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确认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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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部分：元认知

引申话题：选择性思维

人们往往会寻求新的信息（或对此加以诠释），并将其作为证据以支持此前形成的观点或理念，即使这种诠释在统计学上漏洞百出。这种现象称为“确认性偏差”。如果一位运动员因为相信穿特别的袜子会给他带来好运，于是在每场比赛中都穿着这双袜子，那么他可能会记得他穿着这双袜子赢得了哪些比赛，但忘记穿了其他袜子而赢了哪些比赛，或者忘记同样穿了这双特别的袜子却输了哪些比赛。

自从得知有“确认性偏差”这回事，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它的踪迹。

——乔恩·龙森

我们一向非常乐于听到节目听众的反馈意见。几年前，《怀疑论者的宇宙指南》播客节目的某位听众给我们写了封电子邮件，向我们抱怨当时播出的一个名为“本周逸闻”的专栏。在部分涉及女权主义的话题中，专栏的内容明显偏向女性。他说的有鼻子有眼，挺像那么回事，因此我很快将节目的一百来段小样都梳理了一遍。我发现，整个节目只有15%的时间在介绍某位女性，有45%的时间在讨论某位男性，而剩下40%的时间则没有涉及任何个人话题。我向那位指出问题的听众表示感谢，并承诺今后将安排更多时间用于介绍女性科学家和科学怀疑论者。

为什么这位听众的感受与事实统计如此不符呢？难道靠计数就能解决某些问题吗？答案就是，因为存在确认性偏差。

所有认识偏差现象中，确认性偏差也许是最有影响力，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所以才在本章中单独讨论）。彻底理解这一现象很重要。确认性偏差凌驾于所有认识偏差之上，它是“偏差市”的市长，“偏差号”星际战舰的船长，也是“原力”之中支持偏差一方的西斯尊主。

确认性偏差让人们格外注意、接受并记住那些能够对现存理念加以证实的信息，并且有意忽略、曲解、辩护或干脆遗忘那些与现存信息相抵触的信息。这一思维过程是大脑中无意识产生的，其目的就是给我们造成强烈的错觉：我们的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

为了理解我们所接触的所有信息，我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好比是框架、描述或模型。对我们来说，拥有一套能对需处理的信息进行组织和解读的系统会很有帮助，甚至很有必要，但是往往到最后我们都无法控制它。我们依靠语言来了解外部世界，但它们并非简单的信息拼盘。为了呈现所需要的内容，所有出现的信息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别误会，我不是说我们会故意歪曲事实或篡改历史。确认性偏差往往细致入微，不太引人注意，也正因为如此，其危害也就格外大。我们此前讨论过“动机性推理”（详见第9章），其更多的是一种有意识的思维过程，目的是恪守我们所珍视的信念。确认性偏差则是一种无意识的思维。这种错误思维往往发生在潜意识当中，并会干扰我们的理性思考。它就在我们的体内，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

想象一下：户外的树叶开始变颜色，你开始脱下T恤穿上了毛衣，单位里不时传来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啊，流感季节到了！是时候赶紧去一趟药店，注射当季的流感疫苗了。不过，因为打过疫苗后第二天会感觉很不舒服，几年前你就不再接种流感疫苗了——接种后你感觉喉咙发涩，鼻塞，并且连续两三天都关节发疼。于是你得出结论，注射流感疫苗只会让你活受罪，因此根本不值得去挨上一针。一旦你这么想，你就会靠它来“屏蔽”对外界的一些看法。

后来你的母亲告诉你，她表妹的丈夫在注射流感疫苗后发起了高烧，于是不得不向单位告假。你之所以会记得你母亲的话（甚至会和实际情况略有出入——他不是还发了疹子吗），是因为它证实了你的观点。你从新闻报道中得知，该疫苗并不能消灭当年暴发的流感病毒，因此谈不上很有效——这已经很好了。到了第二年，那年的流感疫苗在对付病毒时特别管用。不过你并不在意，或者觉得这只是特例。你到外面跟几个朋友聚餐，席间你们谈到了流感季节问题。有人说他们一直坚持接种疫苗，所以才几乎从不得流感；也有人说就算接种了疫苗他们也照样会得流感，甚至疫苗对他们还有副作用。猜猜看，你会对谁的观点记得更牢？

依赖于主观感受是靠不住的，而且你头脑中的旧观念反而会左右你的感受。要想得知流感疫苗是否真的有效，你得看客观数据。每年仅有0.0001%的被接种者会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相当于每注射100万支疫苗，只有一个人有反应）。再说，我们也无法得知在疫苗效力达到其峰值前，有多少人已经得了流感。流感的潜伏期最多不过4天，而疫苗却往往要在注射两个星期之后才会充分起效。

基于你自己的二度和三度人脉，你会拥有一张广泛的人际网络。在这张关系网中（你的人脉恐怕比你想象的还要广），也许有人会对疫苗产生不良反应，或者虽然注射了疫苗，但在抗体产生之前就得了流感。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注射了疫苗，并且因为疫苗的有效保护而免于染上流感。仅在美国一地，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显示，2005—2014年就有超过4万人通过疫苗挽回了生命。统计学上的庞大数字会让你相信疫苗确实是有用的，而仅仅凭借自身肤浅的生活经验，却无法让你做出这样的判断。

我要举的另一个例子来自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一位丈夫相信他每次如厕时都会放下马桶的盖板，但和他共用卫生间的妻子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数据来源其实是一致的，可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为什么？其实，丈夫所记得的都是他放下盖板的时候，而妻子却总是记得他忘了放下盖板的时候。当丈夫忘了放下盖板时，他就不会关注到这一事实（这才是真正的所谓“忘记”）。而当丈夫放下盖板时，他的妻子却对此视而不见。对她来说，根本就别指望丈夫会记得放下盖板。

心理学家称之为“好的就记得，坏的就忘记”。通灵者会抛出各种各样的言论，而他的信徒往往只会记得那些具有准确含义的话。

确认性偏差在日常生活中更加不易察觉。据说蓝眼睛的人举止相对更加粗鲁，于是每当有人对你动粗时，你都想看看他的眼睛是不是蓝色的。如果真的是蓝色，那么这一说法就得到了证实。作为事实佐证，你也会将其牢牢记住。如果不是蓝色，你就会把它当成特例而直接无视，并很快忘记这次遭遇。很多偏执行为就在这个过程反复中形成并保留下来。

特例也许意味着某个结论。但是，只有数据才能够和实例一样支持你的观点，而不是什么特例。我们的潜意识往往会将确认性的事实当作数据，而将非确认性的事实当作特例。我们甚至会专门编造一个理由：“棕色眼睛的人不会那么没礼貌”，或者“他们只是被激怒了，任何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这么做”。部分信息以合理化的名义剔除了，最终我们也彻底将其遗忘。不过，所谓“蓝眼睛的人举止粗鲁”的说法却一直会保留下来，并让你对此坚信不疑。

当我还在急诊室实习时，有一天晚上工作特别多。一位护士注意到急诊室很忙乱，于是她说道：“今晚这儿简直像个动物园。外面的月亮是不是特别圆啊？”事实并非如此，天上挂的并非圆月。她只好无奈地耸耸肩，继续干她的活儿。对她来说，这是个无聊的、令人失望的插曲。但是如果当时看到的是一轮圆月，那将会极大地鼓励她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月相最完整的时候，急诊室会比平常更加忙碌。

显而易见，确认性偏差具有强大的心理效应。它让我们自信满满地认为，我们的判断都基于事实依据。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在表达观点时反而在“创造”这些依据。我们原本坚信不疑的观点，到头来很可能错得离谱。

确认性偏差也会与其他的认知偏差混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这个世界产生的信息量浩如烟海。每天我们都在接触数不清的事、人和数据。我们的大脑其实很擅长对数据进行筛查，并创造出有意义的数据模型。当我们看到一个模型后，我们会想：“没这么巧吧？不会凑巧这样，所以它能证明我的观点没错。”当然，基于概率，你几乎肯定会遇到某些能证实你信念的证据。从这个角度而言，不仅是确认性偏差，数据挖掘和模式识别也是用数据来构建模型的。

另一个会对确认性偏差造成影响的因素是“开放式标准”的应用，比如特设分析（ad hoc analysis）和事后分析（post hoc analysis）。当我们接触某一项信息后，如果确定它能够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们会将其作为实证补充进原先的观点。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主观验证”——用主观的标准去验证原观点。

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种偏差叫作“期望偏差”（desirability bias）。假如有信息能够证明我们希望能予以证实的观点，我们便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哪怕对此还不太确信。就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本·塔平及其搭档共同完成了一项研究。他们询问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哪位候选人，并看好哪位候选人能够当选。接着，研究人员向他们展示了最新的一份候选人民意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如果民调数据看好的候选人恰好是受访者希望当选的（而不是其看好的）那位，他们就会更容易接受这一民调数据。可见较之于确认人们的观点，确认其期望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项研究说明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复杂性，要想弄懂它并不容易。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就说清楚人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观点”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观点”有许多种。对于夹杂着个人情感和不带个人情感色彩的观点，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对于后者，一旦有新信息补充进来，我们会很乐意改变观点；然而对于前者，我们却很难轻易舍弃，即使面对非确认性信息也是如此（即逆火效应）。个人情感会让我们对部分事实应用动机性推理，而对其他事实却置若罔闻。

在上述民调研究中，有些人出于个人情感，会认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会获胜。还有少部分人认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可能会落败，但依然心有不甘。随着选情的变化，人们会更愿意相信他们支持的候选人最终能够成为胜者，而不会再有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也许会失败的观点。不过这个结论还是显得过于简单了。回想一下，唐纳德·特朗普曾声称有人操控选举。这样一来，某些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许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将获胜，因为大选被“操纵”了。但是当新一期民调显示，特朗普很可能是胜利的那一方时，这些人又马上转而认为即使有人在幕后操纵，特朗普还是能够赢得足够多的选票。

不过，假如证据足够充分，充分到连动机性推理都不再适用，人们还是有可能改变旧观点。我和很多否认全球变暖的人打过交道。即使向他们展示了地球正在变暖的有力证据，某些人还是坚定地否认这一事实，另外还有一部分人退而求其次，声称就算地球确实在变暖，我们也不清楚该现象是否源自人类活动。哪怕它确实是人类自身导致的，我们也不知道它所产生的后果到底是好是坏。即便我们了解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后果，我们也什么都做不了。

对于那些退而求其次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往往并非心甘情愿，所以确定性偏差对这些立场不会产生作用。反对者仍然乐于接受能够证明他们期望结论的证据。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迅速变卦，声称全球变暖根本就是个谎言。

我们可以把期望偏差和确认性偏差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不用分得太清楚。首先，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观点和期望交织的情况。其次，对于不同观点，当事人的情感投入程度和认同度都可能不同。最后，上述实验中人们被要求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这也有可能引发新的偏差，比如潜在的乐观或悲观主义偏差。

下面这番话来自一位临床医生。他参加了一个关于非对称性躯体障碍的医学论坛，对多发性硬化及慢性疲劳综合征等慢性病做了如下说明。看看你是否能迅速找出这段话中的确认性偏差。

究竟是否存在多发性硬化这样的慢性病，或者它是否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我个人非常怀疑。

我见过的所有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实际上都患的是颞下颌关节功能障碍。我非常怀疑自己还能不能碰上“真正的多发性硬化症患者”。

目前正在我这里接受治疗的所谓“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多达20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其实都患有暂时性的慢性脑脊髓静脉供血不足。他们在接受了颞下颌关节纠正后病情都有所好转，许多过去被认为与多发性硬化相关的症状也都消失了。

我认为，大多数多发性硬化病变其实是脑脊液渗入大脑基质后的结果——这并非神经组织损伤，否则该症状将会持续下去……

假如做一个病理切片实验，你一定会看到在感染病变组织的周围，其免疫系统更活跃了。因此，再坚持说它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无疑是愚蠢的。免疫系统需要外界帮助它变强——而不是削弱它的功能（药物就起这个作用）。

我欢迎任何人来挑战这个结论。

听上去非常自信吧？可惜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大放厥词的仁兄是一位牙科医生，他认为多发性硬化症和其他某些所谓的病症根本就不存在，其实就是下巴和牙齿有问题。但是，过去50年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多发性硬化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人体免疫系统侵害了自身组织，导致大脑和脊髓多发性硬化。公开发表的支持该结论的研究报告有上千份，各自都有独立的证据支持。这位批评者明显对免疫学和自体免疫一无所知。诸如活体组织检查或尸检所提供的一些证据被他故意无视。他声称在大脑多发性硬化病灶周围能看到伴有炎症现象，这并不能说明该病变源于自体免疫。实际上，这可能是免疫系统在病灶周围发挥正常功能。

当某个学科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而你又听到某人（像上述那位医生）就该领域发表质疑言论时，你应该先问问自己：这个领域都研究几十年了，难道还会忽略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吗？连你这样的门外汉都能想到的问题，那些投入毕生精力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怎么可能会放过它呢？被动免疫和自体免疫的区别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每当病理学家看到切片上显示的免疫反应时，都会鉴别这究竟是普通免疫反应，还是原发性的炎症病变。多发性硬化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有证据显示中枢神经系统会发生慢性免疫反应，病变组织有炎症迹象，而免疫抑制剂也的确有一定的作用。

这位批评者声称他从未遇过真正的多发性硬化症病人。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典型的大脑病变和炎症指标还不够吗？按照他的逻辑，如果所谓的多发性硬化症病人在接受颞下颌关节纠正后症状都有所好转，那么他们患的就不是多发性硬化症。他似乎对“安慰剂效应”能给人产生怎样的错觉还不甚了解。从开放式的角度来说，任何方案似乎都能包治百病——这就是确认性偏差造成的后果。只有专心致志地对治疗方案进行研究，去除所有偏差的影响，我们才能够真正获得关于治疗疗效的可靠信息。

那么有没有公开的研究报告支持这位批评者的说法呢？几乎没有——就算有也仅仅是几篇试验性质的报告（即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研究，未经盲法试验，没有对照的样本，其程序也不够严谨）。初级阶段研究跟确认性偏差几乎没什么两样：带有强烈主动性的认识偏差，并倾向于支持研究人员的假设。这种研究是未经证实的——也就是说，它们从来就不能看作真正的证据，只是为了引导后续研究而做的努力罢了。

此外，该批评者还不忘对多样性硬化明显病变的解释做一番大胆猜测。这其实是确认性偏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能予以解释，就应该相信该解释的正确性。本质上这就是一种“确认性”（占星术正是完全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往往低估自己在事后寻找合理解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人类的这种“天分”与自身所持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为事后找到任何理由。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有客观存在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一假设？在这个案例中，答案是否定的。

在启动确认性偏差的同时，我们也会有意识地寻找能够证实（而不是推翻）自己观点的证据。就算我们要测试某个说法或假设的可靠性，我们也会特意将测试方案设计成能够证实这一假设。如果我们认为古典音乐能够有助于植物的生长，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为周围的植物播放古典乐，并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同时你应该想到：“等等，我们还要一组无须播放音乐的植物作为实验对照。”接着就可以做一个基础对比，看看古典乐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采用对照实验组的想法并非源于直觉，而是科学思维的结果。

相对而言，“假发谬误”（toupee fallacy）就没有那么显眼了。有些人确信他们能够随时告诉你谁戴着假发（你也可以把假发替换成其他东西，比如谁做了隆胸手术，谁戴了隐形眼镜，谁在说谎，等等）。当有人确实戴着假发，并且被他们发现后，这一观点就算得到了证实。

但是这里面有个说不通的地方：这些人从理论上来说根本不知道哪些人戴着假发，也无法去证实。而且就算他们能认出哪些人戴着假发，他们也得上前一一询问（或者干脆扯下对方的头发），否则他们根本不清楚自己是否判断错误。除非能有一个全方位的自我检测，否则他们根本无法了解自己辨认假发的能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假设你观察到开跑车的人有更大的可能性会把猫当作宠物。为了证实你的猜想，你随机地向跑车车主提问，询问他们是否养宠物，包括养的是哪一类宠物。然后你再对养猫的跑车车主做一个统计。

你认为这样就是在验证你的假设，其实不是。这样做只是试图去证明你的假设。除此之外，你应该询问那些没有跑车的人，看看他们养的是什么宠物（如果养的话）。

确认性偏差的影响力在于：它始终不知疲倦地在后台运作，筛选过滤海量的信息，并最终让你坚定地误以为你的观点得到了证据的有力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说，你的大脑会对你进行心理操纵，说服你相信真相并非所呈现的那样，并使你产生错误的自信。一旦我们基于大量的确认性偏差而形成了某个观点，要想改变它会极其困难。放弃原来的观点意味着：你之所以坚持某个观点，只是因为接触了大量对其有利的证据，但事实上你大错特错。人类如此轻易地就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这的确令人不安——虽然让人惭愧，但要想真正掌握批判性思维，就要跨过这一关。

沃森选择任务

在了解批判性思维和伪科学的过程中，我们要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防止从自信迅速转变为自大。对认知偏差有所了解并不意味着就不会产生偏差，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别指望读过本书后，你就能奇迹般地避免犯错或者远离偏见。你也不能像维护权威真理一样维护你的观点。

我们在此讨论的元认知能力就是一种工具。在使用它时，我们需要格外谨慎，并不断地练习和思考。元认知思维能够帮助你尽可能减少逻辑错误和认知偏差，但不太可能让你彻底告别它们。

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任务。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它意味着仅仅对元认知有所了解，并不足以让我们避免犯下思维方向的错误。

现在你面前的桌子上摆着4张卡片，每张卡片都是一面写着字母，另一面写着数字。我现在有一个假设——如果卡片上写的是个元音字母，那么它的反面一定写的是个偶数。现在这4张卡片朝上的花色分别是A、7、D和4。

问题来了：应该翻看哪张牌，才能证实我的假设是对的？现在你自己试试看吧，别急着看后面的答案。

这其实是沃森于1966年做的一个心理学实验。最初的实验结果显示，仅有10%的受试者得出了正确答案（也就是说，他们翻开了所有必须要翻看的牌，而无须翻开的牌则没有动）。随后的重复性试验也得到了类似结果。

正确答案是，你必须翻看写有A和7的两张牌，而不用翻看D和4。原因在于这两张牌能够推翻这一假设。如果A的反面不是偶数，或者7的反面是个元音字母，那么这个猜想就被证伪了。而写有D和4的两张牌与本猜想无关，因为它们另一面的内容无法证明或推翻我的猜想。大多数人都会翻开4这张牌，想知道它的反面是否写着元音字母。这样做还是无法证明假设是正确的，甚至也不能推翻它（因为规则允许卡片一面写着偶数，一面写着辅音字母）。人们直觉上总是希望找到的证据能证明这一假设，而不是推翻该假设。

“沃森选择任务”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人们的选择结果会随着情景而发生变化。比如，卡片的一面写的是年龄，另一面是饮酒种类，人们可以很顺利地证明未成年与饮酒是否存在关联。我们的直觉显然更愿意与社会性的实际话题挂钩，而不是抽象的内容。

这个实验教会我们的核心理念是，要想证明一个猜想，请先从反面入手看看能否推翻它。别总想着寻找能够支持它的证据。

西斯尊主出自《星球大战》系列影视作品，是西斯的一个头衔，西斯尊主吸取原力的黑暗面，用它来获得力量。——译者注

一种社交理论。每需要通过一个熟人去认识另一个人，就算增加了一度人脉。按照现有理论，人们认识世界上每一个人最多需要六个维度（六度人脉关系）。——译者注

自体免疫性疾病指机体对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而导致自身组织损害而引起的疾病，常见于中老年患者。——译者注

第12章 确认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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