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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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部分：科学与伪科学
引申话题：认识论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代表一种哲学观念。它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文化叙事，因此科学与真相之间未必存在某种特别的或者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紧密的联系。
科学的历史，就像人类所有思想的历史一样，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梦想、偏执和错误。但是，科学也是极少数（也可能是唯一一项）其错误能系统地批判，并经常及时得到纠正的人类活动。
——卡尔·波普尔
下文是某篇发表于2006年的论文，它对“循证医学”观点提出了批评。其摘要是这样开头的：
有鉴于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及加塔利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向读者展示：就科学知识而言，健康科学领域的循证法应用是一种绝对排他的思想，同时是一种危险的标准化。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推广循证法已经成为当代科学领域中流行“微型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
作者认为，以科学方法为基础来判定哪些治疗方式安全有效，等同于法西斯独裁。因为这种做法不给“其他可能的方式”以尝试机会，也否认了非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在他看来，科学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
以上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如何看待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得把任何思想和观点都看作人类思维的主观表述——它就是一种基于文化和认知偏见的叙事，和真理没有什么特别关联。当谈到科学时，后现代主义矢口否认方法论的作用，并将科学研究贬低为文化叙事现象。
力挺科学的哲学家早已发现上述推论的漏洞（套用哲学的话来说，后现代主义将发现的语境与证明的语境混为一谈），但看来只有人文亚文化的学者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其他原因，将自己不喜欢的科学发现斥为社会建构都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行为。假如对科学持否定态度，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万不得已的酸葡萄心理的产物——“好吧，不管什么科学，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再随便扯上几句法西斯独裁和对别派的压制，你就能把它包装成一种出于社会责任感的姿态。
托马斯·库恩
托马斯·库恩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1962年，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并在书中正式向人们介绍了他发明的“范式”（paradigm）一词。
库恩的基本观点是：科学上的新发现并非源于严格实践方法论后的成果，而是社会学家和科研人员辛勤工作时无意中取得的附加成果。在科学发展的“正常”阶段，科学家会孜孜不倦地工作，以求对现有理论做出一点改进。他们其实都是在某种理论框架下开展研究的——这种理论框架就是库恩所称的“范式”。
库恩常常提到的案例就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他认为在学说的创立之初，这两人的“范式”都没什么问题。只是主要因为文化方面的原因，并且哥白尼再三向人们保证，他的理论能够产生一个更加优雅的天体系统，“范式”的转变才从托勒密转向了后者。
科学的“范式”在一段时间内都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也可能因为某个稀奇古怪的原因，老的“范式”会突然更新。核心问题在于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我们只能在遵从“范式”的框架下对证据、观点进行评价，而不能在两个不同的“范式”间评价它们。由此产生的关键问题是，“范式”是否在客观上有好坏之分，并因此推动科学的真正进步？科学进步都是主观的产物吗？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答案是肯定的。
有趣的是，就连库恩本人也不相信科学是百分之百主观的产物。他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即他自己显然不是一个“库恩主义者”。他的观点范围相对更为狭窄，主张“范式”的转变主要是因为某些意想不到的社会原因。
人们对库恩式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批判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命题。你根本无法将科技进步严格区分为不是“范式”框架内渐进式的正常演变，就是“范式”戏剧性的突然变化。事实上，科学是以连续统一的方式逐渐进化的。科学发现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某些发现会更具颠覆性，你无法笼统将其归为以上两种演变类型。
第二类批判更具有杀伤性。批评家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科学发展史的解释混淆了发现的语境与证明的语境。新的科学思路是如何提出来的，这一点无关紧要。科学家可以从科幻小说、流行文化或者吸毒后的幻觉中寻找灵感。总之，任何途径都无所谓。如何让这些新的想法接受检验（即后续验证），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哥白尼的理论因为更加接近事实真相，所以时至今日依然成立，而托勒密却成了明日黄花。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并采用了一套复杂的本轮（行星围绕着较小的圆形轨道自转）体系来解释他所观测到的行星运动轨迹。哥白尼则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星系模型，将太阳置于宇宙中心。但是由于当时的观测条件比较简陋，即便哥白尼的模型看上去更像那么回事，它一开始也并不比托勒密的模型更加符合观测数据。真正起作用的，是两个模型的预言是否符合后来人更加精确而全面的观测。我们之所以接受了日心说，是因为它非常契合高精度的观测数据。假如预言与观测不符，我们就不得不对其进行修正，或者干脆用别的理论来替代它。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随着科学不断进步，理论也在不断完善。通常这种进步不会过于明显，而是循序渐进。科学的发展并非依靠某个新理论彻底把旧理论取而代之。只有当我们的观点从蒙昧转变为科学时，才会产生与以往迥异的理论升级。一旦某个科学理论得到确证，它在未来只会更加完善，而不会被彻底取代。
哥白尼的这套系统将行星轨道看作正圆形。但是，它已经不够符合随后越来越精确化的观测数据。于是开普勒横空出世，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其中之一就是：行星轨道是椭圆形的，并围绕着太阳旋转。开普勒的模型与当时的天文观测数据极为吻合。可是，人们在精确观察了水星的运行轨道后，又发现其与开普勒模型无法完全契合。要解释这样的天文异常现象，就要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关于科学在客观上的进步，我最喜欢举的例子之一（此处借用了艾萨克·阿西莫夫的观点）就是我们对于地球形状的认识。古希腊人认为他们脚下的星球是一个球体，而后人更加精确的观测修正了古希腊人的理论——地球其实在赤道的地方略微有点凸起，因此其形状更加接近一个“扁球体”。而随后更加精准的卫星数据显示，地球的南半球比北半球要略微大一点点。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球布满了山川和峡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地球真正形状的了解会越来越准确。
但是，这些精确的细节信息并不会影响人们对地球形状的基本判断，即大致上它是个球形。客观上，它就是这个形状。这个“范式”永远不会变，永远不会诞生把地球描绘成立方体的模型。
任何科学学科都不是“独立王国”，而是试图解释一切真相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什么学科，其实都是在探索同一个世界的真实，因此它们必须互相达成一致。这就是爱德华·威尔逊在其同名书中提出的所谓“融会贯通”。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模型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还符合对宇宙其他方面的观测（例如引力）。万有引力能够很好地解释行星的运动方式。在托勒密的本轮理论中，缺乏让行星运动的外力。
上述科学发现并非我们灌输给彼此的文化故事。科学是一种方法论，任何想法都必须经得起检验。不过事实上，我们会不时碰到后现代主义者的干扰——他们试图推翻那些来之不易的科学结论。在我看来，一旦有人在证据和逻辑上满盘皆输，他们会干脆把棋盘扫于桌下，然后说这些都不重要，这可能是最容易的翻盘之举。
科学是人类努力奋进（同时也是文化上的）的成果，这一点毫无疑问。从这个角度来说，某些相对较为理性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尚有其可取之处。普遍存在的文化预设及规范可能会左右科学体系的建设。例如，过去某些学科存在种族上的偏见，于是人们就借此公然为种族歧视摇旗呐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就无法（或并未）以客观的心态向前发展。科学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省”的过程，科学方法也都是用来检验针对客观事实的观点。因此，文化偏见会最终从科学观点中消失。
有些治疗手段确实行之有效，而有些客观上没什么作用。两者的差异到底在哪儿，最终还得让科学说了算。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简称EBM）意为“遵循证据的医学”，又称实证医学。其核心思想是，做出医疗决策（即病人的处理、治疗指南和医疗政策的制定等）需要以现有最佳的临床研究条件为基础，同时也需要重视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译者注
艾萨克·阿西莫夫，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科普作家，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著述近500本，题材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