因为它不安全，而是其他原因。”他们始终会给自己找个理由，并为此不惜丧失原则。

那就来看看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吧！

对环境的影响

对科学而言，转基因产品的总体安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具体到某些转基因产品对环境的整体影响时，这又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人们培育诸如“抗农达”（Roundup Ready）之类的耐除草剂植物，是为了能够抵消除草剂草甘膦的影响。即使作物已经开始抽芽，这项技术也能让农民放心地对整片农田喷洒除草剂，以达到控制杂草生长的目的。种植耐除草剂作物的好处在于降低劳动程度，而且能够节约成本。这样做还能减少土壤的耕作次数。土壤耕作会对土地造成损伤，而且会向周围排放二氧化碳。

推广此类农作物也有不利影响，即会导致除草剂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除草剂被播撒到各个角落，反而催生了田间杂草的抗药性。不过，草甘膦总比被它所大量取代的其他除草剂要安全得多。

那么所谓的整体影响到底是什么？这完全取决于种植方法。由于杂草的抗药性也在逐渐提高，完全依赖草甘膦和抗草甘膦作物并非上上之选。当然，作为众多选择中的一种，抗草甘膦还是有它的优势的。不过，在减少土壤耕作（完全没有也不行）的前提下，农民除了使用草甘膦外，也应当施用其他不同种类的除草剂。

本质问题（一个不断“滋长”的问题，此处一语双关）在于，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之争并非问题的关键，如何在农业实践中将抗草甘膦作物（以及其他作物）进行合理布局才是关键。

同理，转基因作物本身还可能起到“消灭害虫”的作用——Bt农作物就是。Bt是一种微生物杀虫剂，它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在有机农业领域广受欢迎。Bt转基因作物本身植入了该微生物的基因，因此它会自行产生Bt。

Bt农作物的优势在于能抗害虫，同时也让杀虫剂的用量得以减少。不过它也有缺点，即过度依赖其抗虫性反而会让害虫对Bt有了免疫力。通过异花授粉，它们还将Bt性状传播给了野生植株，这让情况变得更糟。况且，Bt同样会杀死对人类有益的昆虫，这也是个问题（Bt已经被人们当成杀虫剂了）。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Bt性状仿佛让好收成更多了一份把握。但是，为了阻止虫子的抗药性进一步提升，农民应该采用将Bt作物与非Bt作物混种的策略，并使用其他种类的杀虫剂。

人们给这类实践起了一个专门名称，叫作“病虫害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简称IPM）。其目的在于想方设法控制虫害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害虫抗药性，并减少对环境的伤害。由于所有除（害）虫剂都存在这类风险，并非转基因作物专用杀虫剂所独有，转基因作物其实可以成为IPM的有效组成部分，将其整体排除在外没有任何好处。

也有人站在环保角度提出质疑，认为转基因作物将来会影响到自然生态。我们当然要努力控制种植范围，尽量减小不必要的“污染”（现代技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转基因作物会失去控制，从而为害四方。农作物其实很脆弱——因为人类对其“娇生惯养”。植物会分泌天然的杀虫剂来保护自己。事实上，我们使用的大多数杀虫剂都是植物为了自卫而自然产生的。农作物则不同，它们在分泌天然杀虫剂方面要吝啬得多，因为这些分泌物往往又苦又涩，还会导致食用者身体不适。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在保卫农作物不受病虫侵害方面殚精竭虑。

另外，农作物也算不上“适者生存”的榜样。它们演变至今，只是为了让某个部位可供人类食用。任何搞园艺的人多少都会认同这一点。农作物需要精心照料，而野草却说长就长，你没办法阻止它。在野外种植农作物，就好比把一条腊肠犬扔到塞伦盖蒂草原，存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过，反对转基因者的声音并不仅限于健康和环保领域——他们似乎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诋毁它的机会。

印度的农民自杀现象

由于种子价格居高不下，加之转基因棉花收成欠佳，据说在印度大约有27万名农民无奈选择了自我了断。环保主义者范达娜·希瓦、半岛电视台和电影《苦涩的种子》（Bitter Seeds）更是对此推波助澜。听上去这更像是凭空捏造的谣言。

事实上，印度首次引进转基因棉花是在2002年，而在此之前，该国农民的自杀率就已经呈上升趋势。转基因棉花被引进后，自杀率依旧居高不下，可见种植转基因棉花与农民自杀并无显著关联。实际上，种植转基因棉花反而使农户收入更高，也让印度棉花的综合产量有了大幅提高。

与自杀现象有关的因素包括商业策略过于冒进，天旱缺水导致疏于灌溉，以及政府补贴和贷款力度不足——总之和转基因棉花没什么关系。类似该纪录片的论调虽然明显有违事实，但却始终不见消亡。

种子的“终结者”

据说孟山都公司培育出了“终结者种子”，它们只能生长一季。随着该季作物的成熟，收获的种子却无法用来培育下一代。事实上，孟山都的确收购了一家公司，后者拥有该技术的专利。但孟山都却从未对此展开深入挖掘，也从未将技术出售给任何一方。孟山都公司承诺，它将永远不会放任这类种子流入市场。

每当有人发出此类奇谈怪论时，我都会感到诧异。有时候他们会将转基因作物视为危险物品，理由是它们的独特性状会打破大自然原有的生命和谐。“终结者种子”似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因为下一代种子已经丧失了繁殖能力。可笑的是，这项技术却被说成是一项贪婪的发明，目的是迫使人们不得不每年购买新的种子。这个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随后会予以说明。

留种的习俗

孟山都（“大农业”战略的代表）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当属强制农民每年都得重新购买种子。千百年来，农民都习惯于留下当年的种子，以待来年播种。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如今，通过对转基因技术的垄断，这些种子公司正在强迫农民每年向他们购买新的种子。

究竟是传统的留种收成更好，还是每年播新种效果更佳，这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列。我只能说，这个问题绝不是仅仅针对转基因作物而言的。如果能从更加全面的角度看待它，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

首先，市场上流通的许多种子都是杂交育种。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在转基因变种出现之前，美国95%的玉米来自杂交育种。小麦、大豆、高粱、棉花、花生以及其他许多农作物的情况也都类似。总的来说，杂交作物占了大多数。这一点极为关键，因为你不能将杂交作物的种子作为留种而继续种植。这是因为根据遗传学规律，杂交意味着它们的种子也“品种不纯”。因此，我们无法预测下一代会出现的各种显性及隐性遗传性状。

由此可见，如今绝大多数农作物都无法通过“留种后待来年播种”的方式进行种植。可我从未听说那些转基因的反对者会因为杂交作物迫使农民不得不年年采购新种，就对其破口大骂。杂交技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盛行，而且由于源自“天然”，因此不挨骂倒也可以理解。

哪怕不涉及杂交技术，也照样有许多农民宁愿每年购买新种，而不是留种。因为留种太耗费时间，而且性价比也不高。有些小农场还会保留这一传统，继续经营自己的招牌品种。显然，他们是不会向大公司购买转基因作物种子的。

至少在欧美地区，是否留种还是选择转基因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人口来说，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而且披露的有关信息也彼此矛盾。如果你真觉得这是个问题（重申一遍：总体而言，这和转基因本身无关，有关系的是那些规模庞大的种子公司），那么你应该呼吁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农业种植的管理，而不是对转基因作物一禁了之。

种子公司因基因污染起诉农民

其实这种事并没有发生，但实际上有机作物农户曾经起诉孟山都，目的是不让孟山都将来有机会因为基因污染起诉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农户连一条对方的确实罪状都举不出来，相反却证明了孟山都从未因此提出过此类诉讼，这实在是可笑之极。既然如此，又何出此言呢？

人们之所以认定孟山都会做此打算，是由于几桩诉案中，农民试图废止孟山都的某个特定转基因作物的专利（比如声称其适用于“专利权用尽原则”），从而产生了错误解读。每次都是农民故意从孟山都那里“顺”走种子，或者并不打算遵守专利和协议。这些并不是所谓偶然的基因污染案例，但是反对转基因的活跃分子却对其改头换面，仿佛这便是真相。

孟山都和“橙剂”

为了证明孟山都“别有用心”，有些人还翻出了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美国政府研制“橙剂”的老账。此话不假，但谁会在乎它呢？和其他公司一样，孟山都当时获得了一份生产化学制品的政府订单。这件事和转基因技术根本八竿子打不着，完全是“井中投毒”式的卑劣伎俩。

索取专利权

既然无法证明转基因技术可能导致的任何风险或损害，部分反对者会转而主张：不得对任何生命主张专利。对生命体享有专利权是否合乎道德，运用该权利防止知识产权侵害究竟有哪些好处和风险，这些都还值得商榷。但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与转基因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无法构成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充分理由。

首先，并非所有的转基因产品都获得了专利。有些技术是公之于众的。反对转基因的浪潮会使这些技术被市场接纳的成本非常之高，从而让发展开源的转基因技术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大多数获得专利权的种子并非转基因产品。杂交种子照样可以申请专利。在转基因技术出现前的数十年间，农民大多选择每年购买并种植获得专利技术的种子。待植株成熟后，其种子不得用于下一季的播种。然而，转基因技术诞生后，这突然成为一个问题，是否接受转基金技术与是否允许公司为它们的种子申请专利并不是一个问题。你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然后一棍子打死。

还需要注意的是，种子专利不可能永远有效——“抗农达”大豆专利就于2015年失效了。农民可以选择播种非专利种子，并且在收获时保留育种，以待来年继续种植（如果他们愿意这么做）。对农民来说，从杂交种子转向转基因种子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多可以反复种植的种子，虽然他们自己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实在是非常讽刺。

转基因研究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值得关注，但是抗议转基因技术的人却极少提及此事。猛烈的宣传攻势往往会掩盖真正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掌握话语权的种子公司能够决定由谁来对他们的种子展开独立研究，并且对有损公司声誉的研究结果格杀勿论。2009年，26名育种研究专家联合向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递交了匿名信，抗议大公司的无理行径。抗议的结果是，研究人员和种子公司共同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后者担忧自己的技术会遭到剽窃，而前者则主张拥有就技术安全性和环境影响开展独立研究的权利。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同意与许多大学开展研究合作。如今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未来发展：黄金大米只是个开始

在我看来，黄金大米就是一块转基因领域的“试金石”。我找不到任何可靠的理由反对它上市。黄金大米是一种植入了β-胡萝卜素基因的特殊品种。大米是许多国家人们的主食，而当地许多儿童会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导致失明或死亡。这是一个大问题，而黄金大米简直就是儿童天然的救星。

该技术已经开始进行实地效果测试，很快就可以造福人类。我个人认为，对转基因抱有敌意的人反对推广这种大米，是因为它标志着转基因食品的一次全面胜利，并让此前评头论足的人都闭上嘴巴（他们宣扬的是，只要是转基因食品就对人类有害。今天如此，未来也如此）。例如，“转基因观察”组织（GMWatch）就宣称，针对黄金大米的科学测试远称不上充分。不过他们忽略了，早在2012年就有人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报告最近还有更新，以反映当前数据），其结论是，在儿童体内，黄金大米中的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A的转化率与食用油中的纯胡萝卜素相同。据估计，一碗黄金大米就能提供人体日常所需维生素A总量的60%（尽管被无端指责为不顾伦理，使后来研究人员被迫撤回该结论，但其方法的科学性和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转基因观察”组织和其他反对者都声称，他们有比这种所谓“高科技”食品更好的解决方案，包括生产强化食品和维生素添加剂，种植富含维生素A的胡萝卜和其他蔬菜等。这种论调既含有“涅槃谬误”（Nirvana fallacy）的逻辑问题，而且选择这种解决方案也难说是正确的。他们提出来的种种替代转基因的方案本身就在落实中。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距离彻底解决维生素A缺乏的问题还很远。许多人都希望黄金大米能够作为这些方案的有益补充（而非替代方案）。事实上，绿色和平组织加拿大分部的前主席帕特里克·摩尔也曾经批评他自己的组织，认为反对推广黄金大米种植技术是不应该的。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前景远不止这些。让食物内蕴藏的营养变得更丰富是其中的一项优势，而另一个显著的优势就是固氮作用。部分植物会利用细菌将大气中的氮“固化”，而剩下的植物种类（包括人体卡路里的主要来源谷物类）需要从土壤中获得氮——这意味着要拼命施肥。这样做对自然环境影响很大，成本也太高。它也成为限制“大农业”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之一。试想，如果玉米和小麦都能够从大气中固氮，那将会如何？传统种植业恐怕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依靠转基因技术才能解决。

转基因技术的另一个具有光明前途的应用是增强植物的光合作用。不同种类植物的光合效能是不一样的。假如我们可以令主要作物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光能，这将显著提高作物的产量（预计增长20%）。其他增加产量的转基因技术包括提高抗旱性、抗病原性以及耐寒性。

说到底，转基因生物技术既非万试万灵的药方，也绝非人类生存的威胁。“基因矫正”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技术，但它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其实完全取决于其应用方式。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把转基因看成一个整体，因为每个单独的转基因物种都应该单独评估其风险和收益。

和所有高科技一样，怎么利用它才是关键问题。如何既能持续为整个星球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安全的口粮，又不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这是人类文明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果解决方案过于简单（比如直接购买某个公司的产品），那么对于这类公司的花言巧语，我们就应该多留个心眼，不可一概全盘接受。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恐惧或者听信谗言，就将所有技术都拒之门外。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样的讨论无疑是有益的——我们将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复杂性搞得越清楚，就越能够很好地利用它，靠它来解决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放弃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完全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人为制造对“科学怪食”的恐慌。我们也必须看清真正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它等同为邪恶之物。

不过，我的任务还不算完成。一旦我确信已经对此足够了解，我就开始与其他科学怀疑论者分享、探讨这一话题。我和他们讨论转基因问题时，所受到的质疑要远多于讨论其他话题的时候。毫无疑问，关于转基因我们很多人都是坐井观天。

哪怕我敢说自己精通这个话题，我也必须找个合适的沟通方式，能够让广大群众听得明白。这个话题很容易引发听众的对立情绪，进而对你的说法不屑一顾。任何人只要胆敢对反对转基因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指出其错误所在，就会立刻被人当成是坑蒙拐骗之徒。

不过，我明显感到近年来情况在变化，至少在怀疑论者和科学爱好者当中是这样。要想真正扭转公众的想法，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奉行环保主义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1979年成立，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它提倡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解决办法，旨在保护物种多样性，避免人类对陆地、海洋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反对人类使用核武器，争取实现一个更为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译者注

又名“基因沉寂”“基因沉默”（gene silencing），是真核生物体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可以用来调节生物体中基因时间和空间上的表达，是生物体在基因调控水平上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外源DNA侵入、病毒侵染，以及DNA转座、重排中具有普遍性。——译者注

通常我们所说的“转基因”严格来说应该翻译为“基因修饰”，而transgenic才是所谓转基因。为了不和习惯说法混淆，此处把transgenic根据其内在含义译为“跨（物种）基因”。——译者注

英国作家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了小说《科学怪人》（Frankenstein），该小说讲述了科学狂人弗兰肯斯坦用人类的各个部位拼凑成了一个人形“怪物”，并使他获得生命的故事。因此，西方将打着科学名义进行疯狂实验的人称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人。当代基因技术进行的食品改造也被许多人视为疯狂的举动，故有此一说。——译者注

系统评价是根据预定的系统目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从技术、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对系统设计的各种方案进行评审和选择，以确定最优、次优或满意的系统方案。——译者注

报废率指家畜家禽在屠宰后，其肉质被发现含有肿瘤、溃疡等病变，导致肉质不符合检疫标准的比例。——译者注

2012年9月，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农达杀虫剂及耐农达转基因玉米的长期毒性研究的文章，声称在老鼠实验中，转基因玉米NK603会诱发肿瘤。不久这篇研究就被杂志撤回，但还是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转基因技术安全性的论战。为了平息争论，欧盟决定耗巨资支持3个科研项目，用来证实塞拉利尼的结论是否正确。已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实验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在动物实验中并没有引发任何负面效应，也没有发现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风险。——译者注

土壤耕作是根据植物对土壤的要求和土壤特性，采用机械或者非机械方法，改良土壤耕层结构，以达到提高土地肥力、消灭病虫杂草的目的。——译者注

塞伦盖蒂草原是非洲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在塞伦盖蒂草原上发生的一年一度的动物大迁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自然景观。围绕大迁徙的队伍还有无数凶猛的食肉动物在一边虎视眈眈。——译者注

半岛电视台是一家立足阿拉伯、面向全球的国际性媒体，其总部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译者注

“大农业”又名现代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大农业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的社会化农业。它将农业从单纯的种植学科，转向集植物学、动物学、遗产学、物理学、生物化学等多种学科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管理实践。——译者注

专利权用尽（patent exhaustion）是指专利权人自己或者许可他人制造的专利产品（包括依据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被合法地投放市场后，任何人对该产品进行销售或使用，不再需要得到专利权人的许可或者授权，并且不构成侵权。——译者注

“橙剂”是一种在越战中被美军广为使用的高效落叶剂。为了让越共无法隐身于山林之中，美军用飞机向越南丛林中喷洒了7 600万升落叶剂，因其封装在画有橙色条纹的容器中，故名“橙剂”。越战结束后，联合国大会专门通过了《禁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从此，使用橙剂消灭游击队员藏身之处的方法退出了历史舞台。——译者注

黄金大米是美国先正达公司（Syngenta）的科学家通过转基因技术研制出的一种色泽金黄的大米，富含维生素A和胡萝卜素，其营养程度超过普通大米。但是，也有质疑者认为其严重危害了生态环境和粮食安全。——译者注

根据特殊需要（比如添加某种人体缺乏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并且按照科学的配方，把缺乏的营养素加到某类食品中，以提高其营养价值。这种加工过的食品被称为强化食品。——译者注

宣称某个方案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此还不如不做。这种逻辑演绎方式称为涅槃谬误。——译者注

固氮作用是指分子态氮被还原成氨和其他含氮化合物的过程。自然界氮的固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生物固氮，即通过闪电、高温放电等固氮，但是形成的氮化物量极少；二是生物固氮，即通过固氮微生物的作用，将分子态氮还原为氨。——译者注

第40章 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动机性推理

第40章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动机性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